第十四章
第二天下午，约二点钟时，叶莲娜站在花园里的一只小牲口棚前面，棚里养着她的两只小看家狗(它们是被人遗弃的，一个园丁在篱笆下面找到了它们，就把它们送给小姐，因为洗衣女工们曾对他说过，小姐很爱怜所有的野兽和家畜。他的算盘没有打错：叶莲娜给了他一枚25戈比的硬币)。她朝小牲口棚里看了看，确信小狗都活着，并且很健康，人家还给它们铺了新干草；然后她转了个身，并差一点儿惊叫起来：英萨罗夫，独自一人，正沿着林萨道直朝她走来。
“您好。”他边说，边走到她跟前，并摘下便帽。她发觉，他在这三天里的确被晒得非常黑。“我本想同安德烈?彼特罗维奇一起到这儿来，可是他不知因什么事而耽搁了；我就没有他做伴独自来了。您家的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大家都在睡觉或散步，我就到这儿来了。”
“您好像是在道歉，”叶莲娜回答说，“毫无必要。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见到您……我们就坐在这张长凳上，坐在树阴下吧。”
她坐下了。英萨罗夫坐在她旁边。
“这几天您大概没在家里吧?”她开始问。
“对，”他回答说，“我出去过一趟……安德烈?彼特罗维奇对您说过吗?”
英萨罗夫看了她一眼，微微一笑，开始玩弄便帽。他边微笑，边迅速地眨巴着眼睛并朝前鼓起双唇，这使他具有一副十分和善的面相。
“安德烈?彼特罗维奇大概也对您说了，我是同一些……不体面的人一起走掉的。”他继续微笑着说。
叶莲娜有点发窘，但立刻就觉察到，对英萨罗夫必须永远说实话。
“对。”她毅然地说。
“您对我有些什么想法呢?”他突然问她。
叶莲娜举目望着他。
“我想……”她说道，“我想，您始终知道您是在干什么事的，您也不会干出任何坏事来的”。
“嗯，谢谢您说这话。您要知道，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他开始说，并有点信任地向她身边坐过去，“我们的人在这儿有个小团体；我们中间是有一些没念过多少书的人；但是大家对共同的事业都是绝对忠诚的。可惜，少不了会有纷争，可是大家都了解我，相信我；于是叫我去判明一场纷争。我就去了。”
“离这儿远吗?”
“我到六十俄里（1俄里合1．06公里。——译者注）外的特罗伊茨克的城郊去了一趟。那儿的修道院附近也有我们的人。至少我没有白忙一场：把问题解决了。”
“您也感到很棘手吗?”
“很棘手。有个人一直固执己见。他不肯把钱交出来”。
“怎么啦?是为钱而纷争的吗?”
“对；钱数也不大。您认为是什么事呢?”
“您就是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到六十俄里开外的地方去一趟的吗?为此而损失三天时间吧?”
“事情牵连到自己的同胞时，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那就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了。这时候，置之不理就是罪过。瞧您，我发现，您甚至不会拒绝帮助小狗的，凭这一点，我就要夸奖您。我损失一点时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后我补得回来的。我们的时间并不属于我们。”
“那属于谁呢?”
“属于所有需要我们的人。我冒昧地把这一切都讲给您听，是因为我很重视您的意见。我想象得到，安德烈?彼特罗维奇的话使您感到多么吃惊！”
“您很重视我的意见，”叶莲娜小声说，“为什么?”
英萨罗夫又微微一笑。
“因为您是一位好小姐，而不是一个贵族小姐……就是这一点。”
“德米特里?尼卡诺罗维奇，”叶莲娜说，“您知道吗，您是第一次对我这样坦率?”
“怎么会这样呢?我以为我一直是想到什么就对您说什么的。”
“不，这是第一次，我对此感到很高兴，我也要坦诚待您。可以吗?”
英萨罗夫笑了起来，并说：
“可以。”
“警告您，我这个人非常好奇。”
“没关系，请说吧。”
“安德烈?彼特罗维奇对我讲过许多有关您的生平和您的青年时代的情况。我知道一件事，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知道您后来到自己的祖国去过一趟……假如您觉得我的问题提得不妥当，您就看在上帝的面上，千万别回答我，但是有一个想法使我感到苦恼不堪……请说说，您没有遇到那个人……”
叶莲娜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了。她对自己的大胆行为感到既羞愧又害怕得很。英萨罗夫稍稍眯起眼睛，边用手指头抚摸下巴，边凝视着她。
“叶莲娜?尼古拉耶夫娜，”他终于开始说了，但说话的声音要比平时轻，这情况几乎使叶莲娜感到了恐慌，“我明白您 现在提到的是哪个人。没有，我没有遇到他，真是谢天谢地！我没有去找他。我之所以没有去找他，并不是因为我不认为自己有权杀死他，——我会十分冷静地杀死他的，——而是因为当谈及一个民族的共同复仇……不，这个词不合适……当谈及一个民族的解放的时候，就顾不上报私仇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到时候那件事也不会落空的……那件事也不会落空的，”他重复了一遍，并摇了摇头。
叶莲娜从一旁朝他看了看。
“您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她怯生生地问。
“这一点现在还不知道，”他回答说，“要等我们中间的某个人为祖国而死去的时候，才可以说他是热爱祖国的。”
“那么，假如人家使您无法回到保加利亚去，”叶莲娜继续问，“您待在俄国会感到非常痛苦吗?”
英萨罗夫低下了头。
“我觉得我会受不了的。”他说。
“请说说，”叶莲娜又开口问，“保加利亚语难学吗?”
“一点也不难。俄国人不懂保加利亚语是很惭愧的。俄国人应当懂得所有的斯拉夫语言。要我给您带几本保加利亚的书来吗?您会发现这件事很容易做到。我们有多么好听的民歌啊！不比塞尔维亚的民歌差。等一等，我这就把其中的一首歌翻译给您听。歌中说的是……您多少知道一点我国的历史吧?”
“不，我一点也不知道。”叶莲娜回答。
“等一等吧，我会给您带一本书来的。您至少会从其中了解到主要的史实。现在就请您听一首歌……不过，我最好还是把写好的译文拿给您看。我相信您定会喜爱上我们的：您喜爱所有的受欺压者。要是您知道我们的国土有多么富饶那就好了！然而它却在遭蹂躏，受折磨，”他接着说下去，手却情不自禁地舞动了起来，脸色也变得阴沉了，“我们的一切都被夺走了，一切：我们的教堂、我们的权利、我们的土地；可恶的土耳其人像对待牲畜似地驱赶我们，屠杀我们……”
“德米特里?尼卡诺罗维奇！”叶莲娜惊叫了一声。
他克制住自己。
“请原谅我。我无法冷静地谈论这件事。可是您刚才问过我，我爱不爱自己的祖国?人世间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可以爱的呢?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什么东西是不容置疑的，什么东西是信了上帝后仍然不能不相信的?还有当这个祖国需要你的时候……请注意：保加利亚的最后一个农夫、最后一个乞丐以及我——我们的愿望是相同的。我们都只有一个目的。您要明白：这一点会给人以多大的信心和毅力呀！”
英萨罗夫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谈起了保加利亚的情况。叶莲娜神情悲哀地牢牢盯着他看，并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等他谈完后，她又问他一遍：
“那么，您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留在俄国的吧?”
他走了，可她却久久地凝望着他的背影。对她来说，他在这一天变成了另一个人。她送走的已不是她两小时前所迎来的那个人。
从那天起，他开始走访得越来越勤，而别尔谢涅夫则走访得越来越少了。两个朋友中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情，他们俩都清楚地感觉得到这一奇怪的感情，但是却无法命名，而且都怕阐明它。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