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中国人为什么看不起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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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1)

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中国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显然,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原因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对于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协商中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务,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是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而中共也推行过农村的基层选举(不是指现在的村民自治)。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治的启蒙,甚至可能效果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意思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的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懂得选举与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当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之后,买票贿选的本事,中国人也学会了。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的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用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促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