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政治里的策略抉择——政治生活中的博弈 (3)
当然这只是一个模型，但我们经常会看到此类型的博弈案例。美苏争霸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骑虎难下的博弈。在冷战期间，美苏为争夺霸权拼命发展武器，无论是原子弹、氢弹等核武器的研制，还是如隐形战斗机这样的常规武器的研制，双方均不甘落后。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位时准备启动“星球大战”计划，此举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竞赛将进一步升级。美苏之间的武器竞赛就相当于拍卖中轮番出价，双方均不断出更高的价，如果一方没有出最高的价钱，退了下来，即没有继续竞赛下去，那么意味着它在军备上的投入没有效果，而对方将赢得整个局面。但如果继续竞赛下去，一旦支撑不住，损失也就越大。
1991年苏联的垮台在一定程度上是军备竞赛的结果。苏联将整个力量放在军备竞赛上，而民用建设无法跟上，国力不济，最终退下阵来。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其目的就是要拖垮苏联。
一旦进入骑虎难下的博弈，及早退出是明智之举，然而当局者往往做不到，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这种骑虎难下的博弈经常出现在国家之间，也出现在企业或组织之间，当然个人之间也经常碰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介入越南就是一个骑虎难下博弈。赌红了眼的赌徒输了钱还要继续赌下去以希望返本，也是骑虎难下博弈，其实，赌徒进入赌场开始赌博时，他已经进入了骑虎难下的状态，因为，赌场从概率上讲是肯定赢的。
博弈论专家将这里的骑虎难下博弈称为协和谬误。20世纪60年代，英国和法国政府联合投资开发大型超音速客机，即协和飞机。该种飞机机身大、设计豪华并且速度快。但是，英法政府发现：继续投资开发这样的机型，花费会急剧增加，但是这样的设计定位能否适应市场还不知道；而停止研制将使以前的投资付诸东流。随着研制工作的深入，他们更是无法作出停止研制工作的决定。协和飞机最终研制成功，但因飞机的缺陷(如油大、噪音大、污染严重等等)，它不适合市场，最终被市场淘汰，英法政府为此蒙受很大的损失。在这个研制过程中，如果英法政府能及早放弃飞机的开发工作，会使损失减少，但他们没能做到。
中美关系博弈的智慧
美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对世界的影响几乎超越以往所有霸权所能达到的程度。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在历经数千年世界领跑者的辉煌之后又开始了自己伟大的民族复兴。当今世界，中美关系更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个最古老的世界强国与一个最年轻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关系。4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启程访问美国。两个世界大国将再次实现跨越太平洋的世纪性握手。中美之间矛盾不断，磕磕碰碰，在历史上无数次的博弈中，双方关系终于走上了一条合作性的博弈之路，在新的时代，处理好中美之间的关系更是凸显了两国领导人的智慧。
当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可以用一句话总结：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简言之就是打不起，离不开。在安全领域，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将冲突肆意升级。美国也会认识到中国完成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决心和意志，对台湾问题的解决过多的阻挠，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拉拢和蚕食，从根本上来说，对美国并没有好处。
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经济全球化让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越走越近，相互依赖度超过以往所有历史时期。庞大的资本输出和经常项目逆差成就了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市场的地位。中国庞大的商品出口和高额外汇储备对美国金融资产的回购，为中国创造了就业，也支持了美国金融稳定乃至经济持续发展。这就是与核恐怖平衡相对应的金融平衡。
因此，中国不仅仅是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所说的“利益相关者”，它也是世界的重要参与者。中国与美国在诸多方面都有共同利益，并已经结成了庞大的利益共同体。然而，结成利益共同体并不意味着中美关系从此会一帆风顺。越是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产生的具体摩擦可能就越多，就越需要加强两国之间的国际协调。
中美两国正在进行一场旷世博弈。美国一向很重视自己的全球战略，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国家关系的谋略有深刻体会。战国时期，齐宣王就曾问孟子：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回答说：“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美国可能不是“仁者”，但中国肯定是“智者”。在中美的对抗性博弈中，几乎没有一方敢采取先动策略，两者只能是合作的博弈，也只有合作的双赢才最符合两国的利益。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一直是矛盾的，包括对台湾当年也是这样的，一方面支持对台售武，另一方面却是积极劝阻台湾与大陆停火，而现在美国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态度依然掩饰不住它们行为和思维上的矛盾之处，它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市场，一方面又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国际支持，一方面不断在人权问题上挑衅。美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这三个目标。美国在其主导的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要求实现商品要素自由流动，要求各国政府对跨国界经济交往基本上不加干预。然而，美国又实在无法绕开民族国家的独立性和国内大众政治。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表明，其政府已经不得不屈从于国会压力。这些矛盾之处，也许是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造成的，国会与政府互相扯皮，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总是处于矛盾状态。
实际上，当前全球经济和政治面临的很多问题，并不是问题有多么严重，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出了问题。美国单方面的给中国施加压力，把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指为中国的问题，无异于南辕北辙，舍本逐末。
因此，应当通过两国首脑之间的互访和中美之间更多的交流，明确双方在具体问题领域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要让美国人明白他们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安全领域当中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尽可能的化解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秩序的稳定。
无论是在贸易和金融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中美两国都有可能实现双赢。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是意识、思想和价值观，而利益可能还在其次。凯恩斯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最后的结束语说：“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中国人要特别了解美国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及这种思想和价值观下面隐藏的利益诉求，这样才能在两国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境况下，知己知彼、有所作为。
中日博弈的底线
中日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自从日本战败后，日本一直追随美国的外交战略，敌视中国，中日一直呈现经热政冷的局面，中日的外交是从民间开始的，从著名的日本政界人士浅昭稻次郎等访华后，由于民间的积极推动，日本才与中国逐渐的开展外交关系，但这也曾发生过很多的不愉快，中日政治层面的外交时而高潮时而低落，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造成的。中日之间的博弈总是受到第三方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一直依赖美国，另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做为亚洲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外交上也一直是其他国家极力争夺的对象。在中日关系里，采取什么策略要取决于国际形式和美国以及其他大国。
比如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本身迫于美国压力没有想和中国建交，可是尼克松却来了一手“越顶外交”也就是在日本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日本还在联合国上反对中国恢复席位的时候，美国已经和中国缓和关系了。于是日本便忙不迭的和中国和好，有了田中角荣的访华。紧接着苏联又开始干涉，在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上，日本迟迟不能落实。三木武夫内阁奉行与中国苏联的等距离外交。后来再获取美国同意后，日本才敢跟中国签订和平条约。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事件，总要受这受那的影响。但随着日本经济地位的不断提升，日本实力的不断增大，日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大。自己独立处理外交事物的自主性也越来越大，但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却由于靖国神社问题一直磕磕碰碰。
尤其是近来，中日双边关系寒意更浓：被视为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晋三表示，若将来成为首相也“考虑继续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而日本现前任首相小泉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攻击因他参拜靖国神社而拒绝与之对话的中韩领导人。其实，自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上台后，中日双边政治关系就不断刷新低点。目前，中日“政冷”已成共识。与“政冷”相左，中日双边经贸似乎热度不减：2005年中日贸易预计将超2000亿美元，将创下历史新高。
只是，“政冷”与“经热”并存还会持续多久？会否越过“政冷”加“经冷”的底线？显然，“经热”符合中日两国利益，“经冷”则对双方都不利。
中日双方正在这个底线上展开一场博弈：日方认为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甚于日本需要中国，因此在政治上屡屡越界伤害中国人民的同时，不太担心自身经济利益受损；中方则从改革开放大局和总体战略出发，致力于把“政冷”对“经热”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日“政冷”由来已久。日本首相小泉自2001年执政后，在包括历史问题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采取错误的态度和做法，如右翼教科书问题、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中国军事威胁论”等，不断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去年4月，针对日本“入常”和“右翼教科书”等问题，北京、上海、广州爆发大规模反日游行。去年12月，鉴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顽固态度，东亚峰会上中国拒绝安排中日领导人会晤。
不久前，日本《读卖新闻》和美国盖洛普公司联合进行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73％的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糟糕”，这一比例创历史新高。
两国双边关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互动的。中日“政冷”已成现实，下一步如何判断“政冷”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就成为解决中日政经关系问题的一个重要基础。
日本《朝日新闻》去年底曾刊文指出，小泉政府正在进行一种'对华游戏'，即政治上对华强硬，经济上又不担心失去自己的利益。该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小泉'对华游戏'的前提是，在经济上中国需要日本更甚于日本需要中国。
说到此处，有必要提及2004年在中国引起较大反响的一篇文章。日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太郎当年5月发表文章称，中国经济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由于中国在技术、关键设备等方面离不开日本，所以一旦美国切断'中国的对美消费品出口渠道'，'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就越来越依赖于日本，这也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中日'经冷'日本损失更大。笔者认为，此种观点经不住推敲。'退一步讲，即使从绝对量上看双方损失一样，但对各自影响差别很大。如同一个壮年汉子和小孩各吃对方一拳，谁会更疼？毕竟中日经济发展水平和总量差距较大。'
中日的关系在政经上系了个死结，该如何解开呢？解开中日关系的死结，更需要一种大智慧。
中日关系极为复杂，既有政治因素，又有经济因素；既有两国历史上的深厚渊源，又有近现代关系史上的痛苦伤疤；既有两国矛盾与利益的交织，更有美、欧、中、日多极力量的角逐。
'我们既要看到目前中日争吵的一面，也要看到我们长期积累的优势。如，中日建交以来民间在经济、文化等层面积极交往成果显著，在经济界、学界等大部分人主张对华友好。我们可以发挥这部分力量的积极性，尽量减少‘政冷’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而以‘经热’促进双边政治关系的好转。
对日关系应纳入中国长远发展战略中。'中日关系要服务于哪个目标？是为了中国实现本世纪中叶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还是为了解气而图一时之快？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不应轻易人为制造中日‘经冷’。不在主权领土问题上让步、不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不破坏中日经济合作关系，应对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底线。'
对于中国来说，打开中日政经关系这个‘结’，关键还在于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壮大自身实力。举个例子，现在中国GDP总量是日本的1/3，人均GDP更只有日本的1/40。我相信，等到中国GDP总量和日本差不多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肯定与现在不同；等到中日人均GDP相当时，这个变化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