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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历史的博弈现象解读——历史中的博弈 (4)

第二十一章历史的博弈现象解读——历史中的博弈 (4)

最终,赵匡胤黄袍加身,坐上了皇帝,在这场政变中,赵匡胤依靠着自己的实力,玩弄各种手腕,利用各种信息渠道,美化自己的篡政之举。在这场博弈中,与其说是赵匡胤博弈手段高明,还不如说是赵匡胤与那对可怜的孤儿寡母本身就是一场实力不对称的对局,在强者与弱者的正面交锋之下,毫无疑问,强者会胜利。

杯酒释兵权的设局之策

赵匡胤在通过“陈桥兵变”以后,创建了大宋王朝,登基帝位。他人生的一次惊天豪赌胜利了,但政局依然不稳,他需要高明的博弈之道来玩弄权术,巩固自己的新生政权,巧妙设局,一杯酒,一番话就把那些协助他登基帝位的能臣老匠全部解除兵权,消除了自己的隐患和担忧,史称“杯酒释兵权”。

因为在刚刚这个新的朝廷里,过去的那些个老臣,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没来得及选择就成了新天子的臣民,难免心中愤愤不平,甚至有反抗心理,保不准他们就会发难。而且在再想想那个时代,军阀混战,百年的时间竟然换了数十朝,怀有帝王野心的本来就大有人在,而周世宗去世后所出现的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无疑又刺激了这种野心。在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前,他们中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和赵匡胤差不了多少,只不过,他们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也没有这么大的威望罢了。赵匡胤的捷足先登,使他们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但他们却并没有失去信心,他们在守望着。

因为这些,赵匡胤把后周的元老重臣们全部都保留了下来,官位还是一样。并且在重大决策上征询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基本上消除了戒备、不安的心理,很快就成为新王朝的积极拥护者。

但是随着与后周旧臣矛盾的解决,宋太祖与拥立他当皇帝的新贵之间的矛盾,又显得是比较的突出了。作为一名军人,宋太祖亲自参加过拥立后周太祖郭威的行动,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又被废除而被别人拥立。现在,他的这些义兄弟们个个都身强体壮,手握重兵,且在军中有一定的威望,已经对他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他们一旦举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赵普说:“并不是忧虑他们本人会背叛您。在我看来,他们都不具备您这样的统御天下的才能。但万一他们手下的人要拥立他,也就由不得他了。”赵普把这个特殊的环境看得很是透彻。

961年七月的一天,宋太祖召来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设便宴招待他们。酒过三巡,太祖以亲切而忧虑的口气说:“没有你们的拥戴,我不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做皇帝也太难了,真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睡不安稳啊。”

石守信等忙问:“有什么难事,让您睡不安稳呢?”

宋太祖说:“这还不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

宋太祖话音刚落,石守信等就惊慌不已,赶紧站起来说:“陛下怎么说这样的话呢?现在天命已定,我们哪个还敢再有半点异心?”

宋太祖说:“那也未必。即使你们无异心,你们手下的人呢?一旦他们贪图富贵,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不想当皇帝怕也不行了。”

石守信等人一听此话,吓得不知所措,赶紧叩头,请宋太祖给他们指出一条路来。

宋太祖长叹一卢说道:“人生就像是白驹过隙,转眼即逝。那些追求大富大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些金钱,除了供自己吃喝玩乐外,也使子孙们过上好日子。我想你们也不会不这样想吧?既然这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回去当个地方官,买些好田地,给子孙们创立个永远的基业,自己还可以多置些歌儿舞女,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完一辈子呢?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上下相安,两无猜忌,不是更好吗?”

石守信等听后无言以对,只得叩头谢恩。第二天,石守信等功臣将领纷纷称病请罢兵权。宋太祖非常高兴,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当即宣布免去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罗彦环等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到外地当了个基本上是徒有虚名的节度使。

通过这次的“杯酒释兵权”的博弈,赵匡胤不但解除了身边掌握重兵禁军将领的军权,而且在解除了禁军将领军职的时候,还把一些重要的职务也就从此撤销了。比如在任命慕容延钊为节度使的时候,就乘机撤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在解除石守信等军职的时候,又撤销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分立”制度。这样一来就是使它们之间能够互相的牵制,而且他们都要直接的听命于皇帝。这样的话就限制了权力的过分集中,使那些武将们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力和机会做一些谋反的事情了,这样一来他又更好的巩固了自己的势力,而且还更好的实现了自己的利益。

建文帝做局祸起萧墙

在历史上的博弈中,不乏玩弄阴谋做局之人,除了上节所说的杯酒释兵权的博弈之局,各个朝代几乎都有人做局,有人陷局。但做局的博弈者自己也要十分精明,一旦做局不成功就可能全盘皆输,下场悲惨。一般来说,做局者是要去进攻别人,谋算对手的,做局也是一种对外扩张的行为。但是,有趣的是,那些失败的做局者导致失败的原因却往往是在内部,本来是设局让别人上套,没想到却由于自己考虑不周,导致自身身陷囹圄。

明代的一场夺权战争,就同时从正面和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在燕王朱棣起兵造反之际,朝廷上乱成一片。这时,大臣方孝孺向建文帝出主意,要反间燕王父子,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间计,能否见效呢?建文帝就是一个做局者,他要设计搞垮燕王。

于是,建文帝派使臣密至北平,赐燕世子朱高炽御笔亲诏,“会归朝廷,许以王燕”。朱高炽知道自己身边有耳目,自然马上派人捆绑了建文帝使臣,连同未启封的诏书送至朱棣营中。接着,这个使臣又被燕王买通,去给建文帝充当燕王的特务。反间计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朱棣防得好,四处安插耳目,不给部下私人空间。于是,建文帝的计策没有起到效果,如石沉大海。

但是,反过来的是,燕王朱棣却将计就计,迷惑建文帝,使建文帝疏于防范,买通了建文帝的内宫太监,在建文帝的宫禁之中制造了麻烦,造成萧墙之祸,而此时的建文帝尚且不知,蒙在鼓里。1401年,建文帝又募兵五十万,准备与燕王朱棣决战。这时候,燕王朱棣已经起兵三年了,虽然多次取胜,“但所得土地仅永平、大宁、保定,旋得旋弃,战死者甚众”。明军虽屡遭挫败,但“分布频盛,时时告捷”,又是得道多助的正规军,名正言顺,从整体形势讲朱棣并没有任何优势。如果战事一拖再拖,燕兵疲敝,人心离散,没准就会杀出几个军将剁砍朱棣父子人头以取富贵的事。但燕王此时在建文帝一方有一个耳目,就是那个建文帝派去燕王那里做特务的人,由于燕王极会用人,而且厚禄又给的丰富,所以那个特务又给燕王帮了不少忙,他利用燕王的钱买通了建文帝身边很多太监。

没想到,最最紧要的关头,建文帝宫内被燕王买通的太监帮了朱棣天大的忙。“帝御内臣甚严,皆怨望”。建文帝禀承皇祖朱元璋旨意,严防太监干政,只当他们是供洒扫的奴仆而已。同时,建文帝又严惩冒皇帝名义出外勒索的宦官头目,使得他们心中充满怨毒,由于有燕王买通的太监在宫里充当耳目,所以很多太监与燕王有了沟通的渠道,于是纷纷派人到朱棣处示好,告之“金陵空虚”,建议燕军“乘间疾进”。朱棣决计直趋金陵,准备与建文帝在临江决战,拼个鱼死网破。建文四年(1402)初,朱棣提兵出北平。燕军士气高昂,先在藁城破明兵,斩首四千,紧接着又破衡水、下东阿、陷沛县,并在邹县以十二骑大破明军运粮部队,兵锋直指徐州。徐州明兵破胆,龟缩城内不敢应战。燕军绕过徐州,径趋宿州。建文帝的萧墙内患奠定了败亡的基础。从此后,燕王一帆风顺,节节胜利,建文帝却处处落败,最终燕王赶跑了建文帝,夺取了明朝的大权。燕王朱棣的赌博也有很大的风险,如果不是建文帝内部自乱,也许燕王不会这么快取得胜利,但建文帝在极具兵力优势的情况下,却因为做局不利,导致燕王有个可乘之机。

我们分析这场博弈,会发觉在最关键的时刻,燕王的胜利却靠的是一群太监,而建文帝派去的策反人员不但没有执行到命令,反而被捕,接着反过来又来反间建文帝的内部,这就体现出做局者的智慧了,在这场博弈中,显然燕王的局设的更加巧妙,但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燕王在用人、治人上也的确高出建文帝许多,所以做局的博弈不但需要全盘考虑,更需要智者的眼光和谋略。

大太监刘谨的博弈生存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为春”,这实际上就表明了一个博弈的原理:谁先掌握了信息,谁就可能获得更多的优势。信息是知识.

在专制的封建王权制度下,皇帝是一座最大的信息宝库。谁能够尽早地从这位最高统治者手中获得信息,在官场权力的角逐中就会于优势地位。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宦官与朝臣的博弈,为什么熟读四书五经,精通权术谋略的朝臣屡屡败在出身低微宦官手中?为什么一字不识的太监也能掌握天下官员的生杀予夺大权,控制所有的政治、经济命脉?掌握了博弈的信息论,就不难解释这种现象。

明代自从永乐皇帝以后,宦官就登上了政治的舞台。在明武宗时.出了一位大太监刘谨。刘谨本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后来人宫侍侯刘姓宦官,于是跟着他姓。一次,刘谨犯法,按律应该处死,不料因祸得福被派去伺候太子。太子即位之后,原来在东宫伺候的太都“以旧恩得幸”,时称“八虎”,刘谨即为“八虎”之首。正德皇登基时不过十五岁,喜欢玩打仗的游戏。刘谨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毯”,“进鹰犬、歌舞、角觚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谨便日渐信任。

刘谨以权力和财富而记录史册。夏燮的《明通鉴》记载刘谨的财富:“金银累数百万。”清代赵翼经过考证,在《廿二史札记》记载:

刘谨有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干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明朝强盛的时候,国家每年的正式税收是二百万两。刘谨巨额财富是怎样来的呢?

史料记载,正德元年,刘谨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一千两银子,多的要到五千两,不给的要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这无异按职位论价,掌握了官职的专卖权。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两人计算,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谨下令每个布政司送银两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这等于就是将职位第二次出售,交钱就保宫,不交钱就滚蛋。这一次专卖权的垄断,使得官员不得不向京师巨富借钱买官。

正德初年,刘谨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明代的一种宫职,负责监察工作,和六部配套设置,故而统称“六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事情来得突然,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明史》记载,刘谨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谨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干金”,以应付刘谨,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因为完不成一千两银子的摊派而自杀,这的确让人费解,但明代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可以解释其中的玄机。据陈洪谟所著的《继世纪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