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第二章贞观恢弘，遗风铁血，帝国如日中天 (1)
盛世的辉煌与帝国的体制紧密相连，李世民创造了“贞观之治”，武则天带来了“铁血遗风”，这个初登舞台不久的帝国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很快便达到了如日中天的地步。光照中国历史的律法，礼贤下士的用人之道，影响千年科举制度，无一不是帝国由发展到壮大的助推器，同时也伴随着盛世的始终。
踞东方傲视天下，“天可汗”盛威播四海
“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大唐帝国，国势强盛，文化光被四表。公元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唐太宗李世民，以三千铁骑灭东突厥之后，成功地令西、北诸民族臣服于大唐帝国的脚下，并尊其为“天可汗”。
历史似乎是一个轮回，秦始皇结束了四百年的东周乱世，随后出现了强大的大汉帝国，而在隋文帝结束了四百年的分裂后，大唐应运而生。建国初，唐高祖李渊大多专注于国内事务和新王朝制度的建立工作。但是当时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国内的敌手，而是东突厥。“中国最强大的敌国，一向是北方边境上的行国。这些行国，总是征服西域诸国，阻塞中国与西方交通的道路。行国以游牧掳掠为业，中国富饶，是掳掠的最好对象。”（范文澜《中国通史》）幸而，经济实力并不强大的初唐有隋朝先进的军事基础，才得以应对那个草原帝国中存活下来的剽悍善战者。
李渊为了赢得发展的机会，以贿赂政策换取短暂的和平。突厥人的胃口越来越大，用金钱换和平越来越不奏效。武德三年，颉利可汗继位，大唐边界迎来了长达十年的祸患。整个高祖时代，突厥让唐朝受尽了屈辱。
唐太宗即位后，大唐与突厥的形势发生了逆转。武德九年，发生“玄武门事变”，颉利乘机大举南下，进至长安附近，以观唐廷虚实。唐太宗亲率大军与颉利隔渭水对话，唐军主力继至，军容严整，颉利恐慌，请求议和。李世民因刚即位，政权尚未稳固，决定采取“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策略，与其签订“渭水之盟”。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内部安定，经济逐步恢复，东突厥则因连年征战和天灾，国势大减。唐太宗认为时机已成熟，下令出兵进军东突厥。一年后，大唐铁骑真正开始了对突厥的战争，李靖率兵深入大漠。贞观五年（631年），唐军再度大破突厥军。至此，大唐终于成功地处理了这块难啃的骨头。
统叶护可汗统治下的西突厥，曾是“控制数十万，霸有西域”的强国。自贞观二年（628年）开始，西突厥内乱不断，力量逐渐削弱。贞观十二年（638年），西突厥再次分裂为北庭、南庭两部。贞观十六年（642年），北庭乙毗咄陆可汗发兵入侵大唐，被击败，乙毗射匮可汗继立。贞观二十年（646年），乙毗射匮遣使入朝，请求联姻。原被乙毗咄陆可汗封为叶护的阿史那贺鲁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率其余众数千帐归附唐朝。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就大唐对突厥的战争做了客观评价：“行国包围中国的北方和西北方，既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又断绝中国与西方诸国经济、文化在陆路上的交流，这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害的。中国击败北方行国，援助西方诸国脱离行国的统治，这样的战争，对中国和西方诸国都是有益的。”大唐的天威穿透了风沙，远播世界。以雄武之力、短暂的疼痛换来百年和平，对大唐、西域、中亚及全世界来说都是完美的一笔。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北方大国突厥既平，西方的各个部落都感受到了大唐的强大，纷纷臣服，表示愿意成为大唐的一部分接受大唐的保护。塞外诸族尊中华天子为“天可汗”，意为太宗不仅为大唐皇帝，更为西北诸蕃共尊的万王之王，“敬之如父，礼之如天”。
“天可汗”，不仅是一种尊贵的称呼，更体现了一种实质性的政治体系。“天可汗”以大唐皇帝身份下行可汗事：各国后嗣承袭其位必须经过“天可汗”册封认可，并赐唐官官职；各藩国还需向唐廷履行充质、入觐、朝贡等义务。唐帝可凭借征兵权的行使，排解、仲裁各蕃国间的纠纷，讨伐不义及助国征讨等事项。《唐律》中“化外人相犯”一条，显示《唐律》能适用子各地区，成为国际性的法律。“天可汗”中的成员国既维持胡风，又接受大唐官职，史学家陈寅恪称为“胡、汉分治”，刘学铫称为“双轨政制”，雷家骥谓之“一国两制”。
这种“一国两制”始于大唐武功鼎盛的太宗时代，高宗灭西突厥后再度扩张，武后摄政大杀边将，帝国之威信受到短暂的挑战和震荡，玄宗时代国力复振，玄宗本人以“天可汗”身份排解各国纠纷达七次之多，衰于“安史之乱”，代宗以后名实俱亡，“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两大盛世期间，“天可汗”完全主宰了唐的对外关系。
大唐帝国为中国历史上最具世界色彩的朝代，诸蕃拥立大唐皇帝为“天可汗”，即推其为国际盟主，维系国际和平，仲裁各国间之纷争，以唐朝的声威作为一种维护国际秩序和和平的力量。而大唐以强大国力为背景，维护各国独立，不受强国侵略，利用诸蕃之间的相互制衡为自己守卫边疆，同时，各国军队必须接受“天可汗”之征调，亦得受征至中国平乱，以此建立起以大唐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天可汗”不仅是一种荣誉，更具实质意义，它的目的是使许多弱小邻国可以和平相处，共存共荣。
强汉盛唐，其往事虽已沉淀在历史长河中，但也成了华夏儿女不朽的荣耀。拂去历史的尘土，大汉将士以天威纵横西域，向天下昭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盛唐帝王凭谋略征服诸蕃，以“天可汗”的身份昭告天下——胡越一家，爱之如一。踞东方傲视天下，盛威播四海，“天可汗”不应只是存在于过往的一世辉煌。和平，世间人追求的美满，但直到今日，战火的硝烟仍然弥漫在世人的心中，以最平和的方式解决一切的纠纷与矛盾，何妨借鉴曾经的光辉岁月？
治国安邦依律法，天光云影共徘徊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折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再没有罗马，但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在其著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如是说。
在这个全盛的时代，律法无疑是在政治制度中开得异常绚烂的一朵牡丹，它从唐高祖建国时便开始绽放，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不但没有一天天地枯萎，反而越来越美。它的存在，将大唐引入了一个更为先进、更为法制化的时代；而它的持久盛开，也为后世留下了封建法典的楷模，使其芳香长久地弥留于中国的历史之中。
战火纷飞的动乱中，李渊率领的李氏家族攻占了隋朝的都城长安。李渊一进城，便仿效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与民约法十二条，规定杀人、劫盗、背军叛逆的处死刑，大唐律法的前奏便是由此开始。
焕然一新但相对朴素的太极殿上，李渊意气风发。他下诏命刘文静与当朝有识之士，参考隋开皇律令，制定法律。武德七年（624年），制定律十二卷，共五百条，诏行于天下。在刚刚建国的时候，还不适宜大规模地创法立制，因而此时的律法，多是取隋开皇时期的律法稍加修改而成，史称《武德律》。
律法，这朵盛世牡丹，在大唐得到较大的发展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李世民，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终于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龙椅。他认为：赏罚是国家大事，假若被赏的是有功的人，无功者自然后退了。犯罪的人及时受惩罚，那些作恶的人就能悬崖勒马。由此可见，赏罚问题必须严肃对待。
李世民采纳了臣下提出的减轻刑罚的建议，命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修改《武德律》，制定《贞观律》。贞观十一年(637年)，修定出律十二卷，五百条；令三十卷，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一说一千五百九十条）；又从武德以来发布的三千余件中，定留七百条，编为格十八卷；又定式二十卷，三十三篇。《旧唐书？刑法志》说，新律“比隋代旧律，减大辟者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经过这次大修改，唐代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律法。
之后，永徽元年（650年），唐高宗下诏修订法律，并于次年重新颁布律、令、格、式。永徽三年（652年），高宗又命长孙无忌组织了十九名法学家，编写了一部解释法律的书，即《唐律疏议》。唐玄宗开元时期，三次修定律法，重新颁布了律、令、格、式，还制定了一部规定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典，即《唐六典》。从最初的《武德律》到玄宗的《唐六典》，共同构成了《唐律》这个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法典，这个无论是在中国的法制史，还是东南亚地区的法制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的律法体系。
唐高宗说：“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唐六典？尚书刑部》载：“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这些记载无不体现了唐律的四种基本形式：律、令、格、式。
律是唐代最主要的法律形式。《唐六典》中有载：“律以正刑定罪。”可见，律的主要作用就是“正刑定罪”。《唐律》分十二篇，五百条（现存《唐律》五百零二条），其篇名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规定了各种刑法原则，和各种犯罪的认定与科刑的标准。律在各种法律形中最为稳定，地位也最高。
“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新唐书？刑法志》）令的作用是“设范之制”，是有关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据《唐六典？尚书刑部》载，唐令有二十七篇，分三十卷，共一千五百四十六条，完整的唐令已散佚。令所涉及内容包括官员的设置、品秩、俸禄、选举、考课，国家祭祀的礼仪，及户口、田制、赋役、仓库、厩牧、关市、医疾等制度方面的规定。
唐代皇帝都十分重视格的编纂、删定，格是本朝及前朝皇帝临时颁布的针对具体违法、违令行为进行刑事镇压或行政处罚的制敕，经有关部门整理，加工修改，去掉重复及相抵触的内容，分门别类汇编而成单行法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刑事特别法或行政特别法的性质。故而，格的作用为“禁违止邪”。因为格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而且比较具体，使用起来又较灵活，故在唐代司法中以格定罪量刑是很普遍的。
《新唐书？刑法志》中载：“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式的作用是“轨物程事”，是中央行政部门发布的部门法规，相当于现代行政部门颁布的“实施细则”。
此外，唐代的律法还有敕、典、例等形式。敕是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行政命令，大多为临时针对具体事件或某人而发，不具永久的法律效力；典是一种法规的名称，玄宗时期的《唐六典》是一部关于唐代中央和地方官制的法规大全，与律令并行不悖，有正式的法律效力；例是由国家肯定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办案成例，作为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案件断狱时比照的依据，也是唐代法律的一种形式。
如此完美律法的产生绝非偶然，唯有盛唐的文明达到前所未有之高度，才会出现规范如此详备、法理如此明晰、体例如此严整的律法，也才会同时帮助大唐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一个中典治国、诸法合体、礼法合一的繁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