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第二章太平盛世弄清影，文坛造及于人间 (1)
澶渊之盟过后，马上的宋朝赢得了少许尊严，但它所需的不是江山的辽阔，而是和平与富裕，于是它丢下了戈革，跳下马来，利用打仗迎来的政治平稳期，走上了经济繁荣的道路。不过太平盛世积富的同时也在积乱，伴随着国家制度的改革，文化界也掀起了革新之风，一时间众家各显其长，或深沉、或厚重、或狂放、或不羁，引得世事也纷繁夺目，处处皆是水中云天，美如仙境。
天公一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青山绿水，橘叶飘飞，旋旋转转，都化作了相思雨，思的也是家，思的是这天下。此等良辰美景，奈何天不从人愿，范仲淹为景色欣喜过，也感叹过，却也不知该做些什么。
太平盛世在积富的时候，同时也在积乱，臣子愁，君王也愁，宋仁宗亦不例外。宋真宗临驾崩前，所留的嘱托不多，幼年的仁宗上位时，就一直由刘太后垂帘听政，直到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死，他方开始亲政。仁宗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因为一直活在老太后的阴影之下，对祖宗的法度敬若神明，所以他的天性敦厚温文，武功上比不上太祖、太宗，能力也不如自己父亲真宗，国家在他的手中，没有什么辉煌，对外也屡战屡败，特别是西夏的兴起对宋王朝西北的骚扰，令其饱受欺凌。国内表面上看似四海升平，实则危机四伏。
历史总是在危难的时刻捧出一位英雄人物，不是武将，便是文臣。当西夏开始对宋朝发动全面战争的时候，国内又发生叛乱、兵变和起义事件，迫于形势，宋仁宗急切想在国内挖掘出一些人才来巩固其统治。此前，在江苏泰州任盐仓监官的范仲淹因为修建海堤有功，曾被提拔到中央，以直言进谏闻名，仁宗从那时开始就非常欣赏他，可是刘太后对范仲淹却横竖看不顺眼，将其谪贬。后来范仲淹又在仁宗手下三起三落，威望却一次比一次高。眼下仁宗见国家内忧外患，范仲淹此人不得不用，于是立刻将其抽调到前线。
当范仲淹来到灾情最严重的延州，断壁残垣、死伤无数的景象叫他目不忍视，心情十分沉痛。一曲《渔家傲》仿如泣血：“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当一个人酒入愁肠肠更穿时，午夜辗转，思绪万千，郁郁难寐，改革的想法渐渐在范仲淹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于是一场对松散军制的改革发生了，继而一连串对国家进行改革的计划也逐步出台，主要包括军事、贡举、升迁、农业、赋税制度的改革，尤其重视选任人才的方面，此改革即位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而关于人才的储备问题，恰恰是当下国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许在范仲淹看来，只有教育制度上的根本改革，才能解决人才选拔和其质量问题的关键。
宋王朝重文轻武也许给了其文化发展的机遇，但是却决不是一个国家能坚持320年之久的原因。如果没有最早教育制度的革新，宋王朝的文化也许能达到唐代的发达程度，但却不可能“造及盛世”。教育永远是立国之根本。宋朝以“右文”政策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宋太宗曾说：“国家选材，最为切务，人君身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岩野无遗逸，而朝廷多君子”。也就是说，就算到山沟里找，也要把人才都笼络到朝廷来。但是宋王朝的早期官学仍沿袭唐代的制度，等级制度森严无比，一般只有高级官僚的子弟能进国家学府，普通的官员想要把孩子送进去进修，不花钱、不走关系，门都没有。不仅如此，国家重科举而不重教育，太宗、真宗虽把科举制度看成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却没有注意到教育制度不足够完善，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也会有偏差。一些人只重四书五经，而不识五谷杂粮，与书呆子无异。
范仲淹早在自己管理的地区就曾大举兴办学校，创立书院，不分等级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在推行新政时期，借国家高级官员之便利，对教育制度进行了一次清洗。凡才能者，德智体美劳需全面发展，既要学得满腹经纶，又要进行实际的治国、理财、将兵才能训练，文武兼备，经史律令兼知。也就是从所谓的“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凡“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的知识都应是学校的教学内容。此后，王安石、程朱之辈、陈亮、叶适等治国之英才，无不以此为标准，反对国家注重科举而忽视学校教育的倾向，要求整顿、改革中央官学，发展地方学校，只不过他们所采用培养人才的方式和内容各有千秋。到了中国封建后期官学，就建制而言，从中央到地方，堪称完美。收揽人才非但不分阶级，甚至还有少数民族优惠政策。
范仲淹早期对教育制度的修缮，使国家培养人才的观念发生了大的转变，虽然庆历新政的失败致使很多治国良策被废除了，但是在人才选拔这一点上，政府保留了范仲淹的意见，后人皆效仿和沿袭。宋王朝300余年，当世之文臣武将，几乎皆是经史律令皆知之辈，能文能武，即可在朝野中举谏施政，也可到边疆守土卫家。寇准、范仲淹、文天祥等人，皆是文武双全之人。
曾有人说，文人愿回宋朝，是因为宋朝是一个文人的天堂。但是它的教育制度和选才方式的包容性，使许多文武兼备者共事于朝，又岂是只有一大堆满口“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呆子人物在那里“之乎者也”，不知所云？范仲淹这一举，是历史上第一次重视人才的“素质教育”，而不是只重德育和智育。后世明代显然没有看出宋代能人辈出的原因，科举只重八股而不重素质教育，终致整个明王朝200多年几乎无一臣子能有宋代文臣武将在武学和文学上的双重造诣，也鲜少有治世之才登台，这也是一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在宋朝之后衰微的最重要原因。
雾里雾外，文豪的醉梦初醒
凡曾亲临洞庭湖的人，所见气象，几乎可以完全体会到当年范仲淹来这里时的惊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一时间宠辱皆忘，为自然之浩大所震撼，不知该如何形容此澎湃的心情。
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曾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来形容巴陵洞庭之地，虽说此时宋王朝内忧外患，但是国内仍有不少富庶的地方，所以范仲淹在新政改革失败之后，还能发出如此忧乐圆融之语。而此时，为范仲淹辩护也遭到贬谪的欧阳修，在滁州的安逸之地，也乐得逍遥，做了篇《醉翁亭记》，与范仲淹的洞庭一文，遥相辉映，各表千秋。
欧阳修的文章，情理交融，不在言辞多么华丽，更重于述说民生。他在滁州的小山上，以醉翁自称，呼朋引伴，携友带民，好不自在。老翁年岁不小，却心如青年，一派天真可爱，乐观可敬。但是他真的心神俱自在吗？恐不见得。诗文是国家情况的最好写照，无论是范仲淹还是欧阳修，其文理之间无不见其对国家的忧愁和期待。这些喜怨乐恼情绪落诸笔端，见证了一场政治上的动荡（庆历新政），在文化上也成就了一场古典的“新文化运动”——古文运动。
宋代的古文运动，远承唐代韩愈、柳宗元，酝酿于宋初，大成者即是欧阳修。所谓的古文即是传记、散文，生动传神，简洁隽永，《醉翁亭记》便是其中的名篇。古文自然是与骈文相对，骈文注重文辞的考究和音韵的和谐，古文对这种风格极其鄙视。当年李商隐本来是古文的爱好者，最后却成为骈文大家，也是因为骈文实在华丽漂亮，喜好诗文的人，很难抗拒它的诱惑。但是骈文却多绮丽而少内容，重形式而失内涵，美则美矣，读起来不痛不痒，更不能针砭时弊。所以好古文者立志于一改“骈风”，提倡“革弊复古”，回归到古代写文重质量的形式。
欧阳修便是诗文革新派的佼佼者及领袖，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他把唐代古文运动的精神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文风简而有章法、流畅自然，既从实际出发，平实而论，内容又流畅写意，言辞雅致，他的文风和做人的态度，一度成为当世人的典范。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使他在宋代的地位相当于韩愈在唐代的地位，“天下翕然师尊之”。
庆历新政过后，欧阳修又回到了中央，他与当朝的名将狄青曾是很好的朋友，可因为他上了份奏折参了狄青一本，所以名声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至今为历史之争议。原来狄青的卓越功勋渐渐令宋当朝者感到威胁，所以欧阳修抱定“昧死”的决心，“言人之所难言”地写了两篇论狄青的奏章。前一份是专论，即《论狄青札子》，后一份《论水灾疏》，在主要奏论水灾问题时，对前一份奏论作了概要重述。他综述了狄青从枢密一职到位及大臣，再到战功彪炳，为军士所喜爱，实属自然，而且他天性淳朴，从未想过自己讨不讨人喜欢的问题，可是狄青没有什么自知之明，不会看人脸色做人，不识进退。其实，欧阳修不想“弹劾”狄青，但当时朝廷内有流言说狄青谋反。谋反之举，其罪当诛，欧阳修思来想去，就想着怎么帮狄青挡一挡，于是迅速地做出反应；第二份奏折便是他帮狄青最好的方法。他以五行阴阳之学说，说当年频频发生水灾，都是狄青给克的，应该罢了他。宋仁宗一听有理，立刻就贬了狄青。
平心而论，欧阳修对狄青的评价很客观，作为狄青的密友，他指出对方的优缺点，实在苦药良言，而且一心维护狄青，怕有人害他，让他先一步从风口浪尖上退下来以保身家性命，狄青本人对此也无什么非议，反而甘心情愿。但是一些后人认为，欧阳修弹劾狄青实是忠君误国，这对他的人格实在是一种误会，也成了这位大文豪一生不得不背的黑锅。
欧阳修一贯为人是君子坦荡荡，狄青一事对他并没有太大地打击。后来在举贤提拔人才时，欧阳修也一向客观公正，从不济私。那黑脸包拯，就曾因欧阳修的“一荐一弹”，起落了一生。宋仁宗至和三年（公元1056），黄河决口，京师大水，人心躁动。欧阳修连上二道奏章，其中之一就是荐举包拯等四人。他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当时的包拯，正因为一些事情被降职，贬到池州，由于欧阳修的举荐，他立刻复了官；年底便升到右司郎中的职位，坐镇开封府，“包青天”的美名，也正是在此时形成。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包拯连续上本，弹劾掉了张方平、宋祁两位三司使，宋仁宗便委任由他来继任，包拯没有谦让就接受了，此举顿时叫人感觉包拯是故意排挤张、宋二人的。欧阳修也感到此事有损包拯的名节，便也参了他一本，将他弹劾掉了。
“一荐一弹”之间，欧阳修从没考虑过什么利益问题，也无妒才之心。他一生惜才爱才，举荐贤能不计其数。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皆都是他从民间提拔上来，无论贵贱，只看其是否乃经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