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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太平盛世弄清影,文坛造及于人间 (2)

第三篇 第二章太平盛世弄清影,文坛造及于人间 (2)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欧阳修对于他所提拔的人,就像一个严格的老师,好与不好,皆一视同仁。如果说范仲淹建造了宋王朝文化的学府,那么欧阳修就是荣任的第一任校长。虽然文化的学派不可能只有一流,在文学、史学、儒学的主张上,宋代的文人都有自己的倾向。但是这就像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一样,人与人文化主张不同,但是各派的主张都是新文艺时代的一个层面。欧阳修开启了一个文人应实实在在做人的时代,其人其文,皆正心正身,一派初心。他宁愿永做醉翁,一面酒不醉人人自醉,一面众人皆醉我独醒,雾里雾外,一切看得通透、参了玄机。作为宋代文化史的明星之一,他从不曾落在人后。作为一位文人,他展示了士大夫应有的气节,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这一点影响了此后数代文人及文化的发展方向。而宋代文人所展现的绝世风骨,乃历代文人不能相比,实在应该记欧阳修一大功。

昔人已作灰烬,弹落青史一抹红尘

曾有一口缸,掉进了一个人,缸被砸了之后,里面的人虽然得救了,但是外面砸的人,却又把缸补回去,然后自己跳了进去。不用仔细作想,这人便是司马光无疑。柏杨曾这样评价他: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反对任何古代所没有的东西,反对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这种评价给了司马光,也没有说错。只不过,如果单单把“顽固”一词赐给他,不给他留任何辩论的余地,恐怕司马光也会哀怨千年的。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内部出现严重的危机。国家正亟待改革,王安石应运而出了,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擢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角度。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触动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当世的角度,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变法旨在在于减轻农民处境问题,但是许多关于赋税的政策反而演变成强制摊派给农民的徭役,使他们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此次变法,趁机搜刮地皮,专干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怨声载道。司马光反对了曾是自己好朋友的王安石,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他过于坚持宗法,作为士大夫,已经沦为思想僵硬一派。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要加以修整,只要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他的迂腐观点,却是当时士大夫的集体看法。

不过,司马光一开始是对新法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后来发现问题,才开始用激烈的言词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最后变成“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元祐奸党”的罪名被后世唾骂。

司马光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落得千古骂名,然其政治生涯,却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他最后也下台了。而他在朝时,曾应神宗的要求整理了一部治国的“圣经”——《资治通鉴》,也没有得到帝王的垂青,不能不说,司马光是不走运的。司马光曾说:“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他没想过图名,却一直想立志建功立业,成圣称贤,他用15年编纂了《资治通鉴》,内容翔实,评论中肯,是一部地道的史书。唐太宗的诤臣魏征曾言: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历史对于一个帝王来说,就是最好的治国借鉴。《资治通鉴》起草于熙宁变法之前,神宗亲自起名作序,给了这本史书不一样的性质——政治文献,“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当新党当权时,下令查禁《资治通鉴》,有人警告说,因序为帝王所作,如果查禁了,将是向皇帝挑战,新党才惶然而止。就是神宗那篇奇妙的序,让一部宝贵的历史巨著保存并得以流传了下来。

虽然这是一部写给皇帝的政治、历史教科书,总结了中国历史政治沉浮与执政经验的帝王学问,让帝王反思自我的一面明镜。司马光在老态龙钟之际,曾上书向帝王推荐,希望皇帝通过观览此书,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古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是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但是宋王朝的君王一代不如一代,没有人肯去读这本治国盛典,反将其视如粪土。

但就是这本帝王们看都不看的史学论著,让司马光在宋代文化上大大地勾了一笔,与他的政治建树相比,这部被他不辞辛劳编成的青史,成了永世的金典。其实《资治通鉴》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司马光著史治国的本意,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王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司马光以高瞻远瞩的眼光,以“不下司马迁”(梁启超语)的技法,带领他那些知识渊博的“编辑”群,对中国1000多年紊乱如麻的史迹进行了条分缕析地勾画,使之清如流水般呈现于世。连编年史的始祖《春秋》在内,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它更明晰更精确的史籍。

然而,这部古往今来令无数学者文人推崇的经典著述,却被司马光一片苦心设计好的读者——宋朝统治者忽略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部巨著中,司马光要求当朝者,必须有伟大的胸襟,以采纳不悦耳的意见。可他自己,却没有做到纳万物而知尺度。后人因为司马光的过于保守,曾怀疑《资治通鉴》是不是值得尊敬,更有人把《资治通鉴》比作为“驯服术”,指控它专供统治阶层之用。然而伟大的文化作品功能又岂止一点,它的成就动机只不过展示了它的某一方面作用,而它横空出世之后的真正作用,却永远不能用数量和造就者最初的意图来计算。

就像司马迁编写的《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因为身负史官的责任,帝王令其编史,所以写史书是他的责任,然而如何把历史写得更加恳切并且指导后世,是由史官们的能力和人格来决定的。司马光本人虽然有迂腐的一面,但《资治通鉴》却是一部宋代时期出现的另一部《史记》。由于元王朝入主中原对中国文化的伤害巨大,宋代以前的大量文化著作和史著几乎皆散佚和消失了,倘若没有司马光,许多珍贵的史料都会消失,即使令今天的专业历史学者,具备司马光当时所具备的条件,恐怕也无法将1000多年以前的时代在史书中复原。

中国历史绵延流长,千百年的风云际会,形成了丰富的人生智慧。《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的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地浇铸着同类的产品。毛泽东就曾深深地爱惜这部治国经典之作,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怕是件很难的事情,而这部鉴典,就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源头之一。可能司马光也没有料到,他编纂的《资治通鉴》,会影响如此久远。

得失随缘心无减,苏公无争文自宽

中国历史上群星闪耀的时刻,宋代几乎可以荣登榜首。无论文臣武将、市井间的风流才子俏佳人,皆是儒雅之辈,苏轼作为文人中的顶级巨星,闪亮登台,向世人展露他的惊世才华。柏杨就曾经称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明星,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十项全能的人”,真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但是一个天大的不幸就是,他的文化造诣,恰恰是其政坛的霉运造就的,真是不知道为他欢喜还是为他忧。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唯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饱经宦海沉浮的苏东坡,聪明一世,却得出了这样奇怪的论调。他养儿子,却不希望儿子聪明伶俐,反倒望其愚鲁,才能保证无灾无难官升高位,这其中的无奈和酸涩,实在不足为外人道也。文人大多自负自己的才学,传说苏轼就是因为太过自负,聪明反被聪明误,给王安石改诗,结果得罪了王安石,被其贬了个彻底,这就是历史上无人不晓,听起来也很好笑的“乌台诗案”。

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正是王安石变法时期,变法失利后,王安石又在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苏轼在诗文中透露出对新政的不满,因为他是文坛领袖,一呼百应,所以社会上立刻大肆传播对新政推行不利的谣言。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之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4个月,每天被逼交代他以前写的诗之由来和词句中典故的出处。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来苏轼在御史台狱受审。自汉代以来,御史台别称“乌台”,所以此案又称为“乌台诗案”。而又一个关于“乌台诗案”有趣的传说,就这样活脱脱地出现在后人的笔记之中。

相传苏轼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当时王安石不在,苏轼见他的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看了半天,心道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于是提笔一挥,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闲来无事出去溜达,遇见一群小孩子围在花丛前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便走过去问他们在喊什么。小孩说他们是叫虫子快点出来。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便问小孩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又问旁人,这是什么鸟?旁人说:这叫明月鸟。苏东坡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这故事的真伪倒是没有人知道,不过恐怕是杜撰,但却说明了一个问题,苏轼乌台落狱,又被贬到地方,多多少少与王安石有关。有人认为,因为苏轼不利王安石的新政推行,王安石才将其贬谪了。两人之间是否有恩怨,许多人说不清楚,但苏轼却是因为被朝廷御史李定、何正臣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给害了,甚至认为该将其处以死刑。苏轼在御史台内遭到严刑拷打,他自认难逃一死,没想到最后却“逃出生天”,神宗大赦,将其流放到黄州(湖北省黄冈县)。后人便把这桩案件的诉状和供述书编纂为一部《乌台诗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