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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甜白：低调奢华的权力之美

大遗产2023-07-29 12:11:500阅

永乐四年（1406）十月丁未，回回首领结牙思向明成祖朱棣奉上精心准备的宝物——一只玲珑莹润的玉碗。不料，皇帝很快把玉碗退了回来。结牙思忐忑不安，不知究竟哪里出错了。后来，朱棣对尚书郑赐说出了真相：“朕朝夕所用中国磁器，洁素莹然，甚适于心，不必此也。”

朱棣真正喜爱并朝夕陈设赏玩的，是“洁素莹然”的中国瓷器。600余年后的2017年，位于中国台湾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就以“适于心：明代永乐皇帝的瓷器”为题，举办了永乐朝的瓷器特展。青花瓷、红釉瓷色彩鲜艳、重器连连，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真正让永乐皇帝“适于心”的甜白釉瓷器。

▲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明永乐甜白莲花纹梅瓶。其短颈丰肩，敛腹下收，釉色莹白如脂，在光的映照下，花纹若隐若现。由于釉色细润，望之有一种甜美的感受，与白砂糖给人的感受类似，故名“甜白”。

粉饰皇权的色彩

据台北故宫博物院官网显示，其院藏有近250件永乐甜白，在数量上“碾压”了永乐朝青花、红釉瓷等其他类型的瓷器。

这不得不令人回想起1982年，江西景德镇珠山之南，修路工人发现泥土中夹杂着许多碎瓷片。尘封许久的明清御窑厂遗址，就这样重现天日。据发掘报告显示，在永乐前期的地层中，98%以上的出土物，都是白瓷碎片。永乐皇帝对甜白釉瓷器的疯狂迷恋，由此被全面证实。

众所周知，朱棣的皇位，是以武力手段从侄儿朱允炆手中所夺，面临着强烈的合法性危机。为堵住悠悠众口，他拼命表现自己的孝道，在当时的帝都南京，敕建了一座大报恩寺塔，表达对父母的哀思。塔为九层，塔身均以白瓷贴面。此外，他还举办了两场规模宏大的法会，为朱元璋和马皇后祈祷冥福。为此，他特意下令，让景德镇御窑烧制了一大批白釉瓷器。

▲ 图为永乐甜白云龙纹高足碗，乍一看，似乎是素面无纹，但在灯光照耀下，龙鳞龙爪却清晰可见，透出皇权的威严。

无论是报恩塔还是法会，朱棣都用到了大量白瓷。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白色表达“孝”和“哀”。朱棣用白瓷表现自己的“忠孝”，以冲淡武力夺权的血腥味，可谓用心良苦。政治的需要，或许是永乐前期大量生产白瓷的动因之一。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两件永乐甜白釉锥拱双云龙纹碗，撇口、深弧腹、圈足，洁白细腻、光滑透薄。其内底还刻划着“永乐年制”四字双行款。永乐大帝“强势冠名”，让这小巧精致的撇口碗，成为永乐朝甜白釉瓷器断代的标准器。

不仅这两只碗，在永乐甜白釉高足杯（碗）等瓷器上，也经常能看到这种署名。而在瓷器上署四字年号款识，是永乐皇帝“推广”的，可见他对这些出自御窑厂的精美甜白釉，是多么的热爱。

▲ 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所藏另一件梅瓶，通体素白无纹，仅以青花料书写“内府”二字。

永乐甜白瓷中，日常用器极多，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更是以宫廷日常用器中的传世精品为特色，各式造型的碗、盘、瓶等十分丰富。而甜白釉瓷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又透露出永乐对它们的真心喜爱。只有真的欣赏，才会日日把玩。赫赫武功的永乐大帝，对瓷器的爱好，可谓是文人口味“小清新”。

炼成“甜白”的秘密

在中国瓷器史上，白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玉崇拜有关。瓷器与玉器，在色泽和质感方面颇有相通之处。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指出，“凡玉，唯白与绿两色”。无独有偶，青瓷和白瓷，也一直是古代文人崇尚的两种瓷器。不过，与青瓷早早出现不同，要烧制出白瓷，却面临着更大的技术难题。

欲获得胎质洁白、釉色纯净的白瓷，关键在于将釉料、胎料中的氧化铁含量降到百分之一以下，即去除能够呈色的金属氧化物尤其是氧化铁。可氧化铁偏偏普遍存在于各种瓷石和瓷土中，因此需要更高的原料选择、提纯和烧成技术。

目前学术界比较主流的观点是，白瓷烧造技术诞生于北朝时期，至隋代才基本成熟，此后，唐代邢窑、北宋定窑等生产的白瓷、元朝景德镇烧造的卵白釉瓷等，缔造了白瓷史上一个又一个的辉煌。

▲ 甜白四季花卉纹双系盖罐。

不过中国古代白瓷的巅峰之作，当属明代的甜白釉瓷器。它如白糖般细润，望之给人一种“甜美”的感受。“甜白”二字，即是对其特殊的褒奖。而这种质感，又与那层独特的釉息息相关。

学者张福康曾对其化学成分进行测试，发现：“永乐甜白釉中存在大量固体微粒，其中大部分是残留石英、云母残骸及钙长石，这些固体微粒在数量上要比（元代）枢府窑卵白釉明显较多。除此之外，永乐甜白釉中还存在较多量的小气泡，大量固体微粒和气泡的存在，使入射光产生强烈散射。明永乐甜白釉具有比枢府窑卵白釉更加明显的乳浊感，其原因就在于此。”

甜白釉瓷器中薄胎、厚胎均有，只是薄胎的美感更为世人追捧。而要获得薄胎的效果，则需要复杂的工艺：瓷石加高岭土配出的原料，需有极好的成型稳定性，避免做到很薄时出现散架、破裂之类的状况。此外，薄胎也不是在陶车上就能拉坯出来，需要在拉坯之后，晾干到一定程度，再将胎体细细修刮，刮到理想的厚度，此后再经过烧制、施釉等一系列工艺方成。

▲ 图为永乐甜白玉壶春瓶，该器型在永乐甜白中比较少见，其颈部修长，器表隐约可见花纹，但由于釉层包覆，难以清楚辨识。

严苛的原料要求，复杂的工艺技术，让甜白釉瓷器的烧制，成为一件风险极高之事。稍有瑕疵的均被打碎，就地掩埋，只有接近完美的作品，方得呈送到皇帝跟前。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甜白釉瓷器，选择的是精品中的精品。

比如一件玉壶春瓶，撇口，竖颈，溜肩，垂腹，造型比例令人叫绝，恰如一位亭亭玉立的纯洁少女。这种创烧于隋代的器物，乃盛酒、斟酒之器，在白瓷中很少见。永乐甜白釉玉壶春瓶，就更是珍贵。又如一件竹节把壶，短颈圆肩鼓腹，煞是可爱。有如竹节的环形手柄，又平添了几分自然雅趣。这是目前唯一能见到的永乐甜白釉竹节把壶，可谓“孤品”。

若隐若现的权力符号

永乐六年（1408）正月初一，全国上下笼罩在新春的喜悦之中。对于明成祖朱棣来说，这一天要完成的事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为去年新封的“大宝法王”赏赐厚礼。

朱棣十分看重与西藏上层僧侣的交往。大宝法王，即是他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活佛噶玛巴·德新谢巴（《明史》称作哈立麻）的加封，也是明朝对西藏藏传佛教领袖的最高封号。

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究竟赏赐什么好呢？从今天存世的“致如来大宝法王书及赏单”中，可以看到如下信息：“……白磁八吉祥茶瓶三个，银索全；白磁茶钟九个，红油斜皮骰手全，五龙五个，双龙四个……”朱棣挚爱的素白瓷器，成为赏赐的亮点，这与一代高僧的身份倒也相配。其中特意提到的瓷器纹饰，有五龙、双龙等。无独有偶，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好收藏着这样的五龙、双龙纹甜白釉瓷器，成为这一记载的生动印证。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永乐甜白瓷珍品中，有一类造型独特的双耳扁壶。扁圆的腹部颇有些憨态，口则比较细长。一种口如葫芦，颈腹间附有对称弧形绶带耳。另一种双耳则呈如意形。无论是葫芦还是如意，都颇有中国意趣。只是这整体的形态，却不属于中国的传统造型，反倒与西亚阿拉伯黄铜器中的铜扁壶十分相似。

▲ 图为1300年左右生产的叙利亚玻璃瓶（供图／TPG），上有镀金和珐琅装饰。它是穆斯林朝觐用器，扁平形状，上有两环，可将其固定在腰带上。奥地利维也纳教堂博物馆藏下图中的永乐甜白葫芦形绶带耳扁壶与其造型十分相似，可见伊斯兰艺术对甜白釉瓷器的强烈影响。

这种扁壶是伊斯兰教徒朝觐时随身携带的盛水器，非常适应伊斯兰国家干旱的地理环境，其中扁瓶和双耳的设计，均是为了方便携带。再看博物院所藏的另一款永乐甜白釉锥拱四季花卉纹莲子碗，外壁饰有匀称分布的花瓣纹，外口沿处又有一圈回纹，二者中间有留白。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纹饰组合与布局，借鉴过中东器皿的风格。

永乐朝瓷器中的伊斯兰风，不止于此。若我们把目光从甜白釉瓷器身上暂时挪开，来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永乐青花瓷，会发现这种影响更为明显，除了双耳扁壶，大背壶、天球瓶等器型，均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可以说，永乐一朝的瓷器异域风“含量很高”。学者马文宽认为，明代至少19种瓷器造型受到了伊斯兰金属器、陶器和玻璃器的影响。其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明初，对于广袤的海上世界，大明王朝实行了“双面政策”，一方面禁止民间进行海上贸易，一方面却砸钱砸人，大力发展官方朝贡贸易。著名的郑和下西洋，就始于永乐一朝。此外，外交使者陈诚也奉成祖之命，三次出访西域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和“西洋”中的许多国家，均以伊斯兰教为信仰。

在你来我往的交往中，文化的互相影响必然不断深入，瓷器又是朝贡赏赐和贸易的一个大宗，基于“受众”考虑，把瓷器做得带有伊斯兰风情，就在情理之中了。

青花瓷是赏赐和外销的主力，异域风格十分突出，而甜白釉瓷器也受到了这股风潮的“强烈波及”。陶瓷考古专家刘新园认为，仅永乐时期的白釉瓷器，就有九种是仿伊斯兰器型的。

▲ 甜白三系竹节把壶。

不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甜白釉瓷器，多为日常所用器皿，类型上并不全面。若把目光扩及内陆，则可看到这种影响更广泛的面相。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出土的几件造型奇特的永乐甜白釉瓷器，如鸡心扁执壶、方流执壶、鸡心扁瓶、八方烛台、束腰器座等，都具有明显的伊斯兰风格，而且几乎件件是孤品。

其中一件三壶连通器，口如杯，杯底作花形筛孔，三个扁管分别与三个球状器皿相连，数起来竟有六层，器型堪称复杂奇特。只是对于这类连通器究竟是作何所用，是清真寺的供器还是有别的用途，却成了一个难解的谜。

2002年到2004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对景德镇御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发掘，结果发现出土瓷器中，永乐时期以釉里红和红釉瓷器为主，这与20世纪80年代末的发掘报告有些矛盾。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刘伟先生则指出，这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差”在里面。永乐早期，白釉确实备受推崇，而红釉则后来居上，在后期数量猛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