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一凡、徐雁平​丨何焯赋论及其评点旨趣发微

注：本文发表于《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2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顾一凡博士授权发布！

何焯赋论及其评点旨趣发微

顾一凡 徐雁平

摘要 何焯赋论集中反映在评点《文选》赋的批语中，其赋论核心思想在于赋作是否合于体制。何焯不仅以体制衡量赋作的体裁、体貌和体源，亦考察其体用，兼有对赋体与赋用的思考。何焯评赋，既可体现其校勘特色，亦表明何焯评点初心在于校勘，不单校正赋作的传写讹误，且着力校补赋注以及相关典籍失实不当之处。前人常因何焯评点不脱八股习气而轻视其文论主张，然何焯编选时文以治经为使命，赋评中虽仍存时文印记，但并非以八股文法评点赋作，其以顿挫避直为佳、探赜赋家深意等见解不当因人废言。

关键词 何焯；赋论；评点；制艺

一、引言

刘熙载《赋概》有“赋兼才学”[1]之说，这不仅是对赋家学识的要求，亦是对评赋者的挑战。何焯作为清康熙朝杰出的校勘学家，学养甚富，在评点赋作、讨论赋学时常有深刻的见解，能纠正前代注家之不足。此外，何焯身处明清学术转型的关捩，上承清初评点之学，下启乾嘉校勘之风，评点群书目的不再是论文，而是转向勘误，可视作学风转换的典型。何焯评点尝被诟病不脱八股习气，这是由于他将编选时文选集视作治经求道之法，时文印记下屡见其卓识巧思。因此，考察何焯的赋论，亦有揭橥其评点初衷和意趣的用意。①

（上海图书馆藏网友吨录何焯批校本《文选》）

二、体制：何焯赋论的核心概念

康熙朝曾设博学鸿词科，延揽文士，加之书院课赋与翰林院试赋的影响深远，一时间，“艺林有志之士罔不嗜古学、敦诗文”，作为典范教材的《文选》，亦“复家弦户诵于天下”。[2]此后，凡“汉学、小学、骈文家，皆深选学”，张之洞尝“举其有论著校勘者”为“文选学家”，[3]何焯因《义门读书记》辑录其评点《文选》的批语，被列于其中。清代文选学家余萧客认为：“义门当士大夫尚韩愈文章，不尚《文选》，而独加赏好，博考众本，以汲古为善。晚年评定，多所折衷，士论服其该洽。以今观之，清世为《文选》之学，精该简要，未有超于义门者也。”[4]不单揭出何焯治《文选》折衷诸家、精审简明的特点，亦透露何焯所据底本或为汲古阁本。清人徐攀凤称：“义门何先生之读《选》也，率以李崇贤注为宗，评本嘉惠后学，越百年矣。”[5]何焯的确选取李善注本进行评点，并参考五臣注本以及各家对《文选》的注解批评，但何焯所涉李注的批语多为驳正补充李善的注解，少有认可之处，认为何焯推重李善注的说法未妥。此外，何焯评点《文选》的时间尚未可知，但其评语中有“余辛巳夏始获尝其盐渍者”[6]云云，又有“惟吾师安溪先生云”[7]之语，知何焯评点《文选》当晚于康熙四十年（1701）。

何焯赋学思想集中反映在评点《文选》赋作的批语中。②孙福轩论及清代名家赋论时简要指出：“何焯论赋，其要有两端：一是思想内容方面的美刺、揄扬；一是艺术表现上的铺陈夸张。”“在何焯看来，赋之要义，在于铺陈中寓以讽谕。与形式的'丽’相比较，讽谕或颂扬的思想永远是第一位的。”[8]然何焯评赋不以铺排为佳，偏好跌宕顿挫的赋作，且对赋家漫用典故、夸饰极为矜慎；③论赋之讽谕亦少有新意，主张“讽刺即在铺扬之内”[9]“铺陈处皆讽谏”[10]“夸饰处皆讽也”，[11]即铺陈“极其眩矅”的用意在于“主于讽刺”。值得涵泳的是，何焯论赋的讽谕功用时尤为注重讨论“谲谏”，如评左思《魏都赋》云：“太冲之于魏氏，文与而实不与，可谓得'主文谲谏’之遗矣。”[12]《景福殿福》“感乎溽暑之伊郁，而虑性命之所平”二句，“先虑燥湿寒暑，而及吴蜀，则无谲谏之迹”，而描述吴蜀覆灭处，“乃即所谓'翘足而待’，其言若尽乎戏者，愈明其为谲谏矣”。[11]《上林赋》寄希望于“使之自悟，故云谲谏”。[13]谲谏本为婉言规劝之意，在何焯批语中，凡譬喻取巧、滑稽多辩处，皆为谲谏，而铺排渲染则统归于讽谕。何焯之所以如此分别讽谕和谲谏，在其看来，“原本山川，极命草木，比物属事，离辞连类”乃“作赋之大略也”，[14]“望祲氛，观云物”为赋之“本事”，[15]赋家铺叙胜景以规讽君王是赋作应有之义，而戏言漫写，旁敲侧击，则谲而不正。进言之，何焯对讽谕与谲谏的判定，恰是基于其赋学思想的核心，即作品是否合于赋的体制或法度。

以体制为评赋准绳，首先反映何焯对赋体的思考。其评语所释“体制”不仅涵括赋体裁的独特，亦关注赋作的体貌与体源。譬如祝尧以为《子虚》《上林》“实则一篇”，又云：“赋之问答体，其源自《卜居》《渔夫》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而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词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性情益远，六艺澌尽，体制遂失矣。”[16]何焯反驳道：“首尾虽以议论问答，然'车驾千乘’等句，即以赋齐王之猎，后半'齐东陼巨海’等句，即是赋齐国游猎之地，则亦未尝非赋也。后人无铺张之才，纯以议论为便，于是乖体物之本矣。”[13]在何焯看来，文与赋，并非以辞藻富艳、铺张盛美界定，凡秉持体物之本事，均可视作赋体。

不仅赋与其他文体有体制之分，何焯认为，赋的序言与主体亦须各循其道。苏轼曾批评《文选》将宋玉《高唐赋》“玉曰唯唯”之前视作赋序，认为此划分“与儿童之见何异”。[17]何焯则赞同萧统对赋序的界定：“相如赋首有亡是公三人论难，岂亦赋耶？是未悉古人之体制也。刘彦和云：'既履端于唱序，亦归余于总乱。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致文契。’则是一篇之中引端曰序，归余曰乱，犹人身中耳目手足各异其名，苏子则曰莫非身也，是大可笑，得乎？”[18]

何焯对赋的体貌，亦取体制为衡量标准。何焯评颜延之《赭白马赋》“妙简帝心”至”有恻上仁”一段，云：“体要淳雅”；并称赞“将使紫燕骈衡”至“敬备乎所未防”一节的慧心巧思：“此处不可直接马毙，故作此一段虚景，兼寓颂美国家之旨，得体而有情。”[19]前者着眼赋作的风格与蕴含的情感，后者点出赋家选用的技法和营造的效果，总归于赋作体貌是否合乎体制。

对于赋作之体源，何焯试图寻觅赋家如何摹拟前代名篇的风格体制，融入新意。何焯谈及庾信《哀江南赋》源出潘安《西征赋》时，激赏庾信善于变通，因“庾赋今事，故尤有关系能动人”。[20]又视《羽猎》拟《上林》，《长杨》拟《难蜀父老》，认为扬雄虽“祖述相如，其奇则相如所不能笼罩，丽处似天才不逮也”。[21]同为宫殿赋，何晏《景福殿赋》“似拟《东都》，亦是讽刺”，故《文选》取何晏之赋而弃卞兰、韦仲之作。[11]何焯不止留意赋家所摹拟的名篇，尤着力揭示其度越前人之处。

徐复观《文心雕龙文体论》将文体分为体裁、体貌与体要，体要以义为主，强调文学的实用性，古文家所主张的义法由此继承发展。[22]何焯赋学思想以体制为主脑，不但包涵赋的体裁、体貌和体源，而且兼有体要之义，承载赋之功用。何焯总评《两都赋》时，认为班固“特作后赋，折以法度。前赋兼戒后王勿效西京未造之侈，又包平子《两京》之旨也。词藻不如相如，其体制自足以冠代”。[23]又云：“前篇极其眩矅，主于讽刺，所谓'述下情而通讽喻’也；后篇折以法度，主于揄扬，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也。”[24]何焯之所以称《两都赋》体制冠代，因其铺陈辞藻，讽斯丽者，近于正雅，且折以法度，颂美国家，又如变雅，《两都赋》兼有赋的两种功用，故体制完满。所谓法度，何焯以为《东都赋》“更造夫妇”至“人伦实始”是“法度”；“则必临之以王制”至“乘舆乃出”，“铺陈处皆言其法度”；“乃申旧章”至“沈珠于渊”亦为“法度”。[25]合三者观之，法度涵盖伦理等级、礼乐典礼与所施政令，既试验赋家学识修养，又看重赋家才智能力，赋的选才功用寓于其中。此外，何焯驳祝尧“先丽而后则，此赋之所以为赋”之说，阐释其“丽则观”，即“讽斯丽者皆则，徒劝斯丽者为淫”，亦点明体物讽谏为赋体之本事、赋用之正途。总言之，何焯以体制评赋，包举赋体与赋用两端，自成体系。

三、校勘：何焯评点的初衷与意义

何焯入直南书房、武英殿后，治学重心移至校勘群书，开清代校勘学风气，其校勘成果通过校定某书后所撰题跋，以及手批本或过录本中的评语留存。当下对何焯的研究，或以某一何焯评本考述其校勘学思想、贡献，或撷取何焯批语，单纯将其视作诗文评家，故而各执一端，不见全貌。由何焯评点《文选》赋观之，何焯所下大量评语是为夷考补正选文、李注及他书的讹误失实之处，而非醉心于赋作的精巧与艳冶，对大多数篇目仅作校勘学考察，其评点初心实在校勘。

义门弟子沈彤评述何焯校勘风格为“凡经传、子史、诗文集、杂说、小学，多参稽互证，以得指归；于其真伪、是非、密疏、隐显、工拙、源流，皆各有题识，如别黑白。及刊本之伪阙同异、字体之正俗，亦分辨而补正之”。[26]其中辨明正字、参稽互证、探求隐密三点校勘特色正对应何焯点勘《文选》赋所进行的三项工作，即校正舛误、补充注解与揭示内涵。以下分述之。

首先，何焯校正书中舛误，既更正赋作流传中字词的讹变，如据颜师古《匡谬正俗》“副字本为褔字。从衣畐声”之见，提出《西京赋》“仰福帝居”为“传写舛讹，转衣为示，读者便呼为'福禄’之'福’，失之远矣”。[15]又力图恢复校者妄改的讹误，如《思玄赋》“利肥遁以保名”，《后汉书》中“肥”作“飞”，何焯以为“飞”字“乃合象词无所疑也之意，'肥’字不知者妄加雌黄。以《七启》校之自审，然不读姚令威《西溪丛语》，未有不反疑古善本为也”。[27]

此外，何焯还指出《西都赋》“隋侯明月”，“隋”当作“隨”；[24]《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蒸当作“烝”；[28]《九辩》“故駶跳而远去”，“駶跳”当作“跼跳”；[28]《七命》“囿棲三足之鸟”，“鸟”当作“乌”[29]云云。其中，何焯评《西都赋》“招白鹇”,曰：“鹇，《后汉书》作闲。注云：招，犹举也。弩有黄闲之名。此言白闲，盖弓弩之属。今以'揄文竿’句例之，当以《后汉书》为正。”[25]此观点恰与《困学纪闻》相合，《困学纪闻》载曰：“《西都赋》云：'招白闲，下双鹄。揄文竿，出比目。’二句为对。白闲，犹黄闲也。注云'弓弩之属。’”《御览》引《风俗通》：'白鹇，古弓名。’《文选》以'闲’为'鹇’。”[30]何焯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购得《困学纪闻》，自此“南北奔走亦未尝不偕”，[31]康熙四十五年（1706）又作《困学纪闻笺注》，深悉书中文字，然何焯评语并未援引《困学纪闻》或《风俗通》，而以正史《后汉书》为依据，益见其谨严审慎，苛滥不作。

其次，何焯评点《文选》赋时注重补充前人未注的史实典故，如《景福殿赋》“爰有遐狄，镣质轮菌。坐高门之侧堂，彰圣主之威神”四句，精熟三国史事的何焯于此处援引《魏略》云：“大发铜，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于司马门外”；“其祜伊何，宜尔子孙”两句，何焯补充曰：“时继嗣未广，故有斯祝。”[11]《北征赋》云：“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何焯指出：“以行苇为公刘之遗德，必出齐、鲁之经师，注家已不能详矣。”[20]

再次，何焯有意注明赋家作品中的指代内容，如王粲《登楼赋》“白日忽其将匿”，乃是“比汉祚将尽也”；[32]陆机《叹逝赋》“愍城阙之邱荒”，实是“以城阙代亲故”；[33]《洛神赋》“冀灵体之复形，御轻舟而上溯”，是“冀得复朝京师而见文帝也”。[34]

何焯评点所据底本似为李善注本，评语中凡称“注”，均指李善注文。较之赋作的传写讹误，李善注文失实之处甚夥，何焯的校勘考证重心亦移至此处。何焯驳正李善注《文选》赋不当处共31条，归纳如次：

其一，驳注法不佳。李善注《东都赋》“体元立制”时，引杜预《左氏传注》“凡人君即位，欲其体元以居正”两句，何焯以为“如体元字，乃杜注用班语，不当引后注前”。[25]李善引《西都赋》及王褒《甘泉赋》注《西京赋》“三阶重轩，镂槛文㮰”，何焯驳之，曰：“班、张相去未远，如何引以为注？况王叔师更在张后耶！”[15]

其二，驳释词不明。何焯评《东京赋》“发京仓”“赉皇寮”曰：“'京仓’二字出此，以禁财对举，盖指京师之仓也，注未明。”“'皇寮’犹言'大寮’，注亦未明。”[9]《羽猎赋》“虽颇割其三垂，以赡齐民”，李善注为武帝侵三垂以置郡。何焯非之，曰：“此'三垂’即指上林之三垂而言。”[21]

其三，驳论文有误。李善评《文赋》“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二句，云：“其事既殊，为文亦异。故欲夸目者为文尚奢，欲快心者为文贵当。”何焯则以为“二句语意相承，注谬”。[35]屈原《离骚经》“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李善分别注解为：“言己虽见放流，犹种莳众香，修行仁义，勤身自勉，朝暮不倦。”“言己积累众善，以自洁饰，复植留彝、杜衡，杂以芳芷，芬香益畅，德行弥盛也。”何焯直言“注颇两意纷杂”，[36]前后略有抵牾。

其四，驳引文欠妥。《东都赋》“乘时龙”三字，何焯以为可引《后汉书》“马八尺以上为龙”与《月令》“春驾苍龙，各随四时之色，故曰时也”注解，而“李注引《易》，非是”。[25]《芜城赋》“寒鸱吓雏”当引“《庄子》'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注中误引《尔雅》”。[32]《文赋》“潄六艺之芳润”，李善引《周礼》证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何焯不以为然，云：“谓诗、书、易、礼、乐、春秋也。太史公曰：'学者载籍极博，尤考信于六艺。’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义求之，不当漫引《周礼》。”[35]

其五，驳不合义理。《洛神赋》李善注云：“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缕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流涕。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亦寻悟，因令太子留宴饮，仍以枕赉植。”何焯批曰：“示枕、赉枕，里老之所不为，况帝又方猜忌诸弟，留宴从容，正不可得。感甄名赋，其为不恭，夫岂特酗酒悖慢刼脅使者之可比耶？”李善注又云：“此枕是我在家时从嫁，前与五官中郎将，今与君王。”何焯称此“数语俚俗，不复有文义”。[37]

其六，驳考证失实。《北征赋》“造长山而慷慨”一句，李善引《三秦记》“秦名天子冢曰长山，汉曰陵，故通名山陵。”以及《汉书》“高祖葬长陵。”以为长山为冢名。何焯反驳道：“长山当是山之本名，因山为陵耳。如《三秦》之说，自霸陵以下，将何取耶？”[32]

何焯也有认可李善注文的评语，如《吴都赋》“指包山以为期”，何焯认为李善注引周处《风土记》“阳羡太湖中有包山”，较王逸注“包山在秣陵东湖中”稍长，且与下文“随接幸乎馆娃”相应，“当从善注”。[12]《魏都赋》李善注云：“邺城北有大邸，起楼门临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馆，故举年号也。”何焯以为“重客馆，故举年号”这条注释“可为故实”。[12]《恨赋》“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两句，李善阐释其文法，曰：“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何焯评曰：“此可标举以为对法。”[35]李善引繁钦《定情诗》“何以消滞忧，足下双远游。”注《女神赋》“践远游之文履”，何焯赞曰：“同时人语借以互证，当法此注。”[38]

若李善注大致无误，但略有瑕疵，何焯亦予以修补。《魏都赋》“钟簴夹陈”，李善注云：“文昌殿前有钟簴，其铭曰：'维魏四年，岁在丙申，龙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宾钟，又作无射钟。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设钟簴于文昌殿前，所以朝会四方也。’”何焯补充道：“魏四年者，操为魏公之四年，于汉则献帝之建安二十一年。是年五月，进操爵位王，故设之以备朝会。”[12]《吴都赋》“重城结隅”，李注仅提及“大城中有小城”，何焯为之增补“唐宋吴郡犹有子城，至明初破淮张始废”的史实。[6]《闲居赋》“以俟伏腊之费”，李善注解为：“伏者何也？金气伏藏之日也。立秋以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何焯以为此说“未尽其理”：“伏者，藏也。阴气以盛，金已潜伏于火中。庚为金，可以见其自微而著也。”[33]

由此可知，何焯评点与李善注屡有相左，并非壁垒相望，而是何焯精校评点底本的明证，对李善公允妥帖的注解从善如流，对存有微瑕的条目补阙拾遗。除校补李善注外，何焯还厘正五臣注、《后汉书》注以及俞犀月、祝尧的论见，数目相对较少。

何焯校勘尤长于参稽互证，在评点《文选》赋时，凡与之相关的书籍，何焯均留心点勘互校。不单校出他书讹误。如陆机年二十而吴灭，退临旧里，与弟云勤学，积十一年，被征为太子洗马，与弟云俱入洛。何焯据此评曰：“老杜云'二十作文赋’，于臧书稍疏也。”[35]又仿李善征引之法，溯源典故之出处。如《秋兴赋》“且敛衽以归来兮”，何焯按曰：“'归来’亦有'秋兴’故实，不独渊明也。”[39]《离骚经》有“周论道而莫差”，何焯以为此句“可证论道经邦是古书之词”。[7]《九歌·云中君》有“与日月兮齐光”，何焯批曰：“太史公'虽与日月齐光’之语，本屈子之词。”[28]且指出后人化用《文选》典故之例。如《东京赋》“聘邱园之耿洁”，何焯云：“昌黎'隐君子弥明’之语，出此。”[9]《蜀都赋》“指渠口以为云门”，何焯以为“杜诗'白帝城中云出门’本此。”[40]

由此观之，何焯在评点《文选》赋的过程中，进行大量校勘工作，如果对赋文本身的点勘注解尚可视作传统观念上的文章评点，而对《文选》注以及相关典籍审慎细微的校正，恰可印证何焯评点《文选》的初衷在于校勘，欲使之为善本。④

四、时文：何焯评点的印记与偏见

何焯晚年遭构陷入狱免官，身故后被雍正指斥行为不端，立身卑污，与胤禩结党，[41]弟子亲友“虑有株连，不唯不能刻集，并存稿亦有畏忌”[42]，其评本一时云散。所幸至乾隆中期，开四库馆，招集天下淹通之士校雠编勘，于是何焯学术成就乃大彰于世。[43]至梁启超讲论清代学术史时，以何焯为清代校勘学“创始的人”[44]。有推崇何焯者，亦有呵诋何焯学问的声音。俞正燮、陈康祺师徒在其文集、笔记中讥笑何焯以制艺之法论文；因何焯被追赠侍讲学士，哀叹“义门果何德以堪此”[45]，反对世人对何焯治学成就的认可。全祖望亦作《困学纪闻笺注》，其间对何焯以评点八股文的方式注释乡贤著作大有微词，屡屡在笺注中批驳何焯见解。此后，何焯因坠失制艺、故评点成就亦不足观的看法遂成定谳。耿文光称“义门之学，专攻时文。集中杂著，皆论义制”[46]，黄侃亦云：“义门论文，不脱起承转合照应点伏之见，盖缘研探八股过深，遂所见无非牛耳。”[47]

何焯前半生与时文联系紧密。康熙二十三年（1684），何焯曾寓居阎若璩家中，二人就曾谈论有明一代的名家制艺。[48]同年，何焯初次参加乡试，落第，此后“南北八试，未尝一荐”，[49]但并未消磨对制艺的热情。康熙三十三年（1694），何焯为浙江学使代作《两浙训士条约》，畅论明代成、宏以降的八股文流变。[50]翌年，何焯有感于《复乐记》奸声正声之辨，自悔“日奔驰而道则忘”，于是“尽屏丛说，更取圣人贤人之经读之，反覆乎训故，会通乎条理，得其大体，道本浸出”。[51]不再随俗结撰时文，而是转向纂辑八股文集，将评点时文视作治经求道的路径，并希冀转变当世文风。康熙三十八年（1699），何焯所编《本朝小题文行远集》付梓，是书汇辑“万历丙戌至国朝士子为世称传之文”，[52]书前自序云：“儒先既造道，而解经为之义者即以经核乎道之合离焉，继自今乃人及于古矣。”[53]知何焯欲借此书重申时文之义，制艺文章亦可阐释经义，接续道统。同年，何焯又作《义门书塾论文》，教导生徒“今日之科举所言固圣贤之学”。[54]康熙四十一年（1702）后，何焯得李光地推荐，获赐功名，入直内廷，对制艺的需求与热情渐衰，但仍延揽秀士，招收弟子，“欲就举业而引之儒术”，教授时文时以经义儒术为本。何焯尝规劝其爱徒徐葆光：“八股既为时尚，将来略作几篇亦佳，只是解书要紧，舍书无自作好文之道也。”[55]据此观之，何焯对时文的态度，并非借此炫名，而是以之为诠解经义、锤炼文气、效仿圣贤的法门，仅以“专攻时文”看待何焯编选文集、教授弟子的行为，殊为未确。至于全祖望对何焯的批评，当归咎于何焯反复称王应麟为“宏词人”，批评其“华而不实，专尚新奇”[56]，“夸多”[57]，引得全祖望为乡贤向何焯发难。《困学纪闻》云：“'仁，人心也’，'求其放心’，此孟子直指本心处。但禅学有体无用。”何焯评曰：“乃指仁之为本心，非直本心为仁也。”此论并无不妥，而全祖望则借题发挥，谓之：“盖以时文家当辨圣学耳。”[58]径言何焯为时文家，含讥讽之意，已非实事求是。

何焯在评点《文选》赋的过程中时常留有议论时文的痕迹。譬如何焯以为《西都赋》“'穷泰极侈’四字，一篇眼目，以下皆发明此句，所以极其眩矅也”。[24]评《洞箫赋》“原夫箫干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洞条畅而罕节兮，标敷纷以扶疏。”几句“上二破'箫’字，下二破'洞’字”，[35]颇类评八股文“出题”，点明文眼。评《海赋》“其为广也，其为怪也，宜其为大也。”三句“起得突兀”，[39]又似讨论时文之“起讲”。评《西都赋》“盖以强干弱枝，隆上都而观万国也。”“收此一段，有势有力”，如八股之“束比”。张衡《思玄赋》“仰先哲之玄训兮，虽弥高其弗违。匪仁里其焉宅兮，匪义迹其焉追？潜服膺以永靓兮，绵日月而不衰。”何焯更是借用制艺术语，评为“六句破题”[19]，或如黄侃所言“不脱起承转合照应点伏之见”。然八股文之起承转合远非寻常文章可比，发展至清朝，时文愈加结构清晰，逻辑顺畅，联系严密，起讲、提二比、中二比、后二比大致对应文章的起承转合，若细论之，提比、中比、后比之中又各有起承转合，虚实相衬。[59]何焯醉心制艺之学良久，借用术语或顺八股之口气评文，无可厚非，不当以此忽视何焯对文法和义理的讨论。

何焯评点赋法尤喜赋作顿挫多变，不欲其直，不同于时文一气相生、一脉相贯的标准。如《西京赋》“匪唯玩好”至“实俟实储”，何焯指出此段“带叙小说，疏密相间，顿挫即具其中”。[9]《射雉赋》“屏发布而累息，徒心烦而技懩”二句，何焯评曰：“顿挫。无此二句，'义鸟应敌’句便接得不生动。”[21]宋玉《招魂》云“魂兮归来，何远为些？”何焯认为“带此一句，势乃不直”。[60]评《招魂》“菎蔽象棋”至“揳梓瑟些”一段，曰：“歌舞之中，忽间以戏剧，总不令文势直也。”[60]《子虚赋》“于是郑女曼姬”至“若神仙之髣髴”一节，何焯批曰：“此是夸齐以所无。此段插在中间，叙畋事便不直。凡《左》《史》行文皆然。”[13]何焯所谓顿挫处是连接文章疏密虚实的文字，无此则不免起得突兀，收得浑沦；在夸饰铺叙中亦须宕开一笔，忽间以他事，或一事分作两层，“总不令文势直也”。[60]

何焯以选评时文研治经学，在评点赋作时亦关注其中的深意与儒术。《洛神赋》有“黄初三年，余朝京师”，李善注称“《魏志》及诸诗序并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误。一云《魏志》三年不言植朝，盖《魏志》略也”。何焯指出：“按《魏志》，丕以延康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禅代，十一月改元黄初。陈思实以四年朝雒阳，而赋云三年者，不欲亟夺汉年，犹之发丧悲哭之志也，注家未喻其微旨。《责躬诗》表云：'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岂缘略也？”[37]又评《洛神赋》曰：“文帝以仇雠视其弟，而子建睠睠如此，不敢稍有怨怼，所以虽终不见用，亦卒能自全。黄初六年，文帝东征，过雍邱，遂幸植宫，为兄弟如初。盖苟尽我所为负罪引慝之道，君父未有不稍为感悟者。后之藩臣往往以不学无术，自即于诛夷，悲夫！”[61]发前人之所未发。《吴都赋》“公孙国之而破，诸葛家之而灭”二句，何焯认为“公孙、诸葛非徒属对之工，隐乎汉之亡，正得春秋王师败绩于某之意”。[6]《魏都赋》有“传业禅祚，高谢万邦”，何焯评曰：“上文方叙开基，此即接叙魏晋禅受，盖著其德浅祚促，自谓可以比隆舜禹，而其实万万相辽也。”[12]纳兰性德《赋论》云：“经术之要，莫过于三百篇，以三百篇为赋者，屈原、荀卿而下，至于相如之徒是也。”[62]何焯在评点《文选》赋的过程中，以儒家伦理道德观衡量探赜赋作中隐涵的深意，以《左》《史》等经史典籍为参照评点文章义法，取法严正，不应因其时文家的身份而废言。

五、结 论

合而观之，何焯以“体制”为主脑评点《文选》赋，不单考察赋作的体裁、体貌与体源，尤看重赋的体要与功用，兼有对赋体和赋用的思考。在评点过程中，何焯着力勘正赋文、赋注以及关涉典籍的讹误，既可体现何焯校勘特色与专长，又表明其评点以校勘为导向，以考据为初衷。何焯评语带有讨论时文的印记，这与其醉心制艺的治学兴趣有关，但何焯选评时文以治经求道为目的，赋评中不但有顿挫避直的赋论主张，也试图探赜赋作蕴含的经义以及赋家作文的深意，当消除何焯专攻时文的误解，正视其讨论文法的主张。

若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何焯评语的校勘初心与制艺痕迹，其评点还暗涵清初学术范式的转换。何焯蕴校勘于评点，是批点八股的惯习与校书编纂的职责结合的产物。此前虽有呈现校勘成果的评点题跋，但多是为获取善本或题识留名；此后评点逐渐从校勘学退却，多用以赏析小说曲本，批与校趋于分离，是故何焯评点更暗涵清初学术范式的转换。

何焯虽承袭评点旧法，却不为专治一经、勘正史籍，其先入南书房校勘内府藏本，后直武英殿纂辑官修类书，批注题识遍及四部，旁及书画，校勘成为何焯学术精粹的集中展现和难以替代的专长。即便晚年卷入政坛风波，仍可以白衣入内廷修书，正缘于何焯校勘勤勉为清廷亟需，校勘禀赋为士人敬重。由此，何焯发掘出校勘的新功用，为校勘者开辟新路，即通过校勘也可治生、交往、扬名、入仕，归根结底，是将校勘从学术研究的初始环节提升为专门之学与立身之本。正因如此，何焯虽在雍正朝声名暗淡，而开四库馆后，何焯学术地位被重新确认，并经历层累式拔升。不仅因其为最早以校勘扬名的清代学者，更因何焯藉此供奉内廷，修纂钜典，追赠殊荣，不免引发学人钦慕与共情。

注释：

①关于何焯赋学及其评点特色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孙福轩《清代赋学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朱秋娟《何焯诗歌评点之学刍议——以何评义山诗为例》（《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第118-121页）；韦胤宗《浩荡游丝：何焯与清代的批校文化》（中华书局2021年版）。较之既有成果，本文以何焯赋论为例，探究何焯评点旨归，试图消解对何焯评点之法的刻板印象。

②今传辑录何焯《文选》评语的著作有蒋维钧辑《义门读书记》、叶树藩海录轩朱墨套印何评《文选》以及乾隆四十三年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据赵俊玲考证，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增补文字出自何焯同时学者俞玚，故讨论何焯赋论仍以《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卷四十八、卷四十九所录文字为准。参见赵俊玲《今传三种何焯文选评点本辨》（《兰州学刊》2008年第2期，第181-183页）。此外，于光华《重订文选集评·凡例》称“义门评本凡三易稿，世所传写，皆晚年所定。初次则支分节解，于初学尤宜。”已知“初次”评语非何焯所下，“三易稿”之说亦不可信。由何焯题跋观之，何焯校点群书鲜有多次易稿的情形，多数情况为校勘评点一书完毕后，若再寻得善本残叶，则校改部分章节卷次。何焯评点《文选》的文字至晚年或有删改，但大致应为一时之作。

③如何焯以为《南都赋》“耕父扬光于清冷之渊”用典未妥，为赋家夸饰漫用。

④前文提及何焯所据底本或为汲古阁本，加之何焯在康熙四十年与毛扆交往密切，多次为其校书，据此推测何焯评点文字或衍生自《文选》汲古阁本的校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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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同[6]，第650页。

[11]同[6]，第655页。

[12]同[6]，第6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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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同[26]，第232页。

[32]同[6]，第654页。

[33]同[6]，第659页。

[34]同[6]，第664页。

[35]同[6]，第660页。

[36]同[6]，第705-706页。

[37]同[6]，第662页。

[38]同[6]，第663页。

[39]同[6]，第6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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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同[26]，第263页。

[50]同[26]，第243页。

[51]同[26]，第152页。

[52]同[26]，第266页。

[53]同[26]，第152页。

[54]同[26]，第244页。

[55]同[26]，第170页。

[56]同[30]，第54页。

[57]同[30]，第168页。

[58]同[30]，第263页。

[59]龚笃清.八股文鉴赏.[M].岳麓书社，2006：7-8.

[60]同[6]，第709页。

[61]同[6]，第663-664页。

[62]（清）纳兰性德.赋论[C]//.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31.

【作者简介】顾一凡，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清代学术史、古典文献学。徐雁平，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清代家集叙录》《清代的书籍流转与社会文化》等。“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