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止“人祭”，制定“周礼”，为何说华夏文明的新生始于周公旦？

作者｜罗桥础 王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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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殷商文明里的至暗祭典社会学家通常认为，拥有冶金术、城市、文字三个因素，便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而商朝则处于文明萌发阶段，社会仍然充盈着大量的野蛮和残暴，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人祭”。什么是“人祭”？在祭祖、祭神时，将人宰杀作为祭品（牺牲），祭祀礼毕，分而食之，这种祭祀方式，被称为“人祭”。这是一种漫长而顽固的信仰，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夏朝）算起，已经延绵两千多年，到商王朝更是将它吸收到王朝祭典里，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祭祀制度。

供作祭祀的人，被称为“人牲”，其主要来源有两个：通过战争得到的俘虏、奴隶中的囚犯。商朝时期的羌人，是生活在甘肃、青海一带的牧羊人，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同属的松散部落。商人经常对羌人发动战争，于是羌人便成为商人祭祀中“人牲”的主要来源。商人笃信神灵，又极其崇拜自己的祖先。商人认为，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商人的历代君主死后都会升到天上陪伴在神的身边，能够监视和保佑自己的子孙，并能向人间随时降下福祉或灾祸。相比牲畜、青铜器、石器、陶器等，商人更相信“人牲”是祭祀中最高等级的祭品，用人作祭品是最有诚意的，这样能得到诸神和列祖列宗的保佑。商人非常注重占卜和祭祀，无论是出征、打猎还是种植、搬迁，几乎无旬不祭，无事不卜。君王如此，百姓也一样。

另一方面商汤灭夏初期，来自多个文化的原始族群，融合成新兴的商族王朝，统治者急需构建一种能够维系族群认同的宗教文化，“人祭”就是构建这种认同的最便捷最明晰的方式。因为在用人献祭的过程中，可以分清敌友，统治者的意志也可以得到充分强化。所以“人祭”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商朝的国家宗教。一个世纪以来，考古人员发掘出多处商殷废墟，包括殷都区小屯村的宫殿宗庙区、王陵区和商王室祭祀场，发现2000多座纵横有序排列规律的祭祀坑中，埋葬着数量惊人的人体骨架，大多是年轻的男性。而随同一起还出土了一批甲骨，上边的文字显示，他们是死于商朝血腥的祭祀活动。在商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商城遗址，郑州早期商代遗址，甚至北至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东南到江苏铜山县邱湾的商代晚期祭祀遗址都发现大型人祭场。这些遗址形成的时代早晚不同，从早商一直延续到晚商。考古确认，“人祭”在商朝一直延续数百年，说明它并非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做法，而是整个商王朝宗教文化的一种常态，因为在商王朝的国家活动，一直是围绕着战争和祭祀这两件要事大事而展开的。正如《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的目的是保佑打仗，而打仗的目的除扩张疆土，就是俘获“人牲”以祭神祭祖。但在历史真相被考古学家揭开之前，中国古代文献中几乎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血腥礼俗。除了自己俘虏“人牲”，商朝还会要求臣属国定期纳贡，贡品里就包含祭祀用的“人牲”。而商朝晚年纳贡最积极的部族就是周人，就是那个后来伐纣灭商最终建立周朝的周人。

二、周人助纣为虐，替商人捕捉“人牲”古公亶（dǎn)父（古公，姓姬，名亶父），是周文王的祖父，率周人投靠强大的东方商王朝，迁移到了周原（今宝鸡一带）造田营舍、建邑筑城，担负起替商朝捕获祭祀用“人牲”的职责，成了商朝从西方掠夺“人牲”的血腥代理人。从远古血缘上讲，周人最早也属松散的羌人族群。周人崛起之后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西部部落统称为姜姓（通羌），以此标志他们与其他西部部落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互相通婚。因此，古公亶父的这种行为，是对古老族人的一种赤裸裸的背叛；而他对商人贡献“人牲”，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助纣为虐。从亶父到季历，再到姬昌（周文王），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周人都在竭尽全力替商捕猎羌人。周族当然也因此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锋利的兵器、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同时学到东方的占卜文化。周替商助纣为虐的这种关系持续了三代人之久，但西周建立以后，周人却千方百计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尽管如此，在甲骨文及周易当中依然有其蛛丝马迹可循。1976年考古人员在陕西省岐山县发掘出周文王姬昌在周原的宅院，院内西厢房的位置挖出了两处地窖，地窖里藏有大量甲骨。甲骨上的卜辞里记载有周人积累的捕获俘虏的经验，以及姬昌占卜预测捕获人牲之事。 其实，姬昌在与商人打交道的同时，偷偷观察和学习商人的祭祀、占卜之术，回到周原之后再模仿商王占卜的过程，并刻写了卜辞，试图习得这种与神沟通的本领。

三、“文王拘而演周易”，食子肉，立誓伐商姬昌在周原深得族人拥戴，引起商纣王猜忌。纣王听信谗言后怀疑姬昌有不臣之心，派人把他抓到殷都，关在商朝的国家监狱羑（yǒu）里（今河南汤阴北，距殷19公里）。 姬昌被商纣王抓走之后，他的儿子们忧心忡忡，担心姬昌成为一名高级人牲。姬昌的儿子伯邑考，还有姬发、姬叔旦都已成年，他们急忙献上重金厚礼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能够网开一面。姬昌在殷都待了7年，其中3年是在狱中度过的。姬昌本来就非常痴迷于占卜，在监狱里这段时间，他推演出《周易》。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文王拘而演周易”。姬昌研究发现，卦相的转变规律，比如，泰卦反过来就是痞卦，痞卦反过来就是泰卦。他认识到世间事物往往有另外一种相反的存在形式，一切都可以颠倒重来一遍。商族曾经也很弱小，但他们后来却建立起强大的商王朝。这个过程同样是可逆的，目前强大的商王朝也有灭亡的可能性。商王朝世代向诸神献祭，从而得到神的护佑；然而诸神的心意也是可能改变的，周族人也可以得到神的垂青。姬昌无意间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那就是“翦商”（推翻商王朝）是有可能的，这种思维方式在当时真可谓石破天惊！

由于身陷囹圄中的姬昌对商纣王很恭顺，加之在重金贿赂下，商纣王决定释放姬昌，还赐予姬昌弓箭、斧钺和“西伯”的头衔，象征着有对西土的征伐之权。为了检验姬昌的忠诚度，在册封“西伯”的典礼上，商纣王对姬昌进行最后的考验。姬昌被囚期间，其长子伯邑考在商朝做质子，替纣王赶马车。在册封典礼上，纣王命人把伯邑考作为“人牲”，“人祭”之后，做成了肉羹，赐给姬昌吃。姬昌为了向商纣王表示自己的忠心，不得不吃了用自己儿子的肉做成的肉羹。原来这种人祭后吃掉祭品，也是商朝传统的结盟仪式。

《史记》和《竹书纪年》等史书都记载着，商朝末代君主商纣王，热衷营建王宫苑囿，北至今河北邢台市的巨鹿沙丘宫，南至今河南鹤壁市的朝歌，而且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夜夜笙歌，引发民意沸腾。

姬昌回到周原后不久，即宣扬“天命无常，惟德是辅”，宣布自己接受了神的命令，要成为人间的王者。姬昌开始积蓄力量，“翦商”大业悄然启动，但碍于实力差距太大，姬昌仍未公开反商，十年间仍表现出对纣王的驯服。商朝乃东方泱泱大国，想要翦商，仅凭周人一族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周文王想拉拢长期被商朝当作“人牲”的其他西部羌人。可是过去数百年里，周人充当的都是商王朝猎杀羌人的爪牙，羌人怎么可能跟周人合作呢？

姜子牙的出现，助了姬昌一臂之力。姜子牙，姜姓，吕氏，字子牙，商周时期姜同羌，所以姜子牙也是一名羌人，在羌族里有很高威信。在姜子牙的游说之下，周族建立起和西土羌人的盟友关系。姬昌为最后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在十年间作了大量准备。伐犬戎、攻密须国、灭黎国、打邛国，还收拾了商纣王的重要羽翼崇侯虎，拿下了崇侯虎的崇国，势力向南扩展到长江、汉江、汝水流域，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形势。 四、周公旦革故鼎新，废止“人祭”，制定“周礼”，华夏文明新生眼看霸业将成，97岁的周文王姬昌去世，翦商大业落到了周文王的次子姬发身上。姬发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周武王。虽然父亲周文王已为灭商奠定了基础，但是周武王面对翦商大业精神高度紧张。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又始终不具备父亲文王那种受命于天的信念。在武王心中，祭祀信仰早已经扎根，他总怀疑翦商是否逆天悖伦，自己是否有翦商的能力，因此武王一直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每当从梦魇中醒来，武王都要派人去请弟弟姬叔旦，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周公旦，向周公旦讲述梦里的惨状，然后问他，我们真的能够得到神的护佑吗？周公旦用解梦的方式，宽慰和开导兄长，让武王增强信心，这便是“周公解梦”一语的由来。 在经历了无数不眠之夜之后，武王终于下定决心，于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发动了伐纣的决胜战。

公元前1046年二月甲子日凌晨武王姬发开始在商陪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郊外的牧野集结兵力，《史记》记载周人和他的同盟军共45000人，而商纣王集结的军队保守估计至少有70万。商军的这70万人，有不少都是俘虏和奴隶，他们被商纣王临时拉到战场的最前线。在两军即将交锋之际，商军内部突然发生哗变，前线大量士兵临阵倒戈，商军节节溃败。此时自知大势已去的商纣王登上鹿台赴火自焚。武王率领的“翦商”联军终于大获全胜，并进行了长时间的屠杀和劫掠。武王灭了商，占领殷都后，为了避免诸神给叛逆的周人降下灭顶之灾，周武王在殷都周庙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燎祭”（古代祭祀仪式之一，把玉帛、牺牲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向列祖列宗告捷。祭品中的“人牲”自然是被掳的商人，其场面极其惨烈。整个祭祀现场充斥着“人牲”的哀嚎和惨叫声，而武王就是要让这些叫声上达天庭，这样诸神才能够看到其祭祀的诚意，才会选择站在周人一边。

而真正带领华夏走出“人祭”阴霾的人，则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灭商两三年后，武王姬发在失眠和噩梦的困扰中忧郁而亡，继位的周成王姬诵尚年幼，所以西周初期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周公旦摄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重要的举措，来巩固周王朝的根基，比如平定叛乱、拆解商人社会、分封周人诸侯等等。在周公旦的新政中，特别重要的有两项：一“破”，一“立”。“破”：废止野蛮残暴的“人祭”，抹除人祭文化的踪迹。人祭文化与殷都联系太深了，殷都有无数的人祭坑。周公旦将殷都的商人族群拆分，使他们散居到各地，断绝他们与故土的联系。显赫的商人贵族则被迁到了关中（西周初期的都城就在关中的镐，即今西安），让他们在西周统治者的眼皮底下，谅他们也不敢造次。还有一部分非常顽固的商人不愿意离开殷都，周公旦则于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面汇流的盆地里为他们营造了一座新城，取名洛邑，就是今天的洛阳，然后强制他们迁往洛邑。随后周人全面而彻底地毁灭了殷都。大火之后，富丽堂皇的商王宫殿变成了废墟，商王陵墓也被挖掘一空。周公旦还销毁了与人祭有关的所有文献记录，包括周人曾经为商朝四处征伐捕猎“人牲”的不光彩历史。周公旦要彻底抹去这种血腥的记忆。但是周公旦不敢销毁父亲周文王留下的《周易》，好在周易的内容非常隐晦，可以将其中记录的血腥历史强行解释成庸常的内容。接着周公旦开始重新编撰历史，在此后的史料中，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的区别，历代商王和宰辅们也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商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商王朝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被归咎于纣王一人，他背负起商王朝的所有罪孽，被涂抹成完全丧失理智的恶人疯人的形象。

“立”：周公旦开始构建出一套以“天命观”为核心的世俗道德体系，指出王朝想要获得上天的保佑，要做的是行德政，勤政爱民，而不是祭祀神明不断杀戮。周公旦所有的新政，都是围绕着“德”字展开的。他希望人们学会控制欲望，制定出种种礼节，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周朝的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后来被统称为“周礼”。到此，华夏文明得以获得新生。由此可见，周公旦不愧是周朝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总设计师，华夏民族从各种族群变成民族的首要功臣，更是华夏文明形成史上里程碑式的革命者。后来，孔子在周礼的基础上创立了孔礼，孔礼则偏重于人际关系和社会道德。此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以周礼、儒学为文化基础和道德观念的社会。【参考资料】《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李硕著（2022年10出版，2023年4月22日获白银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