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刚丨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书目文献2023-07-30 15:41:230阅

注：本文发表于《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傅刚老师授权发布！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傅刚

［摘要］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东汉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关键词］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文学自觉；文人身份；文艺性

一、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要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中国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一样，也有如何分期的问题。文学史如何分期有许多学术讨论，虽然很多人认为按照历史朝代划分不能反映文学史的真实状况，但至目前为止还提不出一个足以取代历史朝代的划分法，虽然有一些新的尝试，但并不能被学术界所接受。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当前的分期仍然依据历史朝代，中国学者比较习惯于在这样的分期中进行观察和研究。我们也正是这样的习惯里以汉魏六朝这一历史阶段作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时期来作考察。汉魏六朝文学批评与其他时期的文学批评有什么不同？其性质如何限定？特征如何描述？欲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首先需知中国文学批评是如何发生的？中国文学批评的材料是伴随着文学写作发生的，当文学写作成为一种社会认可的科别，文学批评就发生了。文学写作成为社会熟悉并认可的历史时期，学术界一般都接受魏晋文学自觉的看法，也正是这个时期，真正的文学批评也产生并开展了。这个时期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和著作都出现了，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特征，如单篇论文、著作、史论等，文学观念也鲜明而有系统。由于这是文学自觉和独立的时期，因此，文学批评也与这一点相适配。文学批评中的基本概念、范畴，或从经、史、子学中发展而来，或因应着批评而新创，这一时期的批评术语、批评功能的认识等，为中国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是其后文学批评开展的基础。所以很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与唐宋文学批评不同。汉魏六朝之前总以先秦概括，先秦之先起于何时？探讨中国古代原始观念起源，可以依据考古材料追溯至新石器时期，从那时候出土的器物装饰中讨论原始人的审美意识，但作为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若一定要从那个时期讨论，就有些过于扩大范围了。

严格说来，文学批评史当然是指关于文学写作和发展的批评史，前提是文学写作的存在。按目前中国学术界的看法，中国古代文学的独立自觉发生在魏晋时期，在此之前的汉代只能称为文学自觉的萌芽时期。也有的学者认为文学自觉并非自魏晋开始，实际上在后汉就已经具有了文体的自觉，这样说来，也可以将东汉算作文学自觉时期。若前汉，以及汉之前的先秦当然难以称为自觉的文学写作。文学不能作为独立的一科，而若纵论文学批评，显然是以后人的批评观念强加于古人了。但这个问题也与文学史讨论一样，不能说汉之前文学未独立，文学史就只能从汉以后考察。所以中国文学史是从先秦时期开始，一般是从传世文献提供的写作活动开始，如《尚书》《诗经》。但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写作与当代的文学写作不是同一概念，中国古代所认可的文学，包括了应用文写作，而应用文与后世文学家从文艺学认识中选择的纯文艺性文体：如诗、词、赋等而进行创作的并不相同，应用文与文学家活动无关，它纯粹是社会活动的功能性产物。比如诏令教表章奏等，完全是行政文书，这种应用文在先秦时期毫无疑问居于主导地位。在汉魏六朝以后，随着符合后世文学观念的具有纯文学性质文体的出现，应用文在文学写作中占有的比重渐渐缩小，但仍然居有相当的地位。因此，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都少不了应用文的篇幅。这个事实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考察对象，并不限于传世文献，那些与社会政治活动相关的文字记录，也应该是考察的对象，因为它们是社会政治活动的产物，是一种应用文体。比如甲骨文，并不仅是古文字材料，它同样是殷商时期社会活动的文字记录，历史学家通过它可以研究殷商时期的社会活动、典章制度，文学史则可以考察殷商时期的文章写作。所以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史便从甲骨文开始，以叙述早期散文写作的状况。

文学批评史是依据于文学史的，但与文学史不同的是，文学批评史不是考察文学写作本身，而是要考察古人有关文学写作的评论，也即中国古代历史上各时期人对当时文学写作的态度、评论。甲骨文中有没有关于写作的评论，目前似乎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有关写作的评论，就目前各种文学批评史看，都还是依据于传世文献，比如《尚书》《周易》《诗经》以及先秦诸子的意见。

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文学并没有独立，文学一科未建立，也就是说没有后世意义的文学活动和写作，但是它有应用文，以及史官所掌的史书，至于春秋以后，则有诸子文章等。有写作便有如何写作的论述，这是我们从传世文献中见到的，如《易·乾卦·文言》“修辞立其诚”，以及《尚书·尧典》所说的“诗言志”等，便是关于如何写作和写什么的意见。这当然可以作为批评史考察的材料，但应该注意的是，这是关于写作的意见，并不是关于文学写作的意见。这些就是先秦时期与汉魏六朝以后相同和相异的地方。相同是指先秦和汉魏六朝都有了关于写作的具体意见，相异则是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批评性质不一样。

如前所言，先秦时期文学一科没有独立，当然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那么如何判断先秦时期的文学批评的性质呢？我们初步将其性质概括为文章写作的批评，这是因为先秦时期存有写作活动，但却不是后世的文学写作，所以不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笼统题目之下。具体到先秦时期，究其性质，称为文章写作的批评也许更恰当一些。

当然，这个“文章”的概念也是有限定的，先秦时期的文章与后世的文章也不一样，也要依据其所处不同历史时段而具体分析。春秋以前的商、周时期，其写作主要是行政文书和史官撰述。春秋以后则因为王官之学分散，私家著述兴起而产生了许多新的写作活动。这个时期应该除了行政文书以外，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诸子写作以及战国时期的策文和产生于楚地的楚辞，还有一些民间流行的介于韵散之间的文体，可统称为赋，这个时期的文体大增，与商、周时期的王官之学不同。

商、周时期的应用文，传世文献中有《尚书》所载典、谟、训、诰、歌、贡、征、范、誓、命等文体，当然这些文献是否保留了《尚书》所标时代的原貌，学术界多有怀疑。我们认为《尚书》所载夏、商文献部分内容应该有一定的依据，但在传世过程中有变化，至于《周书》部分，因有《逸周书》和出土的金文作旁证，应该大多可以相信。无论如何，只要承认商、周是一个成熟的王朝，其有行政文书是不容有疑的。夏的情况如何，目前还在讨论中，也有待考古发现提供更为确凿的证据，但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如河南二里头遗址和山西陶寺遗址），起码证明夏不是一个传说。退一步说，即使夏王朝目前还不能证实，仅商与西周的行政文书也足以说明中国上古时期的文章写作的成熟。依据传世文献记载，春秋以前的学术文化都是王官文化，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化都由王官掌管，各行政部门有不同的职责，也就有职能不同的文书。由《周礼》可知周时各部门具体掌管的内容，以及各种文书的保存和使用情况。或谓《周礼》不可信，但从出土金文材料也可以证明。如商、周皆有“作册”一职，就是负责著作简册，奉行王命之职，《周书·洛诰》《顾命》皆载其职，而出土材料如商代的作册盘鼋便证明了这一官职的存在，从而证明传世文献的可靠。因此，商、周时期有成熟的写作是无可怀疑的。至于春秋，写作活动愈益成熟，《左传》记诸侯之盟书，三代无盟书，至周衰屡盟，是见写作随世变而增。又，春秋诸侯林立，聘问不断，刘勰说：“春秋聘繁，书介弥盛。”范文澜注书介犹言书使，是春秋时因外交聘问之繁，书使频仍，则外交文书写作亦随之而盛。《仪礼·聘礼》记大夫出聘，职有史读书，可证出使需有聘书礼文，此皆专职所掌，是见西周时期官府文书写作之成熟。此外，《左传》所记郑子家与赵宣子书（文公十七年）、巫臣遗子反书（成公七年）、子产谏范宣子（士匄）书（襄公二十四年）等，都可见春秋时写作的成熟。

成熟的写作的形成，自然需要一定的规范，如何保证规范，应该是有相关的规定。可惜的是传世文献中未见有这样的材料，《易·家人》象辞“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虽然有人视为文学批评的材料，但其原义是指言谈，谓君子不妄谈，言必有事实，所以还不是文章写作的意见。《尚书·尧典》曰：“帝曰：夔，命汝典乐，敎胄子，中和祗庸孝友，直而温，寛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有关诗应该表达什么的意见，但从全文看，主要还是讲诗、乐、舞的教化功能和互相之间的关系。此外，因为《尧典》写作年代有争议，所以我们不非常确定地作为商周之前的批评意见。因此，商、周时期虽有行政文书写作以及史书撰述，但限于材料，我们还不能讨论这个时期关于写作的批评意见。

传世文献中明确出现关于写作的意见，是到了春秋晚期了，如孔门儒家关于写作的看法，孔子论《诗》、论“文”都发表了意见。论《诗》的如兴、观、群、怨的表达，论“文”如“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修辞立其诚”（此取孔子作《文言》的说法）等。文章写作的批评意见出现在这个时期，是与私家著述的兴起相关的。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商、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写作是有一定的规定的，职掌部门按照一定的程序行文，所以不会产生私人的批评意见。但到了春秋以后，各种新写作的涌现，引起了如孔子这样的追求规范、合乎礼制的人的批评，于是针对写作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看法。如《左传》记孔子所说“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反映了文辞表达好坏会影响实际功能的看法。《左传》原文是：“《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杜预注《志》为古书，则孔子之前已经对文的功能有了非常清楚的认识。在《左传》所记孔子的评论里，也是针对子产对晋人的言辞，属于外交辞令，并不是专门就写作而言。但言辞的典实与表达的顺畅，这种外在的形式所具有的力量，被孔子所认识。虽然是就言辞而发，实则与写作是相通的。

以上所论可见春秋时对文辞所具有的力量和功效已经具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注意到孔子还专就文质关系问题发表过意见。《论语·雍也》说：“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是质实，文是文华，上古重质，略于文华，以为从实可矣，何必文华。然人类社会即从质向文，过质则易野，故须节之以文，圣人节之以文，其文即是礼。孔子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二代即夏、商，夏、商虽有礼制，但不若周之郁郁乎文，故孔子认为周是文质彬彬。董仲舒策文说：“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1]，《朱子语录》说：“忠只是浑然诚确，质便自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则此个质耳。”[2]是见由夏、商至周，显示出由质及文的过程。商、周虽用礼，不若周之礼文之盛，故孔子说“吾从周”。故文在社会进化中具有重要作用。文虽重要，但内实仍然是质，无质之文则流于浮诞，故文质须相符。相符至何种程度？孔子对此提出要“文质彬彬”。不如此，文胜质便史。史指史官文书，这说明至孔子时，史书是讲究文辞的，但在孔子看来是文胜质了，这是对春秋时史书的批评。同样，当孔子说“修辞立其诚”时，也说明当时有不少写作在修辞上不言其诚，所以说孔子的批评是就写作而言。当然，社会的发展，尚文的速度远远大于孔子这种理性的主张，在孔子之后，文章写作很明显向着华文的方向快速发展，这既与文辞本身具有的感染力有关，也与社会习尚有关。同时，文章之优与劣，评价的标准实与诸子各家的哲学思想相关。比如墨家尚用，就反对文饰。道家主张自然，反对人为，故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显质》）。但恰恰是道家主张虚静的哲学思想，又催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和文艺观。不过，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郭绍虞先生从文学观念的发生和成熟角度讨论古代文学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

以上是对先秦时期文学批评性质的简要说明，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讨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二、汉魏六朝时期文学批评的性质

如前所说，先秦文学批评性质确定为有关写作活动的论述，根据是先秦时期没有具有后世文学意义的写作，那么汉魏六朝时期发生了什么变化？

文学的自觉与独立，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魏晋时期，因此魏晋六朝具有了文学性写作，因而也有了文学批评，这是不用怀疑的了。那么如何看待两汉时期的写作和批评呢？

其实，两汉的西汉和东汉在写作上又有不同。东汉以后，实际上已经有了一定文学意义上的写作。我们定义文学写作的依据，一是出现了文学性文体，并且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如辞赋乃至诗歌，此外如具有个人抒发性的文章，因具有文艺特征，也是文学性文体；二是社会承认这种写作是个人才华的表现，并认为才华与学问一样重要，从而将这种带有个人情感表达的写作视为有意义并且尊敬和崇拜写作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汉时期的写作已经具有了这种特征。首先，具有文艺特征的文体辞赋与五言诗已经出现，并获得了社会认同。其次，东汉人对辞赋的价值和写作意义展开了讨论。一种文艺性文体获得社会的广泛讨论，不论是否想将其纳入政教体系还是纯粹就其艺术特点讨论，都说明社会对显示个人才华的文艺性文体的重视。这已经从先秦时期只注重教化价值的观念转变为对文艺性辞赋写作价值的认识，这种观念的转变，正是文学观念的凸显。此外，汉魏六朝时期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是文体的成熟和辨析。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文学史并不仅是由诗赋等纯文艺性文体构成，应用文写作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应用文写作由先秦时期的王官之职到汉魏以后的重视文辞表达，说明文艺性原则在应用文写作中已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用文前提当然是应用，是符合应用场合的恰当表达，但文艺性原则决定其表达的恰当与否，也决定其实际功用的实行，因此，重视应用文的文艺水平，在汉魏时期的写作和批评中都有所表现。这种表现首先表现为文体的成熟和明确的文体考辨。这一点可参考本人《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一文[3]。

即使是西汉，也与春秋以前不同，中国古代的私家著述起于春秋时期，标志便是诸子文。但诸子文主要是表达其哲学思想和治世主张，他们毫无疑问都是当时最著名的善于思考和表达的大家，因此在发表哲学思想时，其表述的语言和文章修辞也显示了当世最高水平。这种写作自然与春秋之前的王官之学有区别，是有私人特征的写作。比如说出自王官之学的行政文书，自然是官府制式，不应带有个人特性，而私家著述却都鲜明地具有个性，如《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无不如此。不过，这种写作的出发点是宣扬一家的哲学思想，并不十分考虑文辞，只是在论辩过程中，才体会到文辞的具有什么样的效果。《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子产对叔向问后，叔向云：“辞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春秋时大夫外交，从容辞令，已充分体会语辞的重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载秦穆公享公子重耳，

命子犯从，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杜预注：“有文辞也。”子犯谓自己不如赵衰有文辞，故请赵衰从。可见时人认识到辞令在政治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至诸子蠭起，论辩无穷，文辞的重要愈为辩者所知。《孟子·公孙丑上》所说：“诐辞知其所敝，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语言和修辞都是思想的外壳，诐辞、淫辞、邪辞，是发表人内存诐淫邪遁，故发言吐辞偏僻放荡，故孟子自信地说“我知言”，这表明孟子时对文辞有了深刻的认识。孟子这个表达与《易·系辞传》“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意思一致。说明春秋末至战国初，诸子都已经意识到文辞对表达思想的重要作用。诸子毫无疑问是中国私家著述的先驱，但他们也都是哲学派别的代表，即表达某种哲思想的一家，主旨都是发表某家主张，而所代表的也是不同阶层的利益，也因这样的特征，诸子成为专门一类。与诸子不同的是战国策士文，也即纵横家留下的文章，它们与诸子不同，只代表个人利益，也没有一定的哲学主张，奔走于诸国之间，依口说而得将相，所论事多夸诞不实，正所谓“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4]。策士们凭言辞即能倾动人主，但这正是战国策士们不同于诸子的特征，他们注重修辞，重视说服的力量，故宋人李格非说：“《战国策》所载，大抵皆从横捭阖，谲诳相轻倾夺之说也。其事浅陋不足道，然而人读之，则必乡其说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辞之胜，移之而已。”文辞之工，是策士们所独有的特征，而这恰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基本因素。所以我认为战国策士，是中国的文人起源。策士文的产生，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文艺性质的文章。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写作上发生了一个新的也是大的变化，即文人的写作的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论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虽然这个时期的文学一科还没有独立，但是已经进入了朦胧萌发中。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因此，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若细分的话，西汉可以视为“文学自觉萌发时期写作的批评”。

三、汉魏六朝时期文学批评的特征

这个文学自觉萌发时期如何认识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点来看：

（一）文人身份的鲜明和独立

西汉文人的前身是战国纵横家，战国纵横家已经具有了文人的基本特征，但它的本质仍然是纵横家，他们仍然是战国政治活动中的积极分子。随着秦人统一六国，纵横家失去了存在的空间，战国纷争是纵横家唯一的活动舞台，秦统一后，这个舞台不再需要纵横家了。那么纵横家消失了吗？当然，他们随着世界的变化，也改变了身份而依存于不同的地域。秦时如何，因为缺乏材料，不易见出，想是蛰伏于乡野，但我们在秦末的楚汉战争中，可以随时见到纵横家的身影。著名的如蒯通[5]、郦食其[6]，与郦食其同《传》的陆贾也属于纵横家一类。无名者亦时时见于刘、项楚汉之争中，如《萧相国世家》中之说萧何之客、《陈馀列传》中之说张耳之客等。《史记索隐·述赞》曰：“秦项之际，天下交兵。六国树党，自置豪英。”秦末天下动乱，山东六国皆反秦，战国纵横之士适为六国所用，当其时正是其用武之时。然一旦汉定天下，纵横家又一次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但纵横家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换身份，或改学儒术，或托身诸王为客。前者如主父偃，本《传》记其始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游齐诸生间。后者则如淮南王、吴王、梁王、楚王等客。这些门客有的还执着于权谲诈变之术，如淮南王谋反便受到诸门客的怂恿，但更多地则转为辞赋之士，淮南、吴、楚、梁诸王门下皆有。著名的如淮南王所主持的著书和辞赋写作，吴王门下则有枚乘、严忌诸人，后来又投奔梁王。以辞赋托身，标志着纵横家成功转为文人。故此，西汉时虽文学一科尚未独立，但已经有了以文托身的文人群体，并且创作了具有文艺性的作品。

（二）文章写作的文艺性特征

西汉写作主要是文章，楚辞产于南方，西汉武帝之前尚未传入北方，至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上《楚辞》，吴王门客枚乘以及朝中文人司马相如等入梁，此时创作的《七发》、《子虚上林赋》，标志着纵横家转为文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的写作已经呈现出具有文学性质的活动，文学写作可以让写作的人以文人身份跻身上流社会，并能够谋取官职，这可以视作是文学自觉的前夜。武帝之前的西汉初写作是什么情况呢？这时候的写作主要表现为文章，其文体除了官方文书如诏令教表上书等外，据《文选》所区分有书、论、辞、序、铭、箴、诔、祭等，这些文章的写作，很显然较先秦时更重文辞的表达和论说的技巧。比如贾谊、陆贾、贾山、晁错的文章，文辞炼实精确，表达层次清楚，富有感染力，在战国之后，虽然带有策士遗风，但渊朴深厚，谨重浑茂之气，显示了西汉文风的变化。这些写作已经具有文艺性特征，故西汉文成为后世文章的典范。

西汉文章一方面尽力摆脱战国策士捭阖谲辩习气，故其用事，多从典实，又议论国事民生，皆切于实际，故思致遥深，而感慨激发。另一方面，策文遣辞之妙，讲究排宕气势，也为西汉文章所继承。西汉文章长于议论，因此疏宕流放，一吐为快。战国策士所论多为个人利益，所以用辞极尽夸张渲染，用事不实；西汉作者因议论国是，关注民生，诚合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故文章文质相符，最合于中国古代文人对文章写作的要求，所以成为典范。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西汉文章建立了一种规范。

（三）对文章文艺性的认识

西汉作者对于文章写作要具有艺术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自觉和追求。如扬雄对如何写作和如何批评都有一系列论述。在他之前的司马相如，据《西京杂记》说，他对赋的写作更是提出明确的艺术要求。《西京杂记》未必可信，但这时有一批因写作而出名的辞赋之士，正说明他们的写作水平高于其他人，这种对写作水平认可的社会共识，当然会促进写作水平的提高。如司马相如不乐为郎，好辞赋，正说明世人对文辞的爱好。而汉武帝好文辞，对司马相如的欣赏，正是这种风气的表现。班固《两都赋序》说武、宣之世：“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寛、太常孔臧、太中夫夫董仲舒、宗正刘徳、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写作之盛，于此可见。《汉书·地理志总论》：“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襃、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敎，相如为之师。”《汉书·刘向传》：“更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襃、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汉书·淮南王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这些材料都说明汉代至武帝时崇尚文辞已成风气。文辞修饰在文章写作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认识。《法言·学行》：“或曰：'学无益也，如质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礲诸，有玉者错诸，不礲不错，焉攸用？礲而错诸，质在其中矣。否则辍。’”《吾子》：“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扬雄此论是汉人对写作需要文辞与否的肯定。在充分保证文质相符的前提下，文辞是不可废弃的。《仪礼·聘礼》说：“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辞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虽然辞多则史，但辞少则不达也是非常明确的。当然，文章写作中文辞修饰具有审美的愉悦感，这也是后世人重文辞的心理基础。虽然司马相如写作诸赋，意在讽谏，但因“虚辞滥说”[7]而令人喜好。如何处理文质关系，自先秦以来就是论文之人反复讨论的，也提出了理想中的写作状态，如《易·系辞》说“修辞立其诚”等。《吕氏春秋·知度》说：“情者不饰。”又说：“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但正是至治之世，写作中追尚华丽辞藻才得到大发展，这其实是文艺规律的表现，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人对文艺特征认识的加深。

（四）对写作活动价值的认识

同时代的枚皋等关于对朝廷视辞赋写作为俳优的意见，正说明他们本是以辞赋写作为骄傲的。前引班固《两都赋》言武、宣之世的写作状况，反映了当时对写作价值本身的认知。而《汉书·艺文志》所记以个人署名写作的现象，正是这种认知的表现。司马迁称自己欲“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也是以写作为能留名青史的认识。虽然是史书写作，但在春秋以前，史官皆为王官之学，与个人无关，司马迁则以其为个人的名山事业。除了子、史以外，文章和辞赋写作的价值，也深为人所知。辞赋家已经入《汉书·艺文志》，世人皆知。又，《史记》为文学家单独立传或合传[8]，显示了这一写作群体可以跻身青史。尤其是司马迁有以写作重于事功的倾向（如《史记·贾谊列传》载贾谊诸赋，而不载其《陈政事疏》等），除了显示司马迁个人爱好，也说明当时确有此风尚。汉以前那种立谈封侯、纡青拖紫、朱丹其毂（《解嘲》语）之事，不再会出现，故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提出士须权变，东方朔谓士须修学敏行，扬雄谓独守太玄，东方朔、扬雄提出在汉世士人的困境以及出路，已经在向写作转变。班固则说得更为明确，他在《答宾戏》中说：“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扬雄谈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壸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徳，烈炳乎后人，斯非亚欤！”他认为汉代士人应该在术艺和篇籍上求立身，故说：“走亦不任，厕技于彼列，故密尔自娱于斯文。”谓士人可以在写作中求得功名。这个认识，实开曹丕“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先。

东汉以后，其性质则是文学自觉时期的写作的批评了，这时已经可以称为文学批评。如东汉文体的成熟，文体辨析观念清晰自觉，显示文艺性特征的文体增多，如五言诗、抒情小赋和书札等，都与西汉不同，这为魏晋以后的文学充分自觉打下了基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独立，文艺性文体如诗（尤其是五言诗）、赋以及文艺性散文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而文学批评随着写作的成熟而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中华书局标点本，第554页。

[2]《论语纂疏》。又，《论语纂疏》作“殷尚质”。

[3]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和发展》，《文学遗产》，1996年第6期。

[4]曾巩：《重校战国策序》，《曾巩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4页。

[5]《史记·淮阴侯列传》称为“范阳辩士”，然传又记高祖呼其为“齐辩士”，殿本《考证》引顾炎武曰：“先云范阳辨士蒯通，後云齐人蒯通，一传互异。”又，司马迁在《田儋列传》传末评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

[6]《郦生列传》载郦食其初见高祖所言乃六国纵横时事，是其学所出也。

[7]《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太史公曰”。中华书局，1997年《二十四史》缩印本，第777页。

[8]此条参考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2002年12月新一版，第57页。

【作者简介】傅刚，江苏徐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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