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篇》16.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16.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注释】

▲思：思考、分析、考虑。

▲视思明，听思聪：明和聪指的是分析对错，明辨是非，不能人云亦云，道听途说。《颜渊篇》12.6 子张问明。子曰：“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色思温，貌思恭：脸色温和，态度谦虚恭敬。《泰伯篇》8.4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

▲言思忠，事思敬：《卫灵公篇》15.6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疑思问：《卫灵公篇》15.16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忿思难[nàn]：“难”指痛苦和伤害。愤怒的时候要保持冷静，克制自己的情绪，思考一下自己的言行所带来的后果，不要使双方都受到伤害。《颜渊篇》12.21 子曰：“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见得思义：《宪问篇》14.13公明贾对曰：“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

【译文】

孔子说：“君子要思考九个方面：看的时候要明辨是非，听的时候要分析对错，神色要温和，态度谦虚恭敬，言语要忠信，做事要认真负责，有疑问要知道请教他人，生气的时候要考虑后果，保持冷静，见到利益要考虑是否合乎道义。”

【学而思】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君子视听言动，为人处事都要慎重地思考，做到谦恭有礼，多闻多问，慎言慎行。

【知识扩展】

《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第二》：贞观四年，太宗问萧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对曰：“克己复礼，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论事，宿卫之士，传飧[sūn]而食，虽性非仁明，亦是励精之主。”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又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恒恐群臣内怀不服，不肯信任百司，每事皆自决断，虽则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朝臣既知其意，亦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承顺而已。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岂如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译文】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问大臣萧瑀：“隋文帝是一个怎样的君主？”萧瑀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克制自己，遵守礼教，又能勤勤恳恳地处理朝政。每次上朝议事，直到太阳西斜还不下朝。对五品以上的朝廷官员，都要与他一起坐谈国事，对于负责宿卫任务的武士，则要把晚饭送到岗位上让他们进餐。虽然他的品性算不上仁慈明智，但也算得上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国君。”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他生性极为精察，但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难免观察不清，极为精察就容易过滤多疑。又因为他是欺负孤儿寡母得到天下，所以他时常害怕群臣内心不服，不肯放心任用文武百官，每件事都要亲自决断，虽然看起来很勤恳，身体也憔悴，但是未必能把事情都办得合情合理。朝臣知道他的用意，也就不敢直接进言。宰相以下的官员，只是秉承他的旨意而已。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天下是那么广阔，人民是那么众多，事情是那么千头万绪，必须变通处理，要把这些事情都交给各部门的官员让他们商议，宰相再统一筹划，觉得事情办得妥当后，方可上奏执行。怎么能让日理万机的皇帝一个人独自裁决。假如一天裁决十件事，可能会有五件事处理得不适当，裁决正确的当然很好，但是裁决错误的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样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错误越积越多，国家怎么能不走向灭亡呢？哪里比得上广泛选择贤良之才，让他们管理各项政事，而国君居高远虑，严格执行法令，谁还敢胡作非为呢？”于是诏令各官署，如果朝廷诏令颁布下来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必须坚持议奏，不得顺从旨意而随便施行，务必尽到做臣子的责任。（视思明，听思聪。）（13.2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资治通鉴·唐纪十·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上问魏徵曰：“群臣上书可采，及召对多失次，何也？”对曰：“臣观百司奏事，常数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谏者拂意触忌，非陛下借之辞色，岂敢尽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辞色愈温，尝曰：“炀帝多猜忌，临朝对群臣多不语。朕则不然，与群臣相亲如一体耳。”

【译文】太宗问魏徵：“众位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等到当面对答时则多语无伦次，为什么呢？”魏徵答道：“我观察各部门上奏言事，常常思考几天，等到了陛下的面前，则三分不能道出一分。况且行谏的人违背圣上的旨意触犯圣上的忌讳，如果不是陛下语色和悦，怎么敢尽情陈述呢？”于是太宗接见大臣时语言脸色更加温和，曾说道：“隋炀帝性情多猜忌，每次临朝与群臣相对多不说话。朕则不是这样，与大臣们亲近得如同一个人。”（色思温，貌思恭。）

《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公元870年）》：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杀翰林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悉收捕其亲族三百余人系京兆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谏官使言之，谏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以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轸圣慈。宗劭等诊疗之时，惟求疾愈，备施方术，非不尽心，而祸福难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状，亦可哀矜。而械系老幼三百余人，物议沸腾，道路嗟叹。奈何以达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谤！盖由安不虑危，忿不思难之故也。伏愿少回圣虑，宽释系者。”上览疏，不悦。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力谏于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译文】秋季，八月乙未（十五日），同昌公主病死。唐懿宗极为痛苦，悲伤不已，竟下令杀翰林院医官韩宗劭等二十余人，并将他们的亲族三百余人全部逮捕，关押在京兆监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刘瞻召请诸谏官，请他们上言劝谏，但谏官竟没有一人敢进谏，刘瞻只好自己上言，认为：“生命的长短，每个人都有定分。昨天公主患有疾病，受到陛下深深的慈爱，医官韩宗劭等为公主诊断治疗时，只是希望能将病治好，施展了多种医术和药方，不能说是不尽心，但人的祸福难移，竟然不能妙手回春，各种医术未能奏效，当时医官们的情状，也是值得哀怜。但因此怪罪医官，用刑具收捕医官们的家属老幼三百余人，致使朝野议论纷纷，群情沸腾，道路上也常听到人的叹息声。知天命达人理的君主，何至于要遭到肆行暴虐不明事理的诽谤呢！大概是由于居安不忧虑危难，愤怒时不思常理的缘故吧。希望陛下能回心转意，宽大并释放这些无辜被捕的人。”懿宗看到刘瞻的疏文，很不高兴。刘瞻又与京兆尹温璋在朝堂当面力谏，唐懿宗勃然大怒，喝令刘瞻、温璋退出朝堂。（忿思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