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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下或北上(19):卓木碉会议另立“中央”,张国焘率部南下

兰州家长兰州家长2023-07-31 10:15:230

对张国焘及其亲信打击迫害五军团同志的行为,朱德都挺身而出,保护同志。一天上午,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获悉,总部来电说五军团一些人抢东西,准备搞反革命叛乱,被四方面军保卫局抓起来了。

董振堂指示欧阳毅去处理。欧阳毅先统计了各单位的掉队人员情况,然后去四方面军驻地领人。到那里后,被关押的五军团战士都申述他们是掉队,没搞反革命。

四方面军一位首长拍着桌子大发脾气,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老子亲眼看到的,你们抢老百姓的东西!”事情弄僵了,欧阳毅便来总部报告。

四方面军那位首长先到,欧阳毅一进门,那位首长便指着他说:“他就是五军团保卫局长。”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站起来骂:“你不听指挥,老子偏要指挥你!你是假革命,反革命!”说着就掏出了手枪。

在这紧急关头,朱德制止了这种无理行动。张国焘看部下闹得不像话,才把他们打发出去。由于朱德主持正义,一场危机化解了,欧阳毅领着掉队的战士回到五军团。

由于朱德在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张国焘也奈何不得,于是不断在背地搞小动作,难为朱德。一天夜里,他手下的人把朱德的马偷去杀了。张国焘有七匹马,也不肯给朱德一匹。

董振堂知道后,派人给朱德送来一匹马,才解决了朱的行军的问题。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阿坝会议上坚持一言不发,引起张国焘的嫉恨。南下途中张国焘借口调康克清去学习,将他们拆散。

康克清气愤不过,要离队去找党中央。

朱德劝她说:“不行,如果你单独行动,他们就会借刀杀人。现在你和战士在一起,他们就不敢随便动手。”朱德以一身正气和博大的胸怀,挫败了张国焘一个个阴谋。

建国后,朱德回忆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时说:“我们当时处境很困难,但碰上困难有什么呢?坚持吧。我们还有五、九军团和刘伯承同志,反对张国焘。他(指张国焘——作者注)那几天想叫下边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对。

我对他说:'我们现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们都要命。’我威胁他,打架被制止了。”

再说右路军,自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后,陈昌浩决心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9月11日,他派通信员骑马给包座前线的傅钟、李卓然送去“特急飞传”的信件。傅钟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傅钟、卓然:

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

傅钟和李卓然也懵了,当天火速赶回巴西。陈昌浩正在召集右路军干部开会,傅钟看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

许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讲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

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命令,要右路军从班佑、包座地区南下,与左路军在大金川的松岗、党坝一带会合集结。军令如山,徐向前、陈昌浩率红30军、红军大学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

徐向前回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

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

9月17日,徐、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重返毛儿盖。张国焘非常高兴,向后方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王维舟发出了坚决南下的

天云、维舟:

(甲)徐、陈率30军于昨晚安抵毛儿盖,4军今晚续到。毛无敌,他们过草地未遇困难。

(乙)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现在就看你们能否速取党、绥、崇、丹、懋。南下打开绥、崇、丹进路,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

1935年9月18日

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

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而徐向前他们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分裂的噩梦还在头脑中搅扰。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张国焘接着作报告。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

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

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还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

他们只是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时才来参加革命。(这话后来张国焘还讲过多次)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的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

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

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张国焘得意洋洋,要朱德表态。朱德的话虽然心平气和,却是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

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意思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还是不肯说一句支持张国焘的话,更不肯向张国焘低头。

张国焘见朱、刘二人还不屈服,怀恨在心,当众不便发作。在大家发言表态之后,张国焘掏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众人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名单。张国焘的“中央”就这样产生了。

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张国焘炮制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名单,颇费了不少心机。

首先,他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所以尽可能把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

由于张国焘的闭塞无知,在名单里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原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国民党逮捕,当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因为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大量杀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职。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在坚持斗争失败后,于1935年9月被敌人杀害。张国焘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选进来了。

张国焘炮制的“中央”,似乎也照顾到不同地区和红军,几方面都拉了些人。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里掺杂了他个人的好恶和成见。

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毛、周、张、博不用说,已被他“开除”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一个也未选进。刘伯承、董振堂都没选上,仅有个“军委委员”的虚名。

会议结束后,朱德找到张国焘,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朱总司令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使张国焘无可奈何。

没有朱老总,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也不能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所以,朱德决定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和张国焘周旋。

刘伯承总参谋长彻底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虽然他和朱总司令暂时处于少数,但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张国焘软硬兼施,也丝毫不能动摇朱、刘的立场。实际上从阿坝会议以后,刘伯承的职务就被剥夺了。张国焘只让他教交通队如何打骑兵、放排哨。

一天,朱德悄悄告诉刘伯承:“有人说你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刘伯承冷笑道:“说那些做什么,杀就杀嘛。”对个人的生死,刘伯承是置之度外的。

但有一件大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密码掌握在他的手里,这件事张国焘还不知道。刘伯承想:张国焘这一搞,说中央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谁又是什么“侦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码搞去,把他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要给中国党造成多大的麻烦。使刘伯承下了决心。

密码是一本英文的《鲁宾孙漂流记》,在参谋刘绍文手里。刘伯承让刘绍文把密码烧了。这事做得很机密,除了他们二人谁也不知道。

刘伯承回忆:“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刘伯承这一决断,真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央。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控制不了张国焘,张国焘唯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

当林育英到陕北后,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对张国焘下达指示。张国焘无法与国际联络,终于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见,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再次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如果张国焘能直接与国际联络,和驻莫斯科的王明搞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前途就难以预料了。从这一点说,刘伯承为党立了大功。

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劝降”。

张国焘说:“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否则,就不行。”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

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国焘说:“那你马上办交代。”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张国焘又要刘伯承作出一个南下行动计划来,限两小时完成。

刘伯承说时间太紧,张国焘还是只给两小时。刘伯承知道他是存心整人,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刘伯承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去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开始了南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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