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共三大的历史意义(全文)

【摘 要】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确定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实现了与的历史性合作，它无论对于还是共产党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共三大不仅促进了国民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取得了辉煌的历史功绩，而且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关键词】 三大 中国共产党 意义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的历史性转变，开始真正走上了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它对于中国共产党、国共统一战线、国民革命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解读中共三大，探讨其彪炳史册的历史意义。

中共三大实现了从社会革命到国民革命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实现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共一大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①主张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为实现这个目的，中共一大将组织工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中共一大提出的“社会革命”的口号，并不符合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所以在中共二大上，中国共产党结合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和中国实际，又提出了“民主革命”的口号。中共二大宣言提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②这个口号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识到了农民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二大虽然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口号，但是没有切实的手段加以贯彻落实。在具体行动上，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开展工人运动作为根本任务：“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③

中共三大第一次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中共三大在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如中国社会的性质、阶级分化、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责任、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进行正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革命”的口号。中共三大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鉴于国际及中国之经济的政治的状况，鉴于中国社会的阶级（工人、农民、工商业家）之苦痛及要求，都急需一个国民革命。”“我们的使命是以国民革命来解放被压迫的中国民族，更进而谋世界革命，解放全世界的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④《关于国民运动及问题的议决案》也强调：“在被国际帝国主义压迫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只有实现国民革命加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是他在世界的革命之工作中所应尽的职务。”“此时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不是资产阶级。军阀政府名为独立政府，其实事事听命于国际帝国主义的列强，不啻是他们的经理人，财政、交通、工业几完全操于国际帝国主义者之手，中国资产阶级所占者仅仅日用品之极小部分，帝国主义者利用其在华政治 势力，妨碍中国工业之自由发展，所以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①

中共三大把国民革命确定为党的中心工作，从而实现了建党之后工作中心的第一次转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发生转移：由一大确立的组织、发动、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反对中外资产阶级的工人运动，实行“社会革命”，转变为组织、发动、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这个革命属于民主革命性质，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民主革命的方式和手段。这个口号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有利于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从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进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

中共三大推动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与改组

中共三大推动了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三大的胜利召开确定了以党内合作的形式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开展国民革命。在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中国现有的党，只有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 ②这样，中共三大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将统一战线的政策确立起来，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从而开启了中共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先河，书写了国共合作光辉历史的第一页。

国共统一战线推动了改组的进行。尽管是一个资历甚老的革命政党，从兴中会开始，有着30年的革命斗争历史，但组织松懈，纪律欠严，成为历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1920年孙中山在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便认识到：“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九年以来革命尚未达到目的，皆由党务不振。”③

为了改变组织的状况，孙中山1923年10月开始筹备改组工作，共产党员被委派为改组委员。此后又组织了由谭平山和参加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改组的筹备工作。作为试点的广州的共产党员为的“试点改组”做了大量工作；另一个试点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则成立了一个帮助改组的常设委员会，委员会由10人组成，其中包括党、团中央及其地方组织的代表。④

这样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中国的改组得以顺利进行，并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以新的形式确定了改组的成果，基本照搬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方式和组织原则，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会议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次改组使得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在历史上堪称是一次“革命性”的转折点。

国共统一战线推动了组织在全国的发展。1923年，号称有党员20余万，其中国内党员不到5万，组织机构共计400余处，亦绝大部分设于海外。国内除广州、湖南设有分支部外，其他省区既无正式的组织机构，亦无显著的活动成绩可言。⑤针对这种现象，中共三大上提出“我们须努力扩大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之需要”。①在此方针指导下，国共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帮助在各地扩大党组织，“扩充国民革命的”，吸收党员，使得的影响开始伸展到全国，逐渐建立了从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直至区党部、区分部的各级组织。

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在直隶、湖北、浙江、江苏、湖南、山东、河南建立了省党部，北京、广州、上海建立了特别市党部，汉口、厦门两市党部经成立筹备处，江西、福建、广西、四川、安徽、奉天、察哈尔、绥远、蒙古等省成立了筹备处，这样一来，组织也开始遍布全国。党员人数达到了30万以上。②1926年1月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全国12个省建立了省党部，在25%的县份建立了县级党组织。党员人数增至54.4万余人。

中共三大掀起了国民革命的光辉一页

中共三大确立的国共统一战线掀起了国民革命的光辉一页，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国共合作后，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等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国共统一战线推动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中共三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劳动运动的议决案》，号召恢复工会，领导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制定了组织工会以及设立劳动教育机关等相关政策。在此指导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以来暂时处于低潮的工人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工人罢工此伏彼起，工会组织纷纷建立。继1924年广东沙面大罢工之后，1925年又爆发了震撼中外的五卅运动，全国有1000多万人参加了这场反帝斗争。为响应五卅运动，在广东爆发了省港大罢工，有25万工人参加，罢工斗争坚持了1年零4个月之久，这无论在中国工运史还是世界工运史上都是空前的，有力配合了统一广东的斗争和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25年5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全总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会，正式实现了全国工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与统一，揭开了中国工人运动新的篇章。到1926年4月，全总已拥有699个团体会员和124万工人会员。1927年2月，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往武汉，广州改设办事处。这时，全国工会会员已增加到200多万，其中上海、湖南、湖北、江西的发展最为迅速。工人运动重新走上了高潮。

国共统一战线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大发展。与工人运动相辅相成，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也有了迅速发展。中共三大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认为受到种种压迫的农民普遍存在反抗精神，提出了“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③

在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民运动的倡议下，中央设立了农民部，其成员由共产党员组成。在国共统一战线的引导下，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由共产党人彭湃等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更加扩大，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先锋。为培养农运干部，在中国共产党倡议下，从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广东革命政权在广州先后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广东和全国20个省区培训了700多名农运骨干，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从1926年开始，除了广东外，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也得到了迅速的开展。到1926年11月底，湖南全省己有54个县建立农民协会，会员从北伐前的40万上升为107万；到1927年1月，会员又激增至200万。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也有很大发展。在湖北，全省农民协会会员由1926年7月的3万多人增加到11月的20万人左右。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从1926年10月的6000多人发展到11月的5万多人。在湖南、湖北、江西农民运动大发展的推动下，其他各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到1927年3月底，农会组织已遍及粤、湘、鄂等14个省，有组织的农民达800万人。

国共统一战线推动了黄埔军校的成立和军事方面的胜利。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下，黄埔军校得以创建，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建立了一支有别于旧式军阀的崭新的军事力量，为后来的军事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建立，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选派优秀党员进入学校担任教员，还从全国各地选派了大量优秀青年参加黄埔军校。以这支部队为主力的国民革命军，平定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平定刘杨叛乱，南讨邓本殷，终于真正实现了革命策源地的广东的统一，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强大军事力量的支持，以及运动起来的工人组织和有组织的农民运动的支援，北伐战争顺利开展，大革命的烽火随之遍布全国，北洋军阀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中共三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建立统一战线，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活动范围，为党走上更广阔的舞台和党的组织工作的发展以及党员数量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共自建立以来，到三大召开，党的组织发展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中共一大时，有党员57人，中共二大时有195人，仅仅增加了138人，中共二大到中共三大的一年增加了225人，达到了420人。这个增长速度并不迅速。

针对党员发展缓慢的现象，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中也提到：“就地区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地很好。”①这也反映出各地的组织工作存在着经验缺乏与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中共三大上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我们加入，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凡已了解国民革命之必要更进而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自己的组织”。②

由于中共三大的正确决议和对组织工作的重视，中共三大结束后的四个月里，全国党员人数增加了上百人，并且在济南、哈尔滨等地新成立了党的组织；南京、杭州、四川、江西、福建等地的党组织“均可望有新的发展”。到中共四大时，党员人数扩大到994人，比原来增加了一倍多。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得到了扩大，在广大工农阶层有了极高的号召力，党员的队伍实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到革命高潮时期的中共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达到了57967人，成为党员队伍飞速发展的时期之一，显然这与中共三大的正确方针是分不开的。

中共三大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党中央领导机关的组成方式、职权分工、会议日期、工作原则和工作制度等方面的法规性文件。该组织法以党内单项法规的形式反映出早期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和工作程序，力求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标志着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走上了正轨，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执笔：魏法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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