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分二至”：考古取得重大发现，难怪尧典中说“分至四神”

尚书尧典记载：帝尧羲和（或羲氏与和氏）推算日月星辰运行规律，制定历法，确定农时，随后命令“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个官员，分别“以殷仲春（春分）”、“以正仲夏（夏至）”、“以殷仲秋（秋分）”、“以正仲冬（冬至）”，即“四神”管理“二分二至”。

现代考古发现，在最可能是尧都平阳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考古发现一座观象台，学者何驽等发现该观象台可测20个节气，其中包括二分二至（陶寺木胎圭尺上也有相关节气的标记）。换言之，4200多年前的中国，肯定已有二分二至的认知。

但问题是，陶寺遗址的“二分二至”文化源头何在，帝尧“分至四神”的原因何在？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取得了惊人的发现。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今6500余年，在该遗址45号墓墓主周围，除了摆放着蚌塑青龙、白虎、北斗（斗柄是两条胫骨）星象之外，三具殉人摆放位置极为奇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冯时指出：45号墓的南边半圆的墓边就是盖图（盖天说模型）春分和秋分的日道。而在日道之外，摆放了三具殉人。

三具殉人的年龄，都位于12—16岁间，头部都有刀砍痕迹，分别被摆放在东西北三处。在日道外侧，正东、正西葬着两个殉人，分别应该代表春分、秋分之神；但正北位置的殉人，头部的角度是指向东南方，恰好指向濮阳地区的冬至这一天太阳初升的方位，因此此人应是冬至之神。

但问题是：夏至之神何在？在与45号墓相隔两组遗迹的同一条子午线上，考古发现的31号墓葬中，学者取得了重大发现。31号墓位于45号的正南方，墓中只有一个少年的尸骨，与其他三具殉人一样，但他的胫骨被用于45号的北斗斗柄，这也证明45号与31号墓存在密切联系，因此这位少年应是夏至之神。

至于夏至之神为何被埋在较远的位置，学者研究指出45号墓南方的圆形墓边象征天位，墓主灵魂由此升天（即驭龙飞天），但如果夏至之神放在边缘，则会阻挡45号墓主升天。冯时指出：《尧典》中关于帝尧分设四方之官唯独南方有缺文，即与西水坡45号墓表现出来的上古时期的信仰有关（位于南方的夏至之神不能阻挡升天通道）。

以此来看，西水坡遗址四个殉人代表“四神”，表现了尧典中的“分至四神”，无疑反映出当时古人已经掌握二分二至，否则不会如此巧合。

其实，一些学者研究湖北秭归柳林溪（文物见下图）、安徽双墩遗址时，发现了7000年前的洛书，其中的“子午线”和“卯酉线”，古人称之为“二绳”，认为“二绳”反映出古人已经掌握“二分二至”。换言之，中国古人掌握二分二至的时间，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早。

值得一问的是，秭归柳林溪这件陶器上的符号，刻写的极为工整，肯定表达了相关意思，那么它们算不算文字？

问题在于，西水坡先民如何知道二分二至的呢？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依赖圭表测影。

上文谈到西水坡45号墓中的北斗图，其中北斗斗柄为什么不用蚌壳去堆塑，而特意使用31号墓的胫骨？原因就与古人圭表测影有关。

周髀算经记载，中国最早的测影工具为周髀，即“周髀，长八尺。髀者，股也。髀者，表也。”表垂直于平方于地面上的圭尺，两者形成直角，于是就构成了直角三角形，日影在圭尺上“勾”出长度，这就是“勾股”称呼的来历。

圭表测影是在白天进行，观察二十八星宿等是在晚上进行，因此北斗斗柄用胫骨表现，显示了古人白天测量日影与晚上观测北斗等的综合关系，或者说6500年前中国已有较为系统的天象观测体系。

通过漫长时间观测积累，使用圭表测影很容易确定二分二至的时间（见上图），当然不可能太过精确。

总而言之，现代考古表明中国的“二分二至”文化，至少已有6500余年的历史，通过未知的方式传承了下来，其中以四个殉人代表二分二至的文化，或许在帝尧时演变为“分至四神”，到商朝时演变为四方风神，甲骨文“四方风”中有相关记录。

耐人寻味的是，按照西方通常的历史叙事，往往是谁最先、谁是起源地，那么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二分二至文化是不是都起源于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