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得失——读《夏商周断代工程工程报告》

通过阅读《夏商周断代工程工程报告》这份报告，可以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得失，以及中华文明探源的困难所在。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简介

（一）总目标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总目标，是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具体目标如下：

一、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二）研究途径

为了达到以上目标，夏商周断代工程以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兼用考古学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等诸多学科。

该工程的研究途径主要有两条：

一、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

二、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法和AMS法（加速器质谱法）的碳十四年代测定。

（三）达成目标

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一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该报告分简本、繁本两种，简本力求简明，繁本则详细注明了引用的出处。2022年6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又出版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报告显示已达成了如下目标：

一、以先周文化与西周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为基础，综合文献、金文历日研究与天文推算，建立金文历谱，给出西周列王年代，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克商年。

二、根据殷墟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参照殷墟甲骨的分期研究，推定了商王武丁、帝辛年代，给出商代后期武丁以下王年。

三、以商前期遗址的分期研究与测年为依据，建立商前期考古年代的框架和夏商分界的考古学界标。

四、 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做了探索，并结合文献夏积年的研究，估计了夏代的始年。对文献中夏代仲康日食与“禹时”五星聚的记载进行了重新研究和推算。

二、对断代工程的争议

该报告一出，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大概可以表现在证据和论证两大方面。

（一）证据

1. 数量不足

断代工程是根据青铜器的历谱记载来推导王年的，但这并不是成熟的方法。目前西周历谱的记载太少了，仅有六七十条，交叉印证的条件根本不够。

2. 证据无效

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等名词，称为金文纪时词语（习称“月相”），是周人纪述月内日序的一种方法。根据西周晚期厉、共和、宣、幽时期的几十条金文进行归纳，专家组得到如下对月相的认识：

（1）初吉，出现在初一至初十。

（2）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顺序明确，均为月相。“既”表巳经，“望”即满月，“霸”指月球的光面。

（3）既生霸：从新月初见到满月。

（4）既望：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缺。

（5）既死霸：从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

以上可见，初吉与既生霸居然相互重叠而长短不同，这实在太不符合常理，会造成日期判断上的问题。连报告里也不得不坦诚：学术界解释分歧，有定点说、四分说、二分二点说、二分一点说等。以上界说尚不完善，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继续研究。

3. 缺乏可信度

中国传世古籍倒是十分丰富，其中有大量关于夏商周世系、年代、天象、灾异和都邑等地理情况的记载，可与考古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对照。

不过，这些古籍也不可全信，各种种记载之间的出入很大，还需要进一步深入考订。像西晋初出土的《竹书纪年》，虽为古史年代提供了新的材料， 但连专家组也承认，现存的文本还有一些疑点。

（二）论证

1. 间接论证

商、周两朝的年表均有出土的金文历谱可以衔接，故而断代较为顺利，唯独夏朝因为缺少自证文物出土，断代工程专家组不得不采取了间接论证法。

即：首先以偃师商城建立的时间（公元前1600年）作为夏商分界点，然后再结合文献记载夏朝471年、夏朝时曾出现五星汇聚（天文学推算公元前1973年4月、前1953年2月出现过）、仲康时出现日食（天文学推算公元前2019年12月、前1970年11月、前1961年10月出现过）以及碳14测定的王城岗大城（禹都）始建年不晚于公元前2070—前2030年，最终综合分析认定：夏朝建立时间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

这种间接论证法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先有结论，再找补证据。

夏朝的始建年是在商朝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加入了文献记载夏朝471年积年的结论，然后再用天文学等演算去评估这个时间是否合理。然而，天象证据只属于旁证，夏朝存在的考古学证据只有中晚期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上限止于公元前1750年，距离所认定的夏朝积年，还有一百年以上的差距。

所以，这种间接论证即使采用多种方法的综合，但每种都不那么靠谱，结论自然也并不理想了。

2. 所谓的最优解

断代工程特别重视各种文献、天文推算之间的匹配，因此不得不画地为牢，自缚手脚。

在武王克商年的选定中，已由天文推算得到独立的三个克商年，但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 因此，专家组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

目前尚未发现四要素倶全的武王时的青铜器，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专家组只好在文献上下功夫。《尚书》记载，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东汉学者郑玄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与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相合。综合来看，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金文历谱衔接较好，又与古文献相容，是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所以被专家组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

这里的所谓最优解其实只是一种妥协之举，看不出应有的科学的严谨态度。

3. 不简单的天文历法

断代工程所倚重的无非是考古、文献、天文这几种方法。由于年代久远，考古的贡献有限。文献又存在互相矛盾或者谬误太多，古文字过于简略也难以确定含义。看起来，天文记录似乎成了更加贴近历史的资料。

古本《竹书纪年》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天再旦” 即日食。“郑”的地望在西周都城（今西安）附近的华县或凤翔。断代工程对公元前1000—前840年间的日食进行全面计算，得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郑地造成天再旦现象，并且是唯一的一次。看起来，天文历法对确定年代有极大的帮助。

然而，历法在古代中国已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天文学问题。除了本身经常变化，文献记载常有矛盾之外，历法还是政治化的产物。在不同的朝代或者时期，皇帝都可能改用新的历法。科学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仅仅专注于天文领域，势必会考虑不够周密。

三、回顾断代工程

当然也有人为之鸣不平，认为断代工程本来订立的目标就很接地气，研究方法也够科学严谨，所得结果尚值得后人参考云云。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前因后果。

（一）冒进的项目

这个项目的缘起是，1996年受埃及国家博物馆历史年表的启发。我国抽调历史、考古、天文、地理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多位专家组建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开展了为期五年的夏商周三朝断代科技攻关。

最后，以举国之力只搞出来这样一些说服力不强的报告，显然是有失众望的。如果当初不搞那么大的摊子，起的调子太高，而是分别在多个课题上长期投入，应该就不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了。

（二）交叉研究的失败

断代工程宣称，历史学的学者将从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等不同角度开展工作。实际上，这种拼凑起来的交叉学科间的交流略显尴尬，而且是无效的。从多学科交流的会议安排上，即初露端倪。

此外，面对如此艰巨的远古难题，断代工程组织的交叉学科可能还不够全面，仍然缺少足够多的跨学科、跨领域的观点。

（三）新瓶装旧酒

2022年6月，新版《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正式出版，与2000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相比，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尽管这些年又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金文资料，而新版报告并不予以吸纳，在许多关键的地方并没有做修正。

在新版报告中，专家组感叹从当年的壮年已到老年，从心力上恐怕也难以继续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工作了。所以，人们也对这个“新版”不必抱太高的期望。

100年前，胡适先生说过“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今天，最好也“多问些问题，少谈些工程”。未来的工作还应在考古、天文、古籍等多个方面扎实推进，方能真正得到一份合理的、经得起推敲的夏商周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