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灭佛,33岁暴毙
一直到临死前,唐文宗还在为皇位继承人选发愁。他是在哥哥唐敬宗被杀后由宦官拥立的皇帝,所以,即位以来,他始终希望把皇位继承权归还给唐敬宗的长子、晋王李普。可天不遂人愿,李普五岁那年,因一场疾病而夭折。
唐文宗生有二子,次子李宗俭早夭。李普死后,他就只能将自己的长子、鲁王李永立为太子。但李永并不为唐文宗的宠妃杨贤妃所喜,成为太子后,杨贤妃就不断设计陷害他,致使李永被幽禁而死。
此时,唐文宗手里的牌已发完。皇位继承人选只能在兄弟子侄辈中寻求。临终前,他看中了哥哥唐敬宗膝下六子、陈王李成美。李成美背后有宰相李珏等一众朝臣的支持,正好可以对抗唐文宗一直深恨的宦官集团。
但,唐文宗早因“甘露之变”丢失了皇权,宦官们是绝对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夺权的潜在威胁继位。于是,趁唐文宗神志不清,以仇士良、鱼弘志为首的大宦官便假传圣旨,立唐文宗之弟、颖王李瀍(后改名李炎)为皇帝。
未几,唐文宗驾崩。李炎登基,是为唐武宗。
01
自唐宪宗以降,中晚唐的皇帝多半都由宦官集团扶立。唐武宗李炎即位之前,他的事迹鲜少出现于史册之上。因此,坊间对他骤然登基存在着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当数他登基前闹出的“乌龙”事件:
据说,唐文宗去世前一天,仇士良、鱼弘志等人正忙着挑选皇位继承人。当时,唐朝宗室多住在长安城十六王宅内,这其中也包括唐文宗“唯二”在世的兄弟:安王李溶和颖王李瀍。仇、鱼二人秉承“立长立嫡”原则,令手下暗地里在十六王宅内寻访大的王爷继承皇位。但办差的宦官却认不全皇族宗室成员,只能挨家挨户敲门,说要迎接大的王爷入宫做皇帝。
颖王李瀍的宠妾王氏恰好出门,听到宦官连连呼喊“迎接大的”,她就不失时机地忽悠禁军上门。王氏声称颖王身材魁梧、年长且贤,平日里又素与宫里的中贵人交好,大概就是仇中尉、鱼中尉让你们找的“大王”。宦官们不明就里,又怕耽误大事,便听信了王氏的说法,俯身跪于王府门前,齐声对住在里边的颖王高呼万岁。颖王李瀍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新帝。
唐武宗画像。图源:网络
但事实上,这不可能是唐武宗称帝的真相。当时除了安王、颖王,要论宗室辈分排序,还得首推未来的唐宣宗,即傻子光王李怡(即李忱)。更何况,任何时候皇位的更替,不仅关乎发起者及参与者的身家性命,更关乎他们从龙之后的切身利益,如此大事,仇士良、鱼弘志等人又怎会轻率至此?
不过,两位公公选择拥立唐武宗,确实是失算了。
作为中晚唐又一位被宦官拥立的皇帝,唐武宗对宦官擅权也十分不满。即位后,他对仇士良、鱼弘志始终保持“阳示尊宠,内实嫌之”的态度,遇事总对仇、鱼二人言听计从,但一直憋着报复之心。
仇、鱼二人才不管坐上皇位的究竟是何人,他们为了将自己的“从龙之功”扩大化,又向唐武宗翻起文宗朝的“陈年旧账”:据说,除了陈王李成美曾被唐文宗定为皇位继承人,唐文宗的宠妃杨贤妃也曾选中一个继承人,即安王李溶。杨贤妃与其亲戚、宰相杨嗣复合谋,打算利用朝臣集团将唐文宗选定的皇位继承人换掉。待李溶即位,杨贤妃便可以先帝后宫之名,晋升为摄政太后,从而开启弘农杨氏外戚干权的新局面。
仇士良、鱼弘志故意提起这些旧事,无非是想拔高宦官集团的影响,打压朝臣集团。但,唐武宗并未表现出不满,而是放任宦官集团打击异己,甚至逼死了自己的侄子、陈王李成美。
有些人看不惯唐武宗的“倒行逆施”,谏议大夫裴夷直冒死进谏称,现在唐朝的国家体面要紧,陛下宜“速行丧礼,早议大政”。先办完先帝唐文宗的丧仪再说,不必如此着急进行打击报复。
然而,唐武宗还需要利用仇士良等人来增加自己的威权,又怎会听进裴夷直的逆耳忠言?
于是,裴夷直刚进谏,唐武宗就说他党附杨嗣复,将他贬为杭州刺史,随后又贬到驩州(今越南荣市)安置。唐武宗的表现,令仇、鱼二人更加坚信自己没有选错新君人选。
为了让宦官集团更加相信自己的无能,唐武宗又为仇士良、鱼弘志等宦官首领加官进爵,以诛杀异己、维护皇权有功,加封鱼弘志为韩国公,仇士良为楚国公,升任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这样,原先仅为左神策军中尉的仇士良就得以凭借新职,名正言顺地统管皇宫禁卫诸军,监督检察禁军军官。
左右神策观军容使的职位听起来很“高大上”,可这些年坐在此位置上的宦官多半命不久矣。这一点,仇士良十分清楚。在他之前,他的死对头、文宗朝大宦官王守澄也曾凭“从龙之功”获得该荣衔。而王守澄最终被赐死,就是由仇士良和唐文宗联手褫夺其禁军兵权造成的。
仇士良对唐武宗的任命十分惶恐,赶紧上表称病,可唐武宗却尽力表现出一副无知的面目。他白日里与道士们讨论玄学、研究长生不老秘术,晚上则抱着宠妃在宫里花天酒地。
唐武宗的放荡不羁,反倒让仇士良找不到生事的机会。
02
唐武宗果真擅长“捧杀”人。仇士良骤然得势后,宦官集团内部立马呈现分裂态势。
仇士良刚坐上观军容使宝座,他的死对头、大宦官、知枢密刘弘逸和薛季棱就开始计划取他性命。刘弘逸和薛季棱是唐文宗在世时最信任的宦官,他们见证了唐文宗晚年立储的全过程,也对唐武宗登基的“暗箱操作”了然于胸。刘弘逸认为,发动“清君侧”,取代仇士良,进而推翻唐武宗统治,才能对得起文宗生前的信任。
宦官仇士良。图源:影视剧照
于是,开成五年(840)八月十七日,刘弘逸联合薛季棱发动护灵禁军,在唐文宗的葬礼上突然倒戈,准备先杀仇士良、鱼弘志,进而废黜唐武宗。刘弘逸的计划很周密,可此时的唐武宗早已登基半年多,君臣名分已定,刘、薛意欲废立君主,显然得不到朝臣们的支持。因此,刘弘逸、薛季棱等人刚动手,就被兵部尚书王起、山陵使崔郸手下的卤簿诸军所杀,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尽管这次事件并没有证据证明宰相杨嗣复、李珏参与其中,但唐武宗也把二人列为有罪之人,将他们削了相位,贬出中央,彻底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宰相职位一下子出缺两人,唐武宗自然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晚唐时期,在宦官主政内外的同时,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长达40年的政治博弈——牛李党争。那时,以宰相权德舆座下弟子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结成了一个专司聚拢科举人才、排斥异己的朋党集团“牛党”,他们素来与出身世家的官僚政见对立。他们虽然不满宦官干政,却利用宦官想掌权的心理而与之联盟,共同对付世家出身的官僚。而世家贵族内部也不乏才干能臣,他们如法炮制,效仿“牛党”,成立“李党”。两党政争,形同水火,为此,唐文宗在世时曾无奈地感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杨嗣复、李珏正是“牛党”的骨干。史载,杨嗣复作为权德舆的门生,多年来与牛僧孺、李宗闵“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他们的去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表庶族利益的“牛党”。所以,唐武宗顺势邀请“李党”党魁李德裕回朝任首席宰相。
令仇士良、鱼弘志没想到的是,李德裕此番回朝,要的不是“牛党”的命,而是宦官的权。
03
开成五年(840)九月,李德裕回朝拜相。这是他第二次位列百官之首。在此之前,他早于唐文宗时代凭借治理西川之功,得门荫出身的宰相裴度推荐,主理凤阁。后因其为人正直,得罪了文宗的亲信大臣李训、郑注等人,遭贬外放浙西,也由此因祸得福,躲过了“甘露之变”的冲击。
李德裕向来敢于实话实说。此次回朝之初,他针对唐朝政局对唐武宗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要“使政在中书”,保证三省的宰相能像过去一样各司其职,避免“政出多门”,防止宦官干政;其二,朝廷所选用的宰相,必须是“正人”,这样才能“使贤者得尽其力”;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无论何时,唐武宗都需要对他保持十分信任,要“使君臣无猜”,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谗邪乱政”。
宰相李德裕。图源:影视剧照
李德裕的一番话,如明灯般为渴望集权的唐武宗指明了道路。但不得不说,这或许只是李德裕这位朋党首相的自我标榜。因为,在此之后,借着维护皇权的名义,李德裕以“拉一派,打一派”的方式,又与大宦官、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搅和到了一起,大肆任用“李党”成员,打压“牛党”,打压科举。
面对李德裕的行径,唐武宗并未阻拦。在他看来,只要能收拢皇权,委政“李党”也并无不可。
而李德裕也没有辜负唐武宗的信任。他上任后,就立即以宰相为中心给“三省”加权,同时发挥“李党”的作用,在朝中培育自己的势力,为日后从宦官集团手中夺权奠定了基础。仇士良等人初时并未在意李德裕的回归和把权,毕竟,无论牛、李上台,宦官集团都是文官集团内部夺权时最重要的“外援”。只要有共同的利益,敌人也能成为朋友。
可仇士良逐渐发现,唐武宗对“李党”的信任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用”。
唐武宗性喜行猎游宴,即便成为了九五之尊,依旧保持与武士角力的习惯,并常常邀请长安城内的地痞无赖进宫,与自己谈天说地。这在仇士良看来,正是皇帝玩物丧志的表现,是好事。然而,某次,唐武宗自泾阳县打猎归来,因为回城时间较晚,被出身“李党”的谏议大夫高少逸、郑朗堵在紫宸殿内。唐武宗不但不生气,事后还专门找到李德裕等宰相,对高、郑二人大加赞赏,请李德裕多推荐一些忠直之臣入朝,好让自己效仿唐太宗。
唐武宗如此大反常态,仇士良等人看在眼里,终于意识到,李德裕的出现使得宦官们正在失去皇帝的信任。
仇士良当然不甘失败,很快,“机会”来了。
仇士良。图源:影视剧照
会昌二年(842)四月,群臣倡议,给唐武宗上尊号。这在唐代属于皇帝加强皇权的大事,所以唐武宗钦命李德裕主理尊奉事宜,并令仇士良安排神策军负责安保工作。
按照惯例,给皇帝上尊号,需要提前准备敕书,并在典礼施行当日大赦天下。不知道是不是仇士良的故意安排,神策军中却传出一条小道消息,称宰相李德裕与户部、度支使等商议,即将于下一年度削减神策禁军的衣物和军饷。该项旨意内容将在皇帝大赦当日随敕书一同发布,昭告天下。
神策军本为西北戍边部队,因安史之乱后禁军溃败,才得以凭借卓越的战斗力从野战军逐渐升格为长安禁军,并借助强大的军势,震慑各地不臣的藩镇。为此,自唐代宗起,犒赏神策军、笼络军心就成为每任皇帝登基后必做的大事。
小道消息把李德裕描绘成离间皇帝与神策军关系的“佞臣”,引起军中将士骚动。仇士良见机赶紧向神策军传话,称此消息若属实,他必将在典礼当日带领众将士讨回公道!仇士良胸中想必又燃起了废立皇帝的热情,可这回还没等他准备好一切,神策军就收到了宫中的旨意:“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简短的十三个字,唐武宗既表明了自己支持李德裕的态度,也在神策军中彰显了自己有担当的形象。
当然,这道简短的圣旨还间接剥夺了仇士良控制神策军的权力。
不得不说,唐武宗这波“一石三鸟”之计用得实在高明。经此事后,仇士良威信尽失,不久后便只能称病致仕,退出朝堂。
在离开皇宫前夕,仇士良特地向手下宦官们传授他的成功经验:“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且薄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阇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把皇帝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么,朝廷内部的万般大事不就得唯宦官们马首是瞻?仇士良的肺腑之言,后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宦们上位必备的“葵花宝典”。从这个角度上看,其不可不谓为一代“枭雄”。
04
仇士良走了,唐武宗终于可以做回真正的皇帝了。
他和李德裕都期盼唐朝“中兴”,可在晚唐波诡云谲的政局里,除了宦官干政,藩镇割据也是一大“毒瘤”。
会昌三年(843),潞州(今山西长治)传来异动。就在唐武宗集中精力对付仇士良时,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病死了。
刘从谏是前任昭义军节度使刘悟的儿子,早年随父起兵斩杀平卢节度使李师道。后来,刘悟得朝廷嘉奖,当上昭义军节度使后,他又帮乃父经营藩镇,并在刘悟去世后,效仿成德、魏博、幽州军镇的世袭制度,自领留后,自掌兵权。刘从谏向来与宰相王涯交好,在后者的影响下,他前半生忠于朝廷。但自从仇士良在“甘露之变”中将王涯列入郑注、李训一党杀害后,他便彻底与朝廷为敌,临终前还特地嘱咐侄子刘稹继承昭义军祖业。
刘从谏死后,刘稹秘不发丧,自立为新任昭义军节度使,并派人前去长安求唐武宗派御医。同时,他逼令监军宦官崔士康向朝廷奏报刘从谏病重,要求朝廷准许他自领留后,管理藩镇的日常事务。由于刘稹使用的这一套“方案”,刘从谏当年自领昭义军节度使时也用过,因此,朝廷很快意识到昭义军镇有变。
唐武宗当政时期,藩镇节度使但凡有独立之心的,基本都已独立。像刘稹这种铁了心要割据一方的,只要唐朝皇帝点头,一切皆能水到渠成。可这回唐武宗想硬气一把。
唐武宗。图源:影视剧照
接到朝廷的奏报后,唐武宗假装不知刘氏家族的别有用心,先派宦官解朝政带着御医前去问疾,过几日再就刘稹升职加薪一事给昭义军发圣旨:“(朕)恐从谏疾未平,宜且就东都(洛阳)疗之;俟稍瘳,别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
这下,可把刘稹整不会了。
事实上,他根本没有造反之心,只不过想借伯父刘从谏之死尽快完成昭义军节度使一职的内部传承。他也料定唐武宗会像中晚唐其他文弱的皇帝一样,只是派宦官过来走走流程、意思意思,就承认了既定事实。可他却没想到,唐武宗这回做了两手准备。
解朝政还在路上,唐武宗又派了一路特使直赴潞州。到了地方,特使当着军中将士的面,宣读唐武宗圣旨,要求刘氏众人随刘稹入京觐见。刘稹尴尬极了,他不敢“受敕命”,又不知如何圆谎,便只能将特使晾在营外。
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对于刘稹而言,拥兵自立反倒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问题又抛回给了唐武宗。说实话,要不要围剿刘稹,他也没有主意。此时,他手中仅有一支稍微听话点的神策军。一旦与昭义军开战受挫,不仅会让他丧失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威信,更有可能引发其他自立的藩镇对长安群起而攻之,酿成第二次“安史之乱”亦未可知。
不巧的是,昭义军叛变前夕,唐朝边境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回鹘汗国灭亡,回鹘残部内迁。
在安史之乱中,回鹘曾多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叛。尽管此后因为唐朝式微,回鹘曾多次借机欺负唐朝,但总体来说,对于大唐帝国的重建,回鹘算是出力颇多的族群。回鹘内迁,按道理唐武宗应该表示欢迎,可此番内迁的回鹘部落实在太多,单是主力部队就囊括了回鹘的27个部落,其中将近一半的回鹘部众都是过去回鹘汗国乌介可汗的亲属部队。他们的诉求也十分明确,希望唐武宗借兵给回鹘复国。而这显然超出了唐朝军队维持边境防务的能力,故唐武宗接到边疆的奏报后,只是派员前往边塞,招抚赈济回鹘南下各部,并规劝他们听从乌介可汗的领导。仅此而已,并未派出一兵一卒。
眼见得不到唐朝政府的正面协助,乌介可汗勃然大怒,率兵造反。还好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出兵围剿,回鹘残部才未在唐朝边塞掀起更大的风波。
内外都不安稳,要不要出兵围剿刘稹,问题变得十分棘手。
面对唐武宗的问策,“李党”大臣虽然多数与李德裕进退一致,但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国家问题时,却都做起了缩头乌龟,认为:“回鹘余烬未灭,边鄙犹须警备,复讨泽潞,国力不支,请以刘稹权知军事。”
好在李德裕坚挺住了,他向唐武宗进言道:“敬宗不恤国务,宰相又无远略,刘悟之死,因循以授从谏。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
唐武宗追问李德裕,有何具体应对方案?
李德裕说,刘从谏、刘稹这套秘不发丧的操作,都是学魏博、成德、卢龙三镇独立时的把戏。眼下,只要不令刘稹与这三镇结为同盟,昭义军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接着,李德裕又给唐武宗支招,让他下圣旨公开承认三镇节度使世袭,再告诉三镇节度使,朝廷准备出兵攻打昭义,但并不打算攻打太行山以东的邢州(今河北邢台)、洺州(今河北永年)、磁州(今河北邯郸)三地,所以想请他们帮忙出兵,只要打下来,就归他们军镇所有。这样,将三地作为诱饵,他们的积极性可不比神策军还高?
唐朝元和藩镇图。图源:中国历史地图集
尽管李德裕的方法引起后世儒士的非议,但对于当时的唐朝而言,这个方法绝对是奏效的。圣旨既下,魏博、成德两路大军就兴高采烈地开赴邢、洺,将刘稹死死地压在昭义镇中。
另一方面,魏博、成德、卢龙等河朔三镇原先就因割据而与朝廷互不对付,经过此次“合作”,反倒消除了积怨,此后,河朔三镇节度使更愿意以“听调不听宣”的形式,与朝廷维持着相对和谐的从属局面。
05
随着帝位逐渐稳固下来,唐武宗总算可以憧憬一下“中兴”的画面了,但长安城内却突然流传起一则奇怪的谶言,内容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
黑衣者,即僧人也。“十八子”,则又与李唐国姓相合。至于“昌运方尽”,既可以看作是唐朝昌盛之国运将尽,也可以解读为唐武宗会昌时代即将终结。无论何种情况,这则谶言都预示着唐武宗的帝运将尽,佛门将有“圣天子”横空出世。
唐武宗对此惶恐不安,唐朝的寺僧们就跟着遭殃了。
会昌五年(845)四月,唐武宗下令拆毁全国寺庙。随后,他又规定帝都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治州只能各州留1寺,而刺史所在州则一寺不留。全国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等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则交本州销铸为农具。由于这次“灭佛”事件对唐朝乃至中国佛教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后世将其称作“会昌法难”或“唐武宗灭佛”。
西安大雁塔广场玄奘法师铜像。图源:图虫创意
事实上,灭佛之事并非唐武宗冲动之下作出的决定。
在“会昌法难”开始前,他就已经“偏信道教,憎嫉佛法”。早在颖王时代,他便借着宗室身份,常常跑进宫内与道士赵归真论法。那时,赵归真是唐敬宗身边的首席道士,道法精湛。即位为帝后,他又第一时间召道士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长安大明宫麟德殿)修金箓道场”,并亲自拜赵归真为师,与他“于九天坛亲受法箓”。透过这层关系,赵归真有更多的机会在皇帝面前诋毁佛教,“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每及此时,唐武宗总是点头称是,并表示:“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祸乱,以文理华夏,执此二柄,足以经邦,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为了彰显对佛、道二教的一视同仁,早在唐初实行均田制时,唐朝法律就有“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田二十亩,僧尼亦如之”的规定。此后,大量的人丁、土地被纳入寺院私有,直接造成唐朝税源的减少。这在太平盛世时问题不大,可唐武宗亲政时,唐王朝已被“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宦官当权”这三场乱象折腾得半死不活,在此情况下,削平“寺院经济”似乎也是拯救大唐的一剂猛药。
唐武宗灭佛可谓干净利落,寺院被拆毁后,大量僧侣、奴婢无处可去,朝廷便将他们编回原籍,充作国家“两税户”,并给还俗寺僧提供两条出路:当兵或种田。只要寺僧同意回乡种田,朝廷便无偿给他们每人发放十亩良田,让他们按时耕种,按时交税。
“会昌灭佛”后,唐朝国库收入暴涨。截至会昌五年秋,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计税户4955151户,纳税人数比“元和中兴”时期增长了两倍多,堪称是安史之乱以来唐朝国力最盛时刻。
可是,谶言里边提及的“黑衣天子理国”,还是在唐武宗心里埋下了恐惧的种子。他执着地认为,黑衣天子要推翻他的统治,前提是“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而只要他自己长生不老,谶言不就不攻自破了?
于是,为了长生不老,他一头栽进了赵归真的炼丹延寿计划中。
众所周知,在唐武宗之前,唐朝历代君主普遍有服食丹药的经历。其中,太宗、宪宗、穆宗、敬宗还因服食丹药过量致死。唐武宗是宪宗之孙、穆宗之子、敬宗之弟,先帝们相继暴毙,他当有所耳闻,又怎会轻易重蹈覆辙?
赵归真总有办法。他告诉唐武宗,仙人与凡胎不同,成仙就要“脱胎换骨”,所以服食了丹药,身体不适是正常的。另外,唐朝乃土德,按照五行相生相克原理,水能克火,而火能生土。当时,唐武宗的名字李瀍,“瀍”字取自洛河支流瀍河,寓意皇室支系拱卫圣君之意。唐武宗立马反应过来,将用了逾三十年的名字“李瀍”改成了李炎。
然而,就在改名后的第十二天,会昌六年(846)三月二十三日,年仅33岁的唐武宗便因长期服食金丹,口吐白沫,猝死于宫中,成为继太宗、宪宗、穆宗、敬宗之后,又一位因金丹送命的唐朝皇帝。
唐武宗驾崩事发突然,再加上赵归真劝阻其减少游猎、减少外出,死前他已有数月未见大臣。就连李德裕等人偶有要事觐见,也不获允许。在内外信息完全中断的情况下,时任左神策军中尉的宦官马元贽想起了仇士良出宫时的“经验之谈”,迅速派人请来了“光王”李怡,并对众臣宣称这是唐武宗笃定的皇位继承人选。
唐宣宗。图源:影视剧照
由于唐武宗打压仇士良时,并未裁撤宦官掌神策军的权力,导致李德裕等人明知皇位继承人选有猫腻,却又对手掌兵权的宦官们无可奈何。就这样,一生致力于打压宦官的唐武宗,到头来还是被宦官玩弄于鼓掌之上。
大概更令唐武宗死不瞑目的是,他死后不久,继位的傻子叔叔唐宣宗竟变聪明了。脱胎换骨后的唐宣宗,减赋税、轻徭役、杀马元贽,尽反唐武宗之政,成功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拨乱反正的圣明之君。而曾经君臣携手致力中兴的唐武宗与李德裕,在新君治下难逃昏君与朋党领袖的身份标签,在新一轮人为制造出来的盛世下,遭人唾弃,并逐渐被人遗忘。历史,从来就是这么吊诡。
参考文献: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2009
杨曾文:《隋唐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牛致功:《牛致功隋唐史论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中华书局,2019
于辅仁:《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俞钢:《圆仁闻见的会昌法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