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一梦——《红楼梦》与《边城》悲剧性的比较

前言

《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代表之作，叙述了一个繁华富贵之家的衰落，但不同于以往的古典小说，作者没有选择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塑造“几个异样女子”，并哀悼她们“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悲剧命运，以及宝、黛、钗的爱情纠葛，映照出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由盛转衰，最后，“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的必然趋势。“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近荒唐”，人间的悲剧岂会有终止。

时隔150年——五四新文学时期，一部具有浓郁东方古典韵味的现代性小说《边城》诞生了。小说描写了，湘西边陲小镇——茶峒，那里山水相依，平静祥和，人情淳朴，一切都那样美好，小说的情调就像一首悠长的田园牧歌。但作者沈从文批评有些读者说“我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所以要理解《边城》既要看到人性美，自然美，也应该看到那作品背后隐藏的悲痛——即那些心灵优美对爱有炽热追求的人，在爱的纠葛中无可避免的走向悲剧命运的悲痛。翠翠父母、翠翠、傩送、天保之间爱情悲剧。这些都好似溪面上升起的薄雾，笼罩在茶峒上空，阴郁又透着悲凉。

两部作品跨越中国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都给读者强烈的悲剧感，并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本文将从艺术表现、意蕴层次以及悲剧性成因三个方面论述二者的相似性。所以，本课题的研究有利我们更全面理解两者悲剧性的共同之处以及为理解《红楼梦》的现代性和《边城》的古典性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一、 悲剧艺术层面的相似性悲剧文学一般是通过塑造具有悲惨命运的人物并安排这些人物走向毁灭给人以强烈的悲剧审美体验的文学作品。《红楼梦》《边城》便是这样的作品，它们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以及审美体验这些艺术层面是有相似性。一是两者都塑造了具有悲剧命运的女性人物；二是两者都设计了相似的爱情悲剧情节。（一）群芳凋零的人物悲剧《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其突出的艺术成就之一在于作者塑造了千人千面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中描摹最为生动传神的当属红楼群芳——金陵十二钗。她们如春天盛放的百花，各有各的美丽，但令人惋惜的是她们终究难逃“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剧命运。晴雯风流灵巧却招致诽谤，最终早夭；林黛玉父母早亡飘零无依，一生钟情终为情而亡；妙玉一生求洁，但人生结局却是被强盗玷污；香菱幼年被拐受尽打骂一生无依，最终被夏金桂折磨致死等等。曹雪芹将她们置于人生的、社会的、时代的各种矛盾冲突中，哀叹她们“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命运。《边城》中主要的女性人物的命运同样是悲剧性的。翠翠母亲的爱情是悲剧的。小说这样叙述“女孩子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十五年前同一个茶峒军人唱歌相熟后，很秘密的背着那忠厚爸爸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子后，这屯苏兵士便想约了她一同向下游逃去。但从逃走的行为上看来，一个违悖了军人的责任，一个却必得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屯戍兵士见她无远走勇气，自己也不便毁去作军人的名誉，就心想：一同去生既无法聚首，一同去死应当无人可以阻拦，首先服了毒。女的却关心腹中的一块肉，不忍心，拿不出主张。事情业已为作渡船夫的父亲知道， 父亲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的过下去。女儿一面怀了羞惭，一面却怀了怜悯，依旧守在父亲身边。待到腹中小孩生下后，却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1]翠翠的人生同样是悲剧的，她自生来双亲便离世，年龄渐长情窦初开却陷入两难境地，最终爷爷离世、傩送远走，只剩自己在无尽地等待。由此可见，《红楼梦》和《边城》在人物塑造的艺术层面有相似性，都通过具有悲剧命运的女性人物，强化读者的悲剧审美体验，加强小说的悲剧色彩。

（二）情不由己的爱情悲剧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2]在故事情节上《红楼梦》和《边城》都将美好爱情的毁灭。两位作者都设计了爱情悲剧，并且，《边城》和《红楼梦》的故事主人公之间的爱情纠葛和故事情节的构思有着相似处。《红楼梦》中有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矛盾, 《边城》中有走“水路”与走“马路”的矛盾。宝玉喜欢黛玉，但传统观念中金玉才是良配；翠翠喜欢二老头，都认为走马路好、大老好，求婚的也偏偏是大老。《红楼梦》有绛珠仙子还泪，泪尽而亡的神话，《边城》有江面上升起的薄雾——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像江上的薄雾一样笼罩着翠翠。两个爱情悲剧似乎都带着浓重的宿命色彩。世俗观念、宿命都在拆散着这两对有情人，但更大的原因在于他们之间存在着隔膜。宝玉深爱着黛玉，但黛玉却哀叹“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翠翠与二老相互喜欢，但都没有表明各自的心意，大老的死更加重了他们之间的隔阂。这两个爱情故事在关系纠葛、矛盾冲突以及形成原因都是极其的相似的。因此，导致的结局同样是相似的：最后宝玉和黛玉的爱情终于黛玉泪尽而亡，宝玉出家；翠翠和二佬也只剩翠翠无尽的等待。由此，我们可以说《红楼梦》和《边城》在故事情节的设计是相似的，都以三角关系的纠葛，外在宿命观的影响，主人公相互间的心灵隔阂等等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这些情节都加剧了矛盾冲突，加强悲剧艺术的感染力。二、 意蕴层面的相似性著名美学家叶朗教授在《说不完的红楼梦》中说“文学艺术作品的内容，我们一般称为意蕴，而不称为意义。意义必须用逻辑判断和命题的形式来表达，意蕴却很不容易用逻辑判断和命题形式来表达。意义是逻辑认识的对象，意蕴则是美感。”[3]我们读者在阅读《红楼梦》和《边城》时在会发现两者在意蕴层次有许多相似处，因此基于此，我将从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审美情韵层，文学作品意蕴的三个层次进一步阐述。

（一）作者对有情天下幻灭的反映在中国“情”作为一种文学观念被运用于文学创作盛于明中叶，代表者如：李贽、徐渭，而最推崇“至情说”并将其运用于创作实践中的是汤显祖。他在《牡丹亭》序言中写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4]汤显祖的美学思想核心是“情”即追求人性解放,肯定人性价值。汤显祖将人类社会为两种类型：“有情之天下（自然人情），有法之天下（封建的社会规范）”认为封建社会的观念、规范、习俗是有法之天下而不是有情之天下，并且有情之天下将被有法之天下蚕食并终将走向幻灭，所以他在《牡丹亭》中安排了杜丽娘因情成梦，在梦中追求有情之天下。《红楼梦》中多次写到戏曲以及戏曲元素，比如在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直接引用《牡丹亭》的戏文，可见曹雪芹深受明中叶戏曲特别是汤显祖“至情说”文学思想的影响，《红楼梦》第一回也说本书“其中大旨谈情”。汤显祖通过因情成梦、杜丽娘还魂的设计来追求有情之天下，《红楼梦》则通过创造大观园——贾宝玉和红楼少女们的青春王国来追求有情之天下。《红楼梦》八十回之前，大观园是充满着少女的嬉笑、青春的欢畅的乐园，红楼群芳们在大观园中赋诗、喝酒、行酒令、唱小曲。在这里，人性得到解放、青春之美得以彰显，自我价值与存在也会被个体所感知。可以说，大观园是青春的世界，诗意的世界，是有情之天下。但作者却安排大观园这个有情之天下，被现实有法之天下所包围，并受其蚕食，如：封建礼教观念下产生的流言蜚语，最终让晴雯惨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迎春无法自主自己的婚姻，最终受虐而死；司棋撞墙；芳官出家；探春远嫁等等。大观园渐渐呈肃杀萧瑟之秋景，有情之天下终究成为幻灭。而文中“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一章写王熙凤寿宴之盛却多为礼盛而情淡，但宝玉可以因不了情为金钏暂撮土为香，表现了那个时代礼教盛而真情灭。红楼梦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脂砚斋说《红楼梦》是“让天下人共来哭这个“情”字，有情之天下的幻灭是《红楼梦》悲剧意蕴深刻的原因所在。《边城》同样如此，沈从文谈及边城创作的初衷时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5]这不正是汤显祖、曹雪芹追求的有情之天下吗？不正是对人性的肯定和个性的解放的追求吗？所以边城理应是有情之天下，可是边城像被薄雾笼罩着一般，透着一股悲凉。我们看到的边城桃园世界的结局是：翠翠父母殉情，大老惨死，二老出走，独剩翠翠在无尽的等待。这些悲剧发生以及桃园世界幻灭是因为作家不能脱离现实而去创造，换句话说，边城也逃不过有法世界的蚕食。我们分析《边城》中这些悲剧发生的原因，不难发现：翠翠父母的殉情究其根本在于改土回流遗留下的屯兵制与人性追求自然生活间的矛盾；翠翠和傩送天宝之间的爱情悲剧，在于走水路还是走马路间的矛盾冲突；凌宇也说“翠翠和二老之间站起的那座碾坊，是一种物化的人格力量。在它上面凝聚着封建买办婚姻的本质。”[6]这些哪一个不是世俗规则，对自然人情的破坏异化呢？因此，茶洞这个世外桃源、有情之天下还能存在吗？能不走向幻灭吗？由此可见，《红楼梦》和《边城》都在追求有情之天下，但两者营构的有情之天下都被有法之天下包围、蚕食，最终幻灭。从作品意蕴的历史内容层次分析，有情天下的幻灭中这一表象反映的是封建性对自然人性的压迫和扭曲的历史本质。这一深层次的原因是两部作品中作家所要反映的。

（二）作者对人生无常的哀叹“常”是恒定的、有规律的、无限性的。而“无常”则是一切都在偶然的变化中，它是佛教看待万物的基本态度和观点。《金刚经》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中国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红楼梦》和《边城》的作者便都表达了对“生死无常，命运无定”哀叹。《红楼梦》处处体现着生死无常的幻灭感。如：开篇第一回携宝玉下凡的一僧一道便说“乐极生悲，人非物换，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而小说的结尾宝玉选择皈依佛门，便是宝玉经历了晴雯之死，黛玉之死等诸多生死无常的事件后，认识到人生终不过“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再比如：黛玉的《葬花吟》中“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以及《恨无常》中写“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荡悠悠，把芳魂消耗。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这些词曲无一不是作者对生死无常感慨！曹雪芹如是感慨，沈从文亦如是。生死无常同样贯穿在《边城》的整个叙事中。翠翠父母的死、爷爷的去世，天宝的死亡，一个个都来的毫无征兆。最后那句“那个人或许永远不会回来，或许“明天”回来！”应该是沈从文面对生死无常发出的悲叹吧！“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生死无常的悲，在于生命的有限性。更令人悲叹的是在有限的生命中有着无限的变幻。婚姻、爱情、祸福、死生一个人真正可以把握的又有多少呢？《红楼梦》中袭人一心认定自己将是宝玉陪房丫头，因而早早地与宝玉领会了“风月之事”，并且对宝玉的照顾，体贴周到甚于他人。可袭人哪里想到宝玉最终看破红尘归于茫茫呢？命运的安排最终是“堪羡优伶有福，谁知公子无缘”。《红楼梦》讲“分离聚散皆前定”可“红楼十二曲”《终身误》却写“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枉凝眉》更是说“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前世安排的缘，也抵不过人世间的变化无穷啊！宝玉、宝钗、黛玉之间是如此，一老、二老、翠翠亦是如此。《边城》开篇以一场唯美邂逅的爱情开始，呈现给读者一个理想的爱情模式，让读者不禁假想出一个完美的结局。可一系列的偶然变化：二老被提亲，大老突然离世，爷爷死亡都打破着这个美好的结局。作为后人和局外人，我们或许可以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分析敲定这个爱情悲剧是历史的必然。“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于局中人呢？他们或许只能发出命运不定，变幻无常无可奈何的感慨吧！对沈从文来说《边城》中人物的命运仿佛茶峒依山势流走的小溪，天干则旱，气润则涨，入江河归大海。《红楼梦》和《边城》都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的第三种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7]因此我们说《红楼梦》和《边城》的悲剧意蕴深刻隽永，就在于作者揭示出个体生命在面对人生无常时的无可奈何，更触及到人的存在性问题的哲学命题。

（三）愈优美愈悲剧的审美体验《红楼梦》的悲剧美是通过贾府的渐渐衰败以及那些青春少女无一例外地走向毁灭的结局表现出来。比如：《红楼梦》前面写元春省亲时，贾府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到但最后被抄家成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结局；故事的前期，大观园中的少女都是美丽动人，青春热情的。比如：史湘云醉眠芍药裀、宝钗扑蝶，都表现了这些少女的青春之美，可最后这群少女一个个走向了“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悲剧。由此可以看出《红楼梦》在塑造悲剧效果有两大特点：一是悲剧感是随情节发展的深入越来越重；二是以优美反托悲剧，以加强读者审美体验。《边城》同样如此，读者在欣赏边城的湖光山色，醉心于它的宁静祥和的同时，也能感知到人物命运越来越走向不确定性甚至毁灭性。人物命运的悲剧如江面上升起的薄雾，笼罩在小说人物之间，也笼罩在读者眼前。如：《边城》开篇二佬泅水抓鸭、与翠翠斗嘴以及兄弟二人的日常这些都是一派天真烂漫，爷爷与翠翠、爷爷与边城中的人他们之间的相处都是那么温情。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死亡、离别、悲情代替了温情、天真烂漫，而前后对比的反差加重了《边城》的悲剧感。所以《边城》也是随着情节的推进悲剧感越来越重，它同样有《红楼梦》那种愈优美愈悲剧，故事愈发展悲剧感愈重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到《红楼梦》和《边城》给读者审美体验是相似的，即愈优美愈悲剧，故事愈发展悲剧感愈重。三、 悲剧成因的相似性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说的“一种形而上的慰藉使我们暂时逃脱世态变迁的纷扰。我们在短促的瞬间真的成为原始生灵本身，感到它不可遏制的生存欲望和生存快乐。”[8]所以悲剧的意义不终止于个体毁灭后的悲叹。而在于从人生的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并激发阅读主体内心向死而生的力量。要获得这种力量必须分析悲剧的成因，清理瓦砾，在废墟上建立乐园。《红楼梦》和《边城》都给读者深切的悲剧审美体验。感之切，思之深，两者悲剧性的成因有着相似性：一是时代悲剧的影响，二是创作主体悲剧意识的反映。

（一）时代悲剧的影响国家不幸，诗家幸。似乎伟大的文学作品的诞生都预示着一个时代走向衰败。《红楼梦》诞生于中国封建时期的最后一个盛世—康雍乾盛世。但盛世下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政治腐败、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落后、思想保守。这些在《红楼梦》中都有反映。经济上：小农经济为主要的模式，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让农民无法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所以无法产生类似西方资本主义新的经济模式。社会经济看似繁荣，实则已无发展的前景和张力。政治上：贾府中的男人也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一个个荒淫无度，一味的只顾享乐。贾敬只爱求仙练丹，贾赦贪迷女色，贾政庸碌无能，贾珍、贾琏、贾蓉等年轻子弟只是一味贪念酒色，纨绔至极。统治阶级的腐朽必然导致吏治的腐败，葫芦僧乱判葫芦案一回便可看出封建官僚体制内部早已腐朽不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此政治经济环境下思想的保守落后可见一斑。如：推崇假道学——贾敬葬礼上年轻一辈表面守灵，暗地里行肮脏之事。这时儒家的思想早已成为皇权至上的附庸以及维护统治的工具，迎春的悲剧便是“父母之命，谋妁之言不可变”这一顽固的儒家观念所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一个家族走向落败，个体生命走向毁灭是必然的，《红楼梦》诞生于这样充满悲剧的时代，注定了它的悲剧性取向。《红楼梦》是预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哀落，《边城》则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这时旧的传统在渐渐退出，但影响根深蒂固，新的观念形成新的思想冲突，也在影响着人们的命运选择。翠翠是走传统的水路（乡村文明）还是走新式的马路（现代文明），成为了她爱情悲剧产生的主要原因。翠翠的悲剧实际反映的是现代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冲突。这一根本上的矛盾冲突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所以边城中的悲剧是时代悲剧的缩影。

（二）创作主体悲剧意识的反映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红楼梦》和《边城》便是曹雪芹与沈从文倾注了强烈个人意识的作品。而两人特殊的人生境遇形成的悲剧意识又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这也是《红楼梦》与《边城》悲剧性成因之一。刘梦溪说“就像《红楼梦》是一部震撼人们心灵的大悲剧一样，《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生活经历也是一个大悲剧。”[9]纵观曹雪芹一生，他的命运随家族盛衰而起伏。幼年时曹家受康熙重用，显赫一时，曹雪芹因之度过了一段锦衣玉食，华贵至极的生活。但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由于雍正和康熙的政权交替，曹家被抄家，至此少年的曹雪芹艰难坎坷，而后余生悲惨度日，中年丧妻，晚年幼儿夭折。在经历了家族的盛衰之变和人生的无常，曹雪芹回顾自己一生，思考人世的复杂多变，悲叹运命的无常变化，并“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将这些思考倾著于《红楼梦》中。而在创作《红楼梦》的过程又深化了曹雪芹的悲剧意识。曹雪芹的悲剧人生和《红楼梦》的悲剧意蕴相辅相成，便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沈从文虽没有像曹雪芹一样经历前后落差巨大的人生起伏，但是时代巨变下，沈从文见多了个体生命的消亡，他在《从文自传》中写到“听说衙门口有那么多人头，还有一大串人耳朵，正与我爸爸平时为我说到的杀长毛故事相合，我又兴奋又害怕，兴奋得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洗过了脸，我方走出房门，看看天气阴阴的，像要落雨的神气，一切皆很黯淡。街口平常这时照例可以听到卖糕人的声音，以及各种别的叫卖声音，今天却异常清静，似乎过年一样。”并叹慨到“但革命印象在我记忆中不能忘记的，却只是关于杀戮那几千无辜农民的几幅颜色鲜明的图画。”[10]这样的人生经历不能不使沈从文产生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单薄感与生死无常的幻灭感这些悲剧意识。反映到《边城》是翠翠父母、大老、爷爷的死亡，都那么突然，而沈从文的书写是那么冷峻。此外，沈从文的爱情婚姻并不顺利，他与妻子张兆和的生活背景相去甚远，两人年龄、家境等诸多方面都有巨大的差距，就如同翠翠与二老之间站起的那座碾坊,死去的大老，他们无法迈过去，沈从文与张兆和也无法迈过他们之间的生命鸿沟。边城的白塔塌了，二老远去了，现实中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姻也破裂了。沈从文的爱情经历产生的悲剧意识反映到《边城》中成了翠翠的爱情悲剧。四、结语《红楼梦》与《边城》所内蕴的悲剧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各自的艺术表现、悲剧意蕴、以及悲剧的成因都有深刻全面的讨论，但是对这两部作品悲剧性的对比研究却很少见。本文从艺术表现对比了二者人物命运，情节安排的相似性。之后，分析二者在从历史内容层、哲学意味层、审美情韵层三个意蕴层次的相似性。最后，深入探究二者悲剧性成因的共性。作者：孙泽正，本文为少读红楼原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