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的根源，解剖犹太教（上）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

圣经

关于犹太教的部分，我主要分为了三个部分来讲述，我们主要的线索，是圣经。

我们知道，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旧约就是犹太教，新约就是基督教。

在第7章，我们提到圣经旧约是乐观主义的，圣经新约则是悲观主义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诞生的背景，旧约诞生自犹太人刚刚被波斯帝国解救，有了一个大的靠山之后重返迦南的时候，新约则是整个基督教自诞生就一直被迫害的历史。

在犹太教这里，我们要探索的就是圣经旧约的诞生过程，了解旧约思想背后深刻的历史文化成因。

那么关于圣经旧约实际上又分为三部分，《圣经·旧约》最初由“律法书、先知书、圣文集”三类著作汇编而成，而这三类著作的编纂经历了三个阶段：约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编出律法书，公元前3世纪编出先知书，公元1世纪末编出圣文集。

注意这三个时间，这将是我们理解犹太教重要的线索，律法书的时期发生在犹太人结束巴比伦之囚回到耶路撒冷，先知书则是回到耶路撒冷经过一定时间的稳定发展之后，圣文集是在犹太人与罗马的犹太战争期间。

宗教从他们的视角讲述了他们的历史和故事，可以称之为宗教历史，有神论的历史，而我们要用混沌博弈的视角，基于真正的人性的角度来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也可以称之为博弈论的历史。

那么整个犹太教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犹太教形成之前的时期，大概是公元前2000前，到公元前586年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

其次是犹太教形成之后，到跟罗马之间的犹太战争被驱逐的这段时期，第三就是之后一直到现在。

这一章我们主要讲述的是第一个时期，包括两个故事：

1、渡河而来的人，分析犹太教的起源；

2、出埃及，分析犹太教的萌芽；

3、介绍埃及的宗教改革和波斯的拜火教，分析这两个宗教对犹太教的影响。

渡河而来的人

大约公元前20世纪，犹太人、阿拉伯人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全家从乌尔出发，沿着幼发拉底河北上，搬到哈兰。

亚伯拉罕的父亲泰拉去世后，75岁的亚伯拉罕带着自己的家人又离开哈兰，渡过幼发拉底河，向西穿行进入古迦南。

当地的迦南人称他们“希伯来人”，意思是“渡河而来的人”。

《圣经》对这段历史的描述是：“在亚伯拉罕75岁时，神向他呼召，要他离开哈兰，去往迦南地。”

这是用有神的“理”来“解释”历史，也是这个故事的第一个版本。

我们接下来要做就是试着用无神的“理”来“推敲”和“还原”一下这段历史。就像我们之前对婆罗门教的分析一样。

这段历史的核心是一个族群迁徙的传说，我们根据一些能够得到印证的、比较确实的资料我们来梳理这个历史：

1、1781年，德国人冯施洛泽提出了闪米特人的概念，阿拉伯人、犹太人及叙利亚人都是闪米特人，通过遗传学指出了他们拥有共同的先祖。

2、闪米特人按照语言分为东、西两大支。东闪米特人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北部，包括阿卡德人、库提人、巴比伦人、亚述人等等。

西闪米特人又有细分，简单地说亚伯拉罕、当时的迦南人、阿拉伯人都是西闪米特人。

3、在两河流域，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区域，苏美尔人是最早的定居民族，从约公元前3200 到前 18 世纪古巴比伦帝国建立的这段历史被称为“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还发明了月历。

4、约公元前3000初，阿卡德人迁徙到两河流域北部，他们在萨尔贡一世的带领下征服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建立阿卡德王国。

阿卡德人的语言也是这个时期融合苏美尔人的语言形成的。

也就是说，闪米特人征服了两河流域的本地人建立了王国。

5、公元前2191年，东闪米特人的另一支：库提人进攻阿卡德王国。美索不达米亚的混战开始了。

6、混战的结果是，最初的本地人苏美尔人趁机收复本土，约公元前2112年，苏美尔人乌尔纳姆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并在乌尔建都。

乌尔在今天的土耳其南部，作为“先知之城”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前来朝圣。

7、《圣经》中讲述的亚伯拉罕生活在约公元前2166年－公元前1991年，他75岁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2090年。亚伯拉罕出生于乌尔。

现在我们得到了那个时代的背景，亚伯拉罕从乌尔迁移到哈兰的时代就大概是混战的那个时代，根据结果来看，显然是苏美尔人逐渐占据了上风。

8、苏美尔人和闪族人信仰的神是不一样的。

西闪族人的最高神祇是厄力，在叙利亚附近的2300年前厄巴拉文明遗址里的皇家图书馆墙上，刻着“厄力，众神之父”。

《圣经》中讲述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EI Shaddai”，EI，就是厄力。

苏美尔人则崇拜主神恩利尔，乌尔第三王朝产生的人类现存已知最早的法典《乌尔纳姆法典》的序言说：“恩利尔在众人中选择了他（乌尔纳姆）”。

有一种观点是亚伯拉罕曾与故乡的人们发生争执， 宣称有比日月星辰，更伟大的造物主才值得人们敬拜，后来，王唯恐亚伯拉罕的观点蛊惑民心，破坏多神教威胁自己的统治，就没收了他的财产，将他放逐哈兰。

“放逐论”符合逻辑的地方在于，亚伯拉罕因为信仰不一被人驱逐，这向来是人类对待异见者的惯常措施，不过这个说法缺乏对历史背景的嵌入。

那么结合“放逐论”和八条信息，我们可以这么推测一下整个故事：

亚伯拉罕和苏美尔人的信仰不一致是肯定的，而原住民苏美尔人重新收复米索不达米亚平原意味着需要处理异族和不同信仰的问题，是走是留，亚伯拉罕面临着抉择。

在混战中，当苏美尔人逐渐占据上风的时候，亚伯拉罕从乌尔迁移到了哈兰，后来苏美尔人又彻底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区域，于是亚伯拉罕从哈兰迁移到了迦南。

这个迁移的主要动机，就是闪米特人战败了，为了避免迫害。

那个动荡的时代的零星记载就是《圣经》中的故事的来源。

渡河而来的人，第一个版本是有神论，第二个版本是“博弈论”，两种“情理”，你会选择哪一种？

在渡河的故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按照《圣经》的计算，亚伯拉罕是175岁去世的，他在100岁的时候生了以撒。

而以撒60岁的时候生了以扫、雅各，雅各130岁的时候带领全家下埃及，并且活到了147岁。

透过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从亚伯拉罕出生到雅各下埃及的时间，100加60加130一共是290年。

《圣经》又说亚伯拉罕最初的名字叫亚伯兰，“是神为他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这也是后人根据结果倒推的。

就好比如释迦牟尼成佛后，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就开始变得玄幻了起来，有了各种版本。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名人，也都有他们的一些神奇事迹－－汉高祖刘邦斩白蛇、《隋书》说隋文帝出生时“紫气充庭”“紫气充庭”到了宋太祖这里稍稍改动了一下，变成“赤光绕室”，把紫色改成红色。

出埃及

《圣经》接下来讲述了一段犹太人进埃及和出埃及的历史：

约公元前18世纪，迦南发生了严重的饥荒，犹太人被迫迁移去埃及。

当时埃及的统治者是外族人希克索斯人，他们对犹太人非常欢迎，将尼罗河畔富饶的歌珊地赐给了犹太人。

100多年后，埃及本土的努比亚人发起战争，重新恢复了自己的统治，而犹太人则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

约公元前1446年，摩西执行神的旨意率领犹太人出埃及，重返迦南，前后历经40年，拯救了犹太人。

这是出埃及故事的第一个版本。

像“渡河而来的人”一样，根据可信的历史资料，我们来细细推敲一下。

1、埃及第十二王朝缺少男性子嗣，约公元前1786年，在末代女王晏驾后，内部陷入分裂，古埃及进入了历史上被称为第二中间期的阶段，一直持续到约公元前1567年第十八王朝崛起，埃及重新统一。

2、公元前约1720年，希克索斯人趁埃及内部混乱虚弱的时候，占领了尼罗河的三角洲地区并建立了政权。

希克索斯一词，来源于埃及语的希腊语翻译，意思就是“外国的统治者”。

经过半个世纪的征服，公元前1674年，希克索斯人建立了埃及第十五王朝，定都阿瓦利斯。

4、希克索斯人口、势力有限，当时并没有完全的占领埃及，主要控制着以北部阿瓦里斯为中心的尼罗河三角洲区域。

埃及本地势力则以南部的底比斯为中心建立了第十七王朝，长期处于向希克索斯王朝称臣的状态，同时也保持着贸易关系。

《圣经》中讲犹太人受到希克索斯人的欢迎，但并没有说明原委，而混沌博弈揭示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世界是由利益驱动的，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

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很可能是因为彼此建立了一种同盟关系－－希克索斯人趁埃及虚弱的时候建立了政权，作为人口不占优势的一方，希克索斯人需要尽可能地团结外族。设想你是此时的希克索斯人，你就会对非埃及土地人采取拉拢的措施。

犹太人因为类似这种同盟关系或者是趁虚而入，才会得到“富饶的歌珊地”。

5、这期间，希克索斯人的统治面临着多方的压力，公元前1600年，北方的赫梯文明征服希克索斯人的北方据点哈尔帕，北方的巨大压力，迫使着希克索斯人的扩张方向往南发展，这加剧了其与埃及本地人的斗争。

6、埃及人经过几代人的斗争，最终于公元前1532年，民族英雄阿赫摩斯率军攻陷都城阿瓦利斯，希克索斯人退往叙利亚（迦南方向）；公元前1530年，阿赫摩斯又趁势一举攻下沙鲁亭和加沙等城市，彻底终结了希克索斯王朝在埃及的统治。

考古学发现，埃及每个新王朝均会把以往所有不光彩的历史记载从史册中删除，他们不会把羞辱的战败事迹编入史册中。

阿赫摩斯建立了埃及第十八王朝，也抹去了所有希克索斯人的踪迹，给我们留下了今天的谜团，包括犹太人这段时间在埃及的经历，以及什么时候出的埃及，为什么出埃及。

2001年，美国纽约《圣经》考古学会会长，加利·格林伯格在《圣经之谜－摩西出埃及与犹太人的起源》中，用详细的论证，补充了故事中的这部分细节。

在这个论证中，犹太人出埃及的时间不是根据《圣经》推算的公元前1446年，而是大约公元前1300年。

格林伯格认为犹太教起源于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的一神教改革（公元前 1352年－公元前1336年在位期间），这个改革废止了埃及原有的多神崇拜，独尊太阳神阿吞（Aten），法老也将自己改名为埃赫那吞（Akhenaten），意思是“阿吞的光辉”，而摩西则是埃赫那吞新教的祭司长。

在埃赫那吞死后，旧势力卷土重来，摩西逃出埃及，以避杀身之祸。

新法老霍伦希布发起了一场迫害运动，他铲去所有石刻上的文字，以消除埃赫那吞的全部痕迹，大批阿吞教派的官吏、祭司、武士、商贾和平民百姓被监禁、放逐和奴役。

霍伦希布死后（约公元前1308年），摩西重返埃及，组织阿吞教派残存的追随者与境外势力结盟，发起了起义，以夺取王位。

起义失败后，摩西率阿吞教派的信徒们从埃及出走，前往巴勒斯坦，而这些信奉阿吞的埃及人就是最初的以色列人。

格林伯格的这个故事，你怎么看？

其实，格林伯格的说法也不是完全原创的，最早来自弗洛伊德，对，正是第六章的那个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中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这个故事的早期版本。

我们要结合混沌博弈为我们揭示的规律来分析。

在格林伯格故事中，我们最能够取信的，是出埃及的时间点。

出埃及应该是发生在埃及的一神教改革之后。

犹太教存在非常多阿吞神的影子，同时，这个时间点跟后来犹太人进入士师时代是能衔接上的。

1896年，考古学家们发掘出的一块埃及法老记功碑，碑上所刻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以色列”这个名字，这个记功碑讲述的是公元前1230年埃及进攻叙利亚的故事，这表明出埃及的时候离公元前1230年不会太远。

综上，我们可以说，出埃及发生在约公元前1300年是比发生在《圣经》记述的公元前1446年更加可信的。

其次我们能够取信的是，犹太人在这场宗教改革前后，是站在了阿吞神这边的。

埃赫那吞发起改革，他需要团结能团结的力量，其中就有着对阿蒙祭司不满的中小奴隶主贵族，结合犹太人在希克索斯人被驱逐后留在了埃及为奴的线索，犹太人对旧的阿蒙神排斥，对新的阿吞神则完全具备站边的动机。

而最后改革失败带来的连锁反应，也足够解释最后犹太人出埃及的动机。

埃赫那吞改革

简单介绍一下埃赫那吞改革。

埃赫那吞改革的实质是神权和王权的斗争。

埃及第十八王朝信奉阿蒙神。

起初，阿蒙仅仅是底比斯的地方小神，由于底比斯的阿赫摩斯赶走了希克索斯，因此成为了埃及新的主神，甚至还成为了宇宙之神。

神权的壮大，逐渐与王权产生了冲突。就像婆罗门和刹帝利之间的关系一样，

埃赫那吞为了削弱阿蒙祭司的势力，他依靠对阿蒙祭司不满的中小奴隶主贵族，采用宗教改革的形式与阿蒙祭司进行斗争。

起初，他想利用太阳神“拉”来对抗阿蒙神，在底比斯建造了“拉”的神庙，并宣布自己是拉神的最高祭司。

他的做法遭到了阿蒙祭司的强烈反对。

于是，埃赫那吞索性创立了一个崇拜“阿吞”的一神教。

他先是颁布法令，禁止信仰阿蒙神和其他地方神，只允许信仰宇宙间唯一的太阳神阿吞。接着，他封闭了阿蒙神庙，没收了庙产，清除了所有公共场所和神庙墙壁上的阿蒙字样。

埃赫那吞他还命人编写了长篇赞美诗《阿吞颂歌》，极力赞颂伟大的太阳神阿吞，《圣经·旧约》中赞颂“耶和华”的诗篇中有着它的影子。

阿吞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单一神教，是单一神教的鼻祖。

尽管埃赫那吞在埃及全国竭力推行对阿吞神的信仰，但一时半会，仍有很多人没有改变传统的信仰，还是信奉原来的旧神。

受到打击的阿蒙祭司们的势力也还是很强大，他们利用旧的宗教观念，煽动一些人起来反对宗教改革，企图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

同时，最初支持埃赫那吞改革的军人们和中小奴隶主贵族，由于埃赫那吞减少了对外的扩张战争，失去了财富的来源，改革没有获得预期收益，也渐渐心存不满。

当时，甚至还有人想通过暗杀埃赫那吞的方式，阻止这场改革。

埃赫那吞死后，图坦卡吞继承了王位。

在阿蒙祭司和大贵族的压力下，他被迫与阿蒙祭司妥协，终止了宗教改革，重新恢复了对阿蒙神的崇拜。

不止归还了阿蒙神庙被没收的财产，还赠予神庙大量新财产，首都迁回到底比斯，他本人也改名为图坦卡蒙，意为“阿蒙的化身”。

图坦卡蒙并没有在位多久，后来又发生了动乱，一个与祭司集团有密切联系的宰相阿伊成为法老，他完全回复了旧神的崇拜，将所有的“阿吞”字样一律消除，正像当年埃赫那吞对待“阿蒙”那样。

至此，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彻底失败。

阿蒙祭司就是印度的婆罗门阶层，埃赫那吞就是统治者刹帝利，中小贵族则是吠舍，犹太人是首陀罗。

从中我们就能再次理解那些已经阐明的道理和规律：

神是人创造的，神的结构反映的是人的结构。

追逐利益是世界运转的核心内容，对利益的不同看法是世界运转的不同意动，最终，实力决定运转的结果。

因此，整个出埃及的故事，我们串联起来是这样的：

犹太人在十八王朝应该确实是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几百年中看不到他们的历史痕迹。

作为奴隶，他们不具备反抗的能力，对于彼时埃及人的阿蒙神的信仰，他们有理由报以最大的敌意。

埃及内部经过200年左右的发展，神权势力越来越大并且集中少部分人手里，阿蒙神的神权影响到了王权的统治，于是埃赫那吞团结这些原本对阿蒙神不满的势力，为自己的改革助力。

犹太人的身份地位也因此有了改观，这种改观是犹太人能够组织起来一起离开埃及的重要原因，他们开始重新出现在历史上。

最后，新的改革失败，迫于被清算的压力，可能是要重新为奴，刚刚得到一点解脱的犹太人决定重回迦南。

想象你自己是这样一个在异国他乡被打压到无法生存的人，那么接下来你能想到的路，无疑就是回自己的老家。

关于出埃及的40年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数字，从埃及到巴勒斯坦死海之滨，距离并不远。

从现代的地图上查，从开罗到耶路撒冷的直线距离在420公里左右。虽然犹太人绕了弯，总的长度估计在一千五百公里左右。

对比后来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经过一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也只用了不到2年。

再对比中国红军的长征，行程二万五千里，边打边走，用了两年。

但是犹太人却用了40年了，那么这40年发生了什么呢？

《圣经》的说法是，前进迦南的途中，神让以色列人的起居饮食无缺。以色列人还是屡发怨言，极惹人与神之厌烦，结果神罚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

实际上，犹太人之所以会漂流40年，是因为第一次试图进入迦南失败了，只好沿南部的一些绿洲游荡。

而失败的原因，则是出埃及时候的这个队伍太过松散，完全没有战斗力。

犹太人的队伍由12支有血缘关系的氏族和更多的平民组成，他们原本分散在埃及的不同地方为奴，此时并不十分团结。

而这40年，正是犹太人逐渐明确方向，慢慢团结起来的过程，在这个用思想团结犹太人的过程，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给了摩西可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在这期间，带领犹太人的另一位高层亚伦，趁摩西上西奈山之际，宣扬过去在埃及崇拜的神，试图夺权。

摩西毅然依靠自己的嫡系利未人，诛杀了这些人，《圣经》中说是有三千人。摩西把这一事件，渲染为耶和华对宗教叛逆的惩罚：“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

但也正是这一行为，成为了犹太教中最极端的一面，犹太人举着宗教的旗帜，面对自己的同宗同胞，如果信仰不一，也会毫不留情地杀害，这是日后犹太人反复不停的内乱的深刻根源。

而犹太教沿袭下来的这种行为模式，我们可以称其为集体潜意识。

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单独批判犹太教----摩西的这种行为，几乎是权力斗争中的唯一手段，杀害异教徒，也是所有一神教都会采用的手段，作为胜利的一方，他们的行为会得到内部的赞扬。

恶恶博弈中，你不消灭对方，就会被对面消灭，因而，这种事情的发生人们也只能解释为命中注定，天意不可违了。

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最后的手段，而在于人类一开始就要避免走向恶恶博弈。

《孙子兵法》说：“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是这个道理。

摩西团结了犹太人内部的不同派系，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摩西是如何做到的呢？

犹太人存在的十二个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派系，同时还有相当多不在这个派系中的人，摩西清点了这些派系人数，将原本不在派系里的其他的人都编入到这些派系中，又拣选有才能的人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各个派系原来的族长获得了人数的补充，又同时获得了宗教、行政、军事三权，于是自然拥护摩西。

我们看到，摩西的措施，使得没有派系的平民有了归属，对应派系的族长则获得了权力，在这种互利的举措下，犹太人这个原先松散的奴隶逃亡群体，最终得以在摩西的一神教下团结起来。

《摩西十诫》的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让犹太人团结起来的，是摩西具体的互利的措施，而不是单纯的一神教思想，一神教思想只是这种团结的必然产物。

出埃及的故事就到这里了，两个版本，你，又会选择哪一个？

历史的逻辑

说清楚《圣经》中的这两个故事，对我们认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有帮助的。

而故事的两种版本，有神论和博弈论发现它们的区别了吗？

每一个有神论的版本，都是缺少细节的，模糊不清的。

除了客观的原因，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民族的动荡迁移，历史资料确实缺乏之外，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主观的有意为之。

这种有意为之，既可能是真信仰神出自最虔诚的信仰，也有可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可能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构建一个能够团结民众、团结族群的信仰。

这些宗教记录历史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为了教导对错，信仰神的就对，不信仰的就错，根本目的就是让人产生对神的敬畏，为了让人信神。

我们看到，‍许多宗教典籍，从有神的情理出发讲述历史，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特征－－隐藏了事件的细节，抹掉了事物发生的逻辑，-－因为一旦丰富了细节和逻辑，“神”就无法在其中显现。

逻辑是什么？

逻辑就是描述世界是如何运转的，它往往需要说清楚各方如何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导致事情发生和发展，而各方，往往他们谋求的利益并不光彩，于是他们就需要有意无意地掩盖事实，代之以神意。

在他们的故事中，也往往只采用对自己光彩的那一面，就像埃及人对待历史那样。

主观和客观的共同影响，就造就了有神论的版本中的特征。

我们经常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不可否认人类记载的历史或多或少都有人为的痕迹，然而对比神本主义对历史的扭曲，人本主义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要端正得多。

比如中国的史书成书后便不许修改，而《圣经》是从成书至今在每个时代都要把矛盾和不符合的地方进行修改。

中国从第一个有记录的王朝夏朝就设立史官制度，并一直延续下来，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史官们秉持敬畏之心，带着求真求实、理性公正的态度，不惜触犯权贵，牺牲生命。其中就有著名的崔杼弑其君的典故。

因此才有了《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 等等宝贵的精神遗产，这些真实的历史材料让中国人得以从历史中得到真正的经验和教训。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推理出来的另外一个版本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历史，它还需要更多的推敲。

重要的是，我们是在用正确的思路寻找答案。

当我们试着寻找某件事情的真相时，有神论与博弈论，你会用哪一种？

重返迦南

摩西死后不久，犹太人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再次进攻迦南，终于占领了这片当初他们因为饥荒离开的土地。

这之后，犹太人就开始划分地盘，约书亚以抽签的方式将土地分给12个分支，进入“士师时代”，士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些部落的首领。

这也就是打完天下，分封诸侯了。

摩西的制度隐患也开始显露，这些诸侯权力过大缺少一个核心的约束，特别是在约书亚去世后，各支派独自为政，且常常发生冲突。

如果没有外力的影响，这些部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很可能演变为春秋战国那样的情形。

这个外力就是腓力斯丁人。

腓力斯丁人是古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一些本地人，在迈锡尼文明的末期，希腊遭到北边的多利亚人入侵的黑暗时代，大约公元前12世纪、11世纪这200年中，渡海迁移到迦南，此时他们从腓尼基人那里也会了铁制武器，战斗力很强，他们不断进攻迦南地区，并且成为了这里的统治者。

古希腊人称腓力斯丁人的居住地为“巴勒斯坦”，意即“腓力斯丁人的国家”，于是迦南被改称为巴勒斯坦。

犹太人在与腓力斯丁人的战斗中屡战屡败，王城亚弗也被腓力斯丁人占领，这最终迫使犹太人内部联合起来。

公元前1020年，12个部落再次联合起来，成立了犹太君主国，12部落之一的便雅悯支派的青年扫罗，被大士师撒母耳选中，接受膏立的仪式成为犹太人的第一任国王。

扫罗是犹太人历史上的一个反面人物，在位20年，早期他谦卑勇敢，有了功绩之后则开始傲慢自大。

与扫罗同期，出现了另外一位民族英雄－－大卫（约前1040年～约前970年）。

大卫立下赫赫战功，民间称赞“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在扫罗死后，大卫同样接受撒母耳的膏立成为了第二任国王。

大卫王打败了腓力斯丁人，并真正统一了迦南，定都耶路撒冷。

大卫王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位。

此时希腊的已经正是进入到了黑暗时代，迦南则进入到一个外部环境相对安定的时期，没有了外界的侵扰，所罗门开始积极发展商业，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从埃及到幼发拉底河，从阿拉伯半岛到地中海，连通东西南北地进行贸易，这方面积累的经验和智慧，成为日后犹太人最重要的生存技能。

商业的繁盛使得犹太王国达到了鼎盛，所罗门根据以色列原有的12支派重新划分为12个行政区，并任命总督监管。他还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并逐渐成为犹太教的礼拜中心。

道德经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外来的压力使得内部团结，当这个外来的压力消失的时候，对内部的考验才真正开始。

所罗门王在王国繁盛之后开始荒淫无度，国家开始衰落，这导致原先的利益分配结构承受更大压力，在他死后不久，公元前930年，王国分裂成南部的犹大王国和北部的以色列王国。与所罗门王类似的参照，是唐玄宗，他带来了“开元盛世”，也导致了“安史之乱”。

分裂后的两国就像最开始的士师时代一样，长期交战，这一次，影响他们的又是外部压力，不过他们想不到，两百年之后将要面对的外部压力，远超腓力斯丁人。

腓力斯丁人如果说只是一些零散的部族，那么这次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帝国。

北边的以色列，由原来的10个支派组成，公元前722年被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消灭。

南边的犹大，由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组成，是大卫王传统的继承者，政局相对稳定，又因为丘陵地带容易防守，因此得以延长国祚。不过也只多维持了120年，这120年期间，犹太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公元前597年和586年，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王国两次攻陷耶路撒冷，圣殿被毁，全城居民则全被俘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

从士师时代到巴比伦之囚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示了群体与群体之间博弈的关系，一个群体如果自己内部不团结，不发展合作博弈的关系，进行内斗，恶恶博弈，削弱了整体的实力，就会被外部的更大的博弈力量所压倒。

这段历史，同时也反映了群体内部神权与王权的博弈，是犹太人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又回到政教合一如此反复的过程。

指定扫罗为国王的撒母耳，就是权力最大的大士师，他实行政教分离，规定神权高于王权。

现在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旧婆罗门教的演变，征服了印度的雅利安人，神权始终保持一致因此不断壮大，不同的政权却彼此斗争削弱，神权慢慢开始超过王权。

后来犹太人由于外力的原因，不得不发展王权，大卫王结束了国家政教分离的状态，由于大卫王的功绩，才重新将王权拉到和神权平等的地位，确切地说，一直到所罗门王去世之前，王权要略高于神权。

不过，犹太人并没有意识到繁华背后的危机。

大卫和所罗门出自南方，实行偏袒南方的政策，沉重的赋税和格役多由较为富庶的北方地区负担，使南北两部产生了裂痕，同时支派原本的结构也没有进行调整，原本的势力也还存在。

在所罗门王统治的鼎盛时期，国家整体利益的膨胀，使得这种裂缝还能够通过利益来黏合；当国家衰落，可分配的利益减少的时候，裂缝就迅速扩大。

利益冲突最终表现就是王国的分裂。

所罗门时期的宗教宽松重新变成了宗教唯一，神权开始再次崛起。

政教合一，是许多宗教所追求的理想。

问题就在于，宗教的性质是天然与政府的性质不同的，我们会说理想的政府是代表群体，追求群体的最大利益的，而宗教代表谁的利益呢？

宗教的发展最终就会变成士师、祭司、牧师、教父、教皇们的利益。

当宗教实现了政教合一的理想之后，不久的将来，就会不满足于此，进而产生政教分离，规定神权高于王权，就像撒母耳、婆罗门教、后来基督教所做的那样。

宗教和政府是天然对立的，这是由它们的性质决定的。

用这个道理去看今天英国主教跳出来指责西方政府的邪恶，赞扬普京，而世人纷纷转发赞扬主教，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犹太人的国家被消灭了，宗教又成为了人民的唯一依靠。当犹太人再次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是作为波斯帝国的子民，在这之后，神权和王权又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巴比伦之囚与重生

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597、586年，两次攻占耶路撒冷，他下令把犹太人中所有的贵族、祭司、商贾、工匠一律作为俘虏，押往巴比伦城，只剩下一些极贫苦的人留在耶路撒冷，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拯救犹太人的，是波斯帝国。

公元前537年，居鲁士灭亡了新巴比伦王国，居鲁士及其继任者大流士一世对犹太人都怀着宗教宽容的态度。居鲁士大帝同意犹太人返回故乡，并建立犹大省，后来还在大流士一世的支持下，犹太人重建了圣殿，史称“第二圣殿”。

犹太人回归并不顺利，他们面临着与迦南地区新的势力的斗争，如果不是当地人不敢违抗波斯帝国的命令，只能暗地里破坏，那么犹太人很可能会在正式的对抗中被边缘化。

我们只要结合20世纪时犹太人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建立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中面对的压力，就能知晓一二。

正是在波斯的支持下，最终犹太人重新以神权为核心凝聚成一个民族共同体。

这段历史对犹太教的影响至关重要，如果说之前的信仰已经灯火将熄，那么这段历史，则为犹太教注入了新的活力。

它重塑了犹太教，使其变得更加凝练、完整和体系化。

首先，是当时拯救了犹太人的波斯人的宗教，深刻影响了犹太教。

这个宗教就是琐罗亚斯德教，又称拜火教，它在宗教史上的地位很高，同时也是一个今天几乎快被人遗忘的宗教。

拜火教的创始人琐罗亚斯德（公元前628年—前551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30岁时对传统的多神教进行改革创立了一神教拜火教。

新宗教理所当然受到传统教会的迫害，直到42岁时，他被引见给了伊朗的一个国王，才在古波斯迅速传播。

关于这个传播的细节和背后的逻辑，我们可以回想在第八章讲过的佛教诞生后之所以在印度十六强国受到欢迎的部分。

在拜火教里，阿胡拉·马兹达是最高神，是代表光明的善神。

拜火教认为善与恶不断斗争，结局是善取得最后胜利。

在这善与恶的斗争中，人有选择自己道路的自由，或以善念、善言、善行参加善的王国，或者相反，参加恶的王国，死后各有报应。

善者死后很容易走过裁判之桥，进入无限光明的天堂；恶者过桥时，桥面变得薄如刀刃，他们堕于地狱受与其罪恶相当之苦；那些善行和恶行相抵消的人留在“中间地带”，无痛苦亦无快乐。

我们可以看到犹太教、基督教里的善恶绝对论、天堂地狱的思想是承自拜火教的。

奥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前，是拜火教的分支摩尼教的信徒。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佛教关于善恶的思想，至少从拜火教中吸收了部分营养。

三大宗教里面的末世观也都是直接源自拜火教。拜火教认为在末日时，两神将会有一场决战，而善神必会得胜，而所有人包括已死的，都要受到最后审判。

拜火教的创世分为七个阶段：天空、水、大地、植物、动物、人类、火，这也正是《圣经》中上帝用七天创世的原型。

而要更好地理解拜火教善恶对立思想的来源，我们可以对比着旧婆罗门教来看。

公元前20世纪，原居住在中亚草原地区属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一支来到了印度，一支来到了伊朗高原。

来到印度的，产生了旧婆罗门教，来到伊朗的，产生了拜火教，他们早期有着共同的密特拉火神崇拜。

造成他们宗教差异的就在于他们在两个区域的遭遇不一样。

我们说过，印度当地的哈拉帕文明灭绝了，使得雅利安人彻底奴役了印度当地人，于是衍生出了旧婆罗门教和有明显高低贵贱的种姓制度。

而在伊朗，雅利安人的境遇就显然困难许多。

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定居在这一地区的西北部和西南部，被称为米底人和波斯人。

他们面临的压力是两河流域强大的亚述帝国，这促使米底各部落走向联合，从而形成了米底王国。

公元前612年，米底和巴比伦一起摧毁了亚述帝国，米底从此号称帝国，成为西亚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波斯人成为他们的臣属。

公元前553年，波斯人与米底人通婚的后代居鲁士起义反抗米底，3年后攻克米底都城，建立波斯帝国。

由此我们看到拜火教的善恶对立，并且坚信善一定会胜利的思想的形成是自己民族现实境遇的理想投射。

这种具备普世性的思想也成为三大宗教的基本思想。

对照印度和波斯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如果没有亚述帝国入侵的外部压力，那么米底人的部落会和印度人的诸多强国一样，各自发展，而不是联合起来。

没有联合的客观需要，就不会产生更多有利团结的思想文化，没有更多的有利团结的思想文化，国家就会更快的进入内耗，进入周期的下降期。

国家整体的实力下降，利益冲突之下，就会带来宗教改革，就会发展为印度那样。

外部压力的大小以及国家发展周期的不同节点出现的压力，都会导致不一样的结果，这就是我们看历史真正需要注意的地方。

希克索斯人统治埃及之后，如果埃及是印度当年一样弱小，也一定会衍生出类似种姓制度的极端不平等的制度，事实上希克索斯人也正是打算这么做的，因而才导致了埃及人更加彻底的反抗。

而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结合印度特殊的相对安逸的环境，导致的旧婆罗门教的腐化堕落，同时轮回、苦行、种姓制度到今天依然对印度人民有着刻骨影响，让人不胜唏嘘，我们前面分析了二十年之内，社会革命发生之前，印度平民的未来都不会有根本的质的改变。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外部巨大的压力考验着内部，但也同样是内部团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重生的机会。

当年美国冷战期间因为与苏联对峙，一系列契合混沌博弈规律的政策带来了美国国力的持续上升，简单来说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惧怕而发力改善穷人生活，让富人缴纳大量的税，资本得到管控。

冷战中后期，美国政策开始变化，不是帮助博弈中的弱者，而是开始为博弈中的优势一方，富人服务，走向了深渊。

美国当时还出现了各种理论来证实这么做的益处，益处当然是有的，只是都是短期的。

今天已经摆在人类面前的，是需要共同面对美国衰落带来的巨大影响，有理由相信，这种巨大考验，将淬炼出更多的人类共识。

这些共识对人类下一个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

而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整个世界正在为了对抗美国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周围。

波斯帝国鼎盛时期横跨欧亚非三个大洲，它衰落的先兆是与希腊城邦的波希战争的失败，在古希腊的章节我们会与它再次邂逅。

而波斯帝国之所以强大，就在于他们对利他、善行的发扬，在内部形成了更好的合作博弈。

波斯帝国采用了宗教宽容政策，使波斯政权与叙利亚各民族的关系融洽起来，对犹太人的宽容就是其中一种。

那么这是第一点，是当时拯救了犹太人的波斯人的宗教，深刻影响了犹太教。

其次，我们看到，此时的犹太人的整个社会结构里是没有了王权的，能够凝聚他们的只剩下了宗教信仰，这就导致犹太人对宗教的信仰达到了最高的程度。

犹太人从埃及为奴再次成了巴比伦之囚，在看到波斯帝国和拜火教的成功之后，这一次他们要认真起来了。

当他们经过几十年的奴役再次回到迦南，一定会生起所有背井离乡回归故土的人最真切的情感。

他们把自己族群多次离开迦南，又回到迦南的种种遭遇，都解释为是违背神的旨意而遭受的惩罚。

“应许之地”“天选之民”“立约”“堕落”“救赎”等等思想观念有了。

犹太人开始编纂《圣经》，把有关的神话、传说、诗歌、历史、摩西的《十诫》，以及那些“先知”的语录记载下来。

《圣经》三部曲第一部，律法书，说的就是这一时期以斯拉领导编写的《摩西五经》。

五经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五经也是公元前6世纪以前唯一的一部希伯来法律汇编，并作为犹太人的法律规范而被遵守。

《圣经》的出现，如果我们把自己代入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这显然是一本划时代的巨著，犹太人掀起了全民读经的热潮。

《圣经》三部曲

《圣经》是用有神论的视角，“构建”出一系列的先知人物、故事，包裹着最核心的人们长期生活实践得到的一系列生活准则、行为律法而形成。

这些准则中包含了人们生活实践得到的利他的经验和精神，比如《摩西十诫》中的后几条：

5、当孝敬父母。

6、不可杀人。

7、不可奸淫。

8、不可偷盗。

9、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10、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显然，这些利他的准则是人类社会普遍拥有的道德规范，只是被有神论包裹起来。

倘若《圣经》没有这个利他的核心，而只是宣扬神如何伟大，那么再怎么天花乱坠也不会被当作圣典，最多是像《神谱》一样的神话传说。

可以说，所有这种宗教盛典的形成，都是以神的名义，不断融入各种利他准则的过程。

利他的精神被有神论包裹起来，就像有了一层外壳，人类不同的有神论之间本来有着共同的利他精神，但因为这层外壳而无法相容。

这层外壳就好比将不同细胞隔开来的细胞壁，它虽然保护了细胞，但同样也限制了细胞，随着细胞壁的不断加厚，这种不相容就会越加明显。

具体到犹太教的排外性，对于人口稀少、刚从创伤中恢复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其他民族宗教那么伟大的理想，只要能安稳地在迦南度日，按照耶和华的旨意生活就足矣，他们害怕因为违背耶和华再次承受为奴的命运，这种心态的投射是其排外性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