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关于流寓文学的对话

对话人：蒋寅（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学松（信阳学院特聘教授）主持人：傅瑛（信阳学院文学院院长、教授）主办单位：《光明日报》国学版、文学遗产版，信阳学院

傅瑛：现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贵宾，有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寅先生，《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的主编方铭先生，《光明日报》国学版的主编梁枢先生，大家欢迎。今天我们有幸在信阳学院召开这个关于流寓文化的对话，可以说是信阳学院的一个荣幸。参与对话的张学松教授，是原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现为信阳学院文学院特聘教授。张教授有一个国家社科项目，题目是《中国古代流寓文学研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被批准的流寓文学方面的项目。为了这个项目的进展，蒋先生和我们张教授先后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其中有一次是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的对话，可以说是第三次交流了。下面就请张教授讲什么是流寓文学。

张学松：对话能够进行，要感谢《光明日报》“国学”版“文学遗产”版的两位主编，感谢蒋先生不远千里从南方回来，也感谢傅院长的大力支持。“流寓文学是什么?”首先要弄清“流寓”是什么？研究流寓文学、文化首先要对“流寓”做个界定，确定研究对象。但界定很难，比如“文化”不知有多少种解释。可不做界定，不清楚研究对象就不好研究。其实，我最初对“流寓”的理解也是模糊的。2013 年 10 月我到贵州参加全国地域文化研讨会，作了关于流寓文化的发言，会下，学界朋友一方面肯定流寓文化研究选题好，可申报国家重大课题，一方面指出要对“流寓”做个较清晰的界定：“你要有个框，然后才好往框里放菜。”于是我就对“流寓”这个概念做了认真地研究，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把《四库全书》（电子版）中的“流寓”一词全部检索出来，根据上下文理解其含义，重要的一条一条抄出来，抄了厚厚一本。《四库全书》中“流寓”一词共出现 2119 次，除去误检和重复的以外还有 1500 余次。如果加上单字“寓”和“寓”与其它字合成的词那就更多了，而且它们有的也与流寓密切相关，如“寓公”，《礼记·郊特性》载：“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继世。”这里的“寓公”指失去领地寄居他国的诸侯，后泛指寄居他乡的官吏。“寓公”之“寓”就有了流寓的意义。单就这 1500 多次，一部分“流寓”是作为名词出现的，如方志中的“流寓”门，科考中的“流寓”科，而更多的则是作为动词出现的，如《后汉书·廉范传》：“范父遭丧乱，客死于蜀汉，范遂流寓西州。”

第二，将《辞源》、《辞海》、《汉语大词典》等权威词书对“流寓”的释义作了比较。三本词书释义的共同点是在他（异）乡居住。但《辞源》曰“寄居”，另两本曰“日久而定居”。“寄居”是暂时的，“日久而定居”则是永久的了，且“日久”也很模糊。《汉语大词典》又作了补充注释：流寓“亦作'流庽’：流落他乡居住。”“流落”指“漂泊外地，穷困失意”，流寓就有了负面的意义，且“他乡居住”既没说“寄居”也没说“日久”。三本词书，《汉语大词典》最为晚出，收词最多，释义也最新，它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它的“在异乡日久而定居”是对《辞海》的继承，而补充释义则具有新意。如果从“水移动”的“流”的本意来看，负面意义还是大些，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如此而言，《汉语大词典》的补充释义就更切合实际。

第三，对古代方志中有关“流寓”的论述做了研读。方志对流寓的理解并无统一标准，有的很宽，大凡迁謫、仕宦、游学、避乱乃至“问奇揽胜”等移居外地者皆为流寓；有的相对严谨，如《山东通志》就认为流寓者必须与本省“有足取重而流连于此，或长其子孙，或存其丘陇，斑斑可考”，至于“过都越国者”则不算，“不然，齐鲁四达之区，往来行李岂殚述耶！”诸多方志中《福建通志》的论述颇有启发意义，它说：“天地一籧庐耳（籧庐就是旅馆），随遇而安何所不可。虽然，亦有不得已者焉。”明代一个学者魏浚有本研究《易经》的书叫《易义古象通》，卷八注“旅”字，说：“旅，流寓也。止则流寓而怀土著之心……人情安土重迁，凡离其所居即有许多不便处。”所以流寓总有一种漂泊的意味。这种对流寓的论述与《汉语大词典》的补充释义基本是相通的。

根据上述，我对流寓作了如下概括：“不得已”离开本土而移居他乡。用“不得已”加以限制就不至于使其含义过于宽泛；不用“寄居”或“日久定居”在时间上也显得灵活。比如你到张家界旅游住两晚上就不能说是流寓。进京考进士，一举高中释褐任官，或在京城或在地方，都可排除在流寓之外，你“春风得意马蹄疾”呀！而在京屡考不中旅居多年，如杜甫自言“旅居京华十年春”就叫流寓。或遭贬谪或受排挤自请外放到非故乡的地方做官如苏轼就叫流寓。出访、留学或讲学暂居于外者都可排除在流寓之外。由于政治原因流亡异国他乡或离开本土四处游学、游宦（非仕宦）就叫流寓，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马尼亚裔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我国的孔子。

傅：蒋教授是非常有名的古代文学专家，造诣颇高，成果累累，现在有请蒋教授为我们谈谈目前流寓文学的研究状况。

蒋寅：张先生这个课题做了很久，思考得很深入，他刚才把这个问题阐释得已经非常清楚了。前几年我和张先生合作开过两次会，可以说是张老师把我拉进了流寓文学研究里来。我对这个课题没有什么研究，因为开会嘛，要做一个会议总结，一定要考虑一下会议的主题和关键词。当时我觉得流寓这个词还没有被很认真地反思过。记得我们第一次开会时就对流寓的性质有很大的争论，因为我听到好几个学者发言，都将流寓等同于流放。所以最初讲流寓的学者，都是从流放贬谪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于是时我就提出了一个看法：流寓首先是迁徙造成的一个结果，在异乡逗留、居住这是它的本义，所以流寓首先是个中性词，流放贬谪是流寓的一种类型，当时我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接触到一些材料，看的东西多了，逐渐倾向于刚才张先生的说法，不得已是流寓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流”这个字出现得很早，在《尚书·舜典》里就记载“流共工于幽州”。到北齐时定“笞、杖、徒、流、杀”为五刑，一直沿用到清代。所以后来我们用到“流”这个字，比如流浪、流放、流亡等等，凡与“流”有关的词都带有处罚的意思。流寓的流正是从这个意思发展来的，因而带有一层负面色彩、一种贬义，不是一种正常的迁徙，这就是流寓为什么常与贬谪、流放联系起来的缘故。正因为“流”从词源上同特定的处境联系在一起，后来用起“流寓”这个词就自然而然地觉得带有某种贬谪或者人往不好的、不得已的地方去居住这样一种印象。

刚才张先生讲流寓一词的来龙去脉，已经做了很详细的解说，我可以补充的两点，一个就是通常使用流寓这个词，都指一个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居住这个现象，但如果对这一结果加以辨析的话，还跟主观意识分不开，为什么这么说呢？自己是不是把自己看做流寓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人旅行或者进京赶考，在某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这样的经历同流寓没什么差别，但我们不视为流寓，就是因为他自己不认为是一个不好的经历或者说居住方式。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这样可以把流寓和迁徙区别开来。刚才张先生讲山东的方志里说的几点，要有几代人，要有坟墓，要定居下来，这样才能把你算作寓贤，这是古人的一种认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有意识地迁徙、定居这个地方，那不叫流寓，甚至几代人以上也不叫流寓。我曾经讲过，流寓是个体生命里发生的行为，几代人就不叫流寓了，叫定居。只能是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去到一个地方居住，而且在主观上要认为是暂时性的居住，才叫流寓。流寓是暂时性的生活方式，而且心里面要意识到是暂时性的，就像杜甫在四川。他准备要老死在那里，就不叫流寓了，那就叫定居迁徙。一定是自己要意识到这只是暂时的，我以后要回去的，这样一种状态才叫流寓。我认为对流寓来说，个人体验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应该是内心把它看成是一种暂时性的居住，在异地的居住，这叫流寓。如果你是铁定了心搬到一个地方不走了，那就不叫流寓，叫迁徙叫定居。所以我觉得在流寓研究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它是一种客观结果，同时又是一种主观意愿、一种个人体验，有必要对此作一个分析。中国这种农耕民族国家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当人们离开故乡的时候，内心一定是不乐意的。所以流寓文学有一个前提是不乐意的，王粲《登楼赋》正是比较早的表现流寓心态的作品：“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这个地方（湖北荆州）虽然很美好，但并不是我的故乡，不是我该呆的地方，因此他的内心总是忧郁的。当流寓变成了对他来说是不应该或者是不得已的结果，这样文学里形成的直接反应就是不适应，一种不适感。它和当地的一种生存状态的冲突，直接产生的流寓文学的主题就是这一主题。流寓文学要讨论的问题，范围很大，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流寓甚至可以说是我们人生的一种常态，在古代还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到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很难一辈子呆在一个地方。所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流寓”会成为生活常态，对于流寓的文学表现可能是我们生命中一个最经常的主题，在文学研究中不能不占有重要的位置。

傅：张教授从《四库全书》中“流寓”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辞源》、《辞海》和《中国大字典》三种权威工具书对“流寓”的内涵的阐释，及地方志中“流寓”的具体运用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得出了“不得已离开本土而移居他乡”叫流寓，这是张教授给流寓下的定义，蒋教授又引经据典，补充了一些内容。经过蒋先生的补充，我想大家对流寓的认识更为完备和深入了。蒋先生也提到流寓在文人那里是一种生活常态，不是说偶尔出现一次或者是很少人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是被贬谪，出去开个馆，教个私塾，当个师爷，当个幕僚，或者是求学等等，他都要离开故乡，他离开自己故土，在流寓地生活，并且有所创造，那么这些创造，这些作品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是不是也起到一定作用，请张教授谈谈看法。

张：刚才蒋老师讲对什么是流寓要把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统一起来，这个观点很好，启发了我的思路。傅院长概括得很好。关于流寓与文化，我开始涉足这个领域，就是想研究流寓文化，研究流寓文学只是个初步，当然文学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流寓与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很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融合而成，而主流不外乎儒、道、释三家，儒、道为本土文化，释为外来文化。三家思想的创立无不与流寓有关，其创始人的流寓又有一种“不得已”。儒家思想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是春秋鲁国人，但他的祖先是宋人，六世祖孔父嘉在一次宫廷斗争中被杀，其子即孔子五世祖木金父逃亡鲁国陬邑。已历五世，鲁国陬邑可谓孔子的故土桑梓了。但他一生有 16 年在流寓中度过。据《史记·孔子世家》和匡亚明《孔子评传》（齐鲁书社，1985）等载，孔子一生大的流寓有两次：一是鲁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昭公被季平子等打败出奔齐，“鲁乱。孔子适齐。”（《孔子世家》）到昭公二十七年（前 515）返鲁。一是鲁定公十三年（前 497），孔子在任鲁国大司寇并摄 相事时与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权臣斗争中失败弃官离鲁，这次流寓国外达 14 年之久。其实孔子年轻时还受鲁君资助与南宫敬叔一同到洛阳学习过，但这不为流寓。孔子两次离鲁均因鲁国内乱，所以他的流寓是“不得已”的。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现在他死后其弟子编纂的《论语》一书，这部儒家经典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记录，其流寓经历特别是55岁以后流寓列国的经历的记录占据重大篇幅。至于孔子所作之《春秋》也与流寓有关，正如司马迁所言“仲尼厄尔作春秋”。道家思想学说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为楚国苦县历乡曲仁里即今河南省鹿邑县人，曾做周守藏室之史（类于今国家图书馆馆长）。《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即影响中国乃至世界，彰显东方智慧的老子《道德经》的创作过程。司马迁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道德经》是老子离开周王室洛阳远徙至大散关（一说函谷关）完成的，不是在家乡也不是在京城完成的，是关令尹喜“强”为其所作；二是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老子这位老臣（“居周之久”）看到周王朝的衰微感到失望而离开。简言之，《道德经》是其创始人在“不得已”的流寓中完成的。孔、老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其思想学说既对立又统一，既分歧又融合。这种情况也与两人在流寓中的会晤有关。孔、老同时而老子年长，二人一生中有两次重要的会晤。高亨《关于老子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 1 期）认为：老子约在37岁时受甘惮公或甘简公的迫害而逃亡鲁国，青年孔子（约 17 岁）向老子问礼。此次所问应为婚丧朝聘等初级之礼。据老子研究大家陈鼓应《老子评传》（南京大学，2011）推论，《史记》所记载的“孔子适周”、《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南之沛见老聃”是中年以后孔子周游列国时与晚年老子相遇。这次孔子向老子请教的应是人生大道的高级之礼。《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从孔子以龙来喻老子见其对老子的崇敬，老子对他的训诲肯定对其思想发生影响。《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卫灵公》：“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又《述而》：“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泰伯》：“有若无，实若虚。”这些都是老子影响孔子思想的明证。孔、老的历史性会晤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两次重要会晤，一在老子逃亡到鲁国，一在孔子周游列国，总之是在“不得已”的流寓之中。释家思想学说的创始人是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俗名悉达多，是古印度迦吡罗卫国的王子，释迦牟尼是他成佛后人们对他的尊称，意为“释家族的圣人”。悉达多少年在王宫中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由于他出生时阿私陀仙人预言他将来会出家成为大觉圣人，所以他的父亲净饭王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出家，用荣华富贵，甚至邀请国际著名舞妓（庵婆婆梨）来诱惑他，禁止他迈出王宫，不让他闻见衰老与病亡。但这一切无济于事，悉达多最终还是出家了。悉达多为何要迈出王宫，何以出家？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为了研究释迦牟尼的成佛之路，我看了他的三本传记，还看了55集的《佛陀》电视剧。英国著名女传记作家亚当斯·贝克夫人的名著《释迦牟尼传》在西方影响很大，它的第三章起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囚笼”生活》。这一章中悉达多向妻子耶输陀罗倾诉心曲说：“我只知道自己对如今这样没有变化的生活实在烦透了…我想让父王允许我走出这华丽的坚牢。”传记第七章，悉达多写信给父王：“我对那些歌姬、美女以及宫中的一切娱乐都感到无比厌倦。现在我最大的期盼就是像个真正的男人干一番事业。恳请您放了我这个囚犯。”悉达多把王宫比作“华丽的坚牢”而自喻“囚犯”，所以他想走出王宫。这时他想的并非出家而是想“干一番事业”。当他走出王宫后见到衰老与病亡，悲悯于怀，为自度度人，毅然舍弃荣华富贵抛妻别子离家远行。《佛本行经·卷第二·出家品第十一》写他离开王宫时“如狮子王，坏裂坚网。独行游步，裂家牢网。”《佛本行经·卷第十七·舍宫出家品下》写其越城渡河时又说：“欲突牢阵，度至彼岸。”经过六年苦修，悉达多终在异乡尼连禅河岸畔菩提树下觉悟成佛。由此而言，释迦牟尼之成佛是在流寓中完成的，而他走出王宫离开故土则源于对王宫牢笼般生活的厌倦，也是“不得已”。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而本土化。这里仅以禅宗六祖惠能为例说明中国佛教经典的创立。惠能俗姓卢，原籍范阳（今北京涿县），他的父亲卢行瑫原是做官的（《坛经》：“本官范阳。”），唐武德三年（620）遭贬“左降迁流岭南”作了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百姓。惠能即为流寓士人的后代。惠能在新州出生后三岁父亲去世又随母迁徙至南海。长大后经人指点到湖北黄梅师从禅宗五祖弘忍习法，夜半得传衣钵后为避杀害辗转流徙隐遁十几年，后住持曹溪宝林寺，又应韶州刺史的邀请到韶州大梵寺说法。《坛经》就是惠能弟子整理的他的言行录，这部惟一以“经”命名的中国僧人的著作从慧能的经历与成书情况来看也是与“不得已”的流寓分不开的。

傅：接下来请蒋教授谈谈他的看法。

蒋寅：刚才张先生把儒释道的形成跟流寓的关系讲得很细致。在中国历史上，或者是在别的国家也是这样，很多重要的思想都是跟人的流放啊贬谪啊这种经历有关，大家知道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对吧，就是被流放的革命者，列宁的一些著作也是在流放中写成的。大概在流放中，人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状态下，由于人生遭受到重大打击，这时候人的内心会异常地敏感、异常地活跃，很多的想法就会在那个时候产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苏东坡的贬谪经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苏东坡被贬黄州，是他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曾有一篇论文，提出李白、杜甫、苏东坡这三位诗人正好代表了我们中国人的三种时间意识及在文学里的表现。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思想意识发生极大的变化，大家知道苏东坡早年，是个典型的儒生。儒家思想的主导倾向是要积极进取的，但是在黄州那段时间，经过被贬谪的打击，东坡开始学佛，诗文里出现很多人生如梦的话头，诗里反复出现人生如梦、多少年如一梦这样的说法，就是从黄州开始的。中国古人的时间意识，首先说杜甫吧。杜甫代表着儒家式的最普通的一种时间意识，就是逝水如斯，如果说这是一种正常的时间的流逝感，那么李白代表的就是一种异常的时间意识的表达。李白有着强烈的立功立业的念头，就是说功名心很重吧。但是现实的遭遇又没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他的焦虑感就特别地强烈，时间充满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像李白诗中表现的时间意识，就是极度夸张的时间感，时间流逝得非常快，青春流逝得非常快！他要想解决这种痛苦怎么办，只好用想象的方式，用神话的方式，用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来克服时间的焦虑感。相比杜甫儒家式的顺从自然的态度，李白就是一种反抗的态度，那么到苏东坡这里呢，又是一种佛教的时间观念。佛教认为外物与客观世界只不过是主观意识的一种分别，所谓时间也是我们意识的一种分别。如果你意识到世界的虚幻性的话，就可以超然于时间，时间对你来说就是没有意义的。东坡诗文中常说多少年如一梦啊，人生如梦啊，这种把人生比作梦幻的比喻本身就是从佛教来的，在东坡诗里出现则从黄州开始。因为梦幻非常空虚嘛，没有办法用时间来度量，所以人生如梦也可以说就是将时间过程抽象化。苏东坡在黄州的贬谪经历促使他学佛，学佛的过程又造成了他思想观念一个极大的转变，改变了他的时间意识。不过我认为，在黄州他还没有真正解决时间的问题，只不过开始意识到时间的问题，并且试图用佛教的观念来解决它。再后来，到了海南，又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他连人生如梦都不讲了。这就是古人讲过的——是王夫之还是谁——，当一个念头，它总是在你心里挥之不去，比如像苏东坡整天念叨人生如梦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排遣这一点，它还是萦绕在你心头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到了海南以后，苏东坡连人生如梦都不讲了，诗里出现一种时间淡化的感觉，在他这时的诗里你看不到对时间的感觉了。我觉得这才是他真正解决了时间问题，真正解除了焦虑，连人生如梦作为一个话语都没有了，消失了，这是一个彻底的思想解放，从时间的焦虑中脱身。他这两次重大的变化都发生在被贬谪或者我们说的流寓的状态中，恰好能说明流寓的生活，也就是非常态的生活，对你的人生你的经历会有多大的改变，会让你的思想意识有多大的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当然，关于流寓和文学和思想的关系问题非常复杂，涉及的面也很广，我在以前写的一个文章里面，大概讲到人和地域的几种关系。一种是你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会有一种不适感、不融入感，一种与你家乡有差异的文化差异带来的不适感，这是文学里最自然的反应。然后呢，等你居住一段时间，或者说发现了当地的人情风物之美，你又会有一种新的体会新的发现，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欣赏的感觉，重新欣赏当地的风物之美。你用外来人新鲜的眼光来看，自然会看到一些本地人习而不察的东西，从而写出一种专门记述地方风物的诗歌，像《竹枝词》之类。古代有很多《竹枝词》，专写地方风物，它们经常不是本地人写的，而是外来人的作品。外地人到一个人情风物特异的地方，尤其是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常会感受到强烈的刺激，写很多描写地方风物和异俗的诗作，而且一写就是几十首。这就是流寓生活带来的新题材新风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流寓给文学带来一个新的人地关系问题。过去讲人和地域的关系，都是按籍贯来说的，说某作家是某地人，对吧？比如说，李白是四川人，杜甫是河南人，都会这样讲。编写地域文学史，也往往以作家籍贯为基准。但是我们想一想，作家籍贯和地域的联系到底有多深呢？这是很复杂的，就拿清初文人周亮工来说，籍贯是河南祥符，但是他出生在南京也死在南京，祥符对他来说只是个符号，他其实跟我是个真正的南京老乡。那么，籍贯对他有没有意义呢？肯定是有的。如果他在故乡生活过一段时间，少年时代在这个地方受教育，受到地方文化的熏陶，这对他一生的成长就有意义。但如果他没有在故乡活过，那么这个符号对于他只能是很遥远的文化认同，也就是一种心理认同。虽然我是南京人，但当有一次我听父亲说起祖辈是桐城人，是太平天国兵乱中逃到南京的。顿时，桐城对我来说就不止是文学史的一个名词了，这个地方和我是有关系的，在心里面平添一种亲切感，再看到这个名词这个地方感觉就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文化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对文学写作也有影响，但是它的意义比不上流寓。流寓，我称之为最真实的人地关系，就是流寓者和流寓地的联系比他与籍贯的联系更为真实和紧密。流寓意味着你在一个地理空间里真实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你在这一期间写的东西，你创作的文学，是和这个地域有紧密关系的，所以我主张，写一个地方的文学史，可能写流寓作家比写籍贯作家更有意义。我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写扬州文学史，你光写张若虚、朱自清这样的扬州人，当然也可以，但是，那样的扬州文学史就会很单薄，很贫乏，如果你写到比如像王渔洋，四年在扬州做地方官，留下了大量诗作，而且他最有名的一句诗“绿杨城郭是扬州”后来就成了扬州的名片，后来人们对扬州的想象，就由这一句诗展现出来。而且王渔洋在扬州写的那些诗，那些风景诗，后来都成了名作，而且被当地人传颂，成为值得当地人骄傲的文化资本。一个城市，一个地域的文化，就是靠文学来记忆，来表现的。你看山东威海，它也会成为联合国定的宜居城市，扬州也是，但是这两个城市在人们心目中的文化价值，她的文化品位谁高呢？大家肯定会说扬州，就因为扬州历史上有那么丰厚的文化积累，其中就包括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包括唐代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所以讲到一个地域的文学，我觉得这个地域上发生的文学事件，也应该成为地域文学史的重要内容。讲地域文学研究，流寓文学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部分，而且她反映的人地关系是更真实的人地关系，特别值得我们做地域文学研究的去思考，也值得同学们以后去学习，或者做研究。

傅：在本世纪头十年中诺贝尔文学奖大都颁发给了流寓文学，可见流寓文学在世界上也是一个被十分关注的问题。刚才提到苏东坡到黄州，苏东坡在从开封到黄州的路上，路过信阳光山县的净居寺，我希望同学们可以去看看，那里有东坡读书处，专门有一个房子，我们也可以展开想象，从各个方面都可以想。请张教授给我们谈一谈流寓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张：蒋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流寓是人与地域的一种更真实的关系，这个观点被广泛引用，学术界非常认可。傅院长让我谈谈流寓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个问题提得好，流寓与创作的关系是我的课题研究的核心问题。流寓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要有二：一是促进了创作丰收——既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提升；二是改变了创作风格。流寓黄州使东坡文学创作呈现高峰——诗词文赋都是这样尤其是词。仅以词为例。东坡一生作词340余首。据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等统计，在黄4年多东坡作词近100首，占其一生词作三分之一弱。杜甫自746年进入长安求仕，旅居京华，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辗转流徙，晚年漂泊西南以至终老。其一生自35岁起特别是安史乱后都是在流寓中度过（35岁之前的漫游我不视为流寓，那是“裘马颇清狂”的生活）。据香雪《杜甫的最后十年》（“最后”一词不确，杜770年才去世）统计，安史乱前杜存诗仅100多首，而从759年12月入川到768年1月出川，杜在巴蜀作诗800多首，占其全部诗作 1400多首的近六成，可见他的诗大多作于流寓尤其晚年漂泊西南时。

以上说流寓对创作量的影响，下面重点说对质的影响。近年来，武汉大学王兆鹏先生及其门生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唐宋诗词经典，根据古今选本、评论、互联网链接等数据，按照一定权重排出全唐诗前300首、全宋诗前100首、全宋词前300首为其经典名篇（分别见王世立博士论文《唐诗经典的确立与嬗变》、王骞博士论文《宋诗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郁玉英专著《宋词经典的生成及嬗变》）。在唐诗300首经典作品中杜甫有51首，宋诗100首经典中苏轼有25首，宋词300首经典中苏轼有23首。我根据作家年谱等资料，对杜甫51首经典诗歌、苏轼48首经典诗词进行编年系地，结果是：杜51首经典诗歌除《望岳》、《房兵曹胡马诗》、《登兖州城楼》3首外，其余48首都是流寓时作，苏25首经典诗歌除《惠崇春江晚景》、《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题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其一）、《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外，其余20首及23首经典词，皆作于黄州、惠州、儋州流贬之地或途中及自请外放任地方官时，即48首经典有43首为流寓文学经典。对杜、苏流寓文学经典诗词，我又从写景、咏物、人生、怀古四个类型中各选若干首，对照“独创性”、“典范性”、“超越时空性”经典文学的基本特征进行考释，它们大都符合经典的标准。由此我认为：流寓产生经典。流寓何以产生经典？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说，它跟流寓作家的生存状态有关。无论因政治而遭贬谪还是因战乱而流徙抑或因出使而被扣留，流寓作家都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如精神的痛苦、孤独、迷茫，物质生活的匮乏，流寓地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的不适等。我倒着说，先说自然环境风俗人情的困境。屈原《涉江》所写大家都熟悉。柳宗元贬永州司马，《与李翰林书》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仰空视地，寸步劳倦”啊！蔡琰《悲愤诗》“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老爸去世妻子嫁给儿子，谁受得了？再说物质生活的困境。杜甫 759 年冬由秦州入川，一路的艰难困苦难以形容，《同谷七歌》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堂堂大诗人又曾在朝为官，白头乱发，手脚冻裂，在山谷中捡野果充饥，形同乞丐。在诸多困境中流寓者精神的痛苦、孤独、迷茫则是最大的生存困境。中国历史上，苏轼是公认最达观的，“乌台诗案”流贬黄州，初到黄州就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论者往往以之来说苏轼的旷达与乐观，这两句诗确实显示了苏轼“乐天”的个性，但它并非苏轼此时深层的内心世界。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八日被判流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由汴京起程往黄州。正月下旬途径光山游二苏山净居寺，作《游净居寺》诗一首。今年三月我与学院同仁考查了净居寺，又认真研读了诗歌，深感这座古寺并未让诗人受伤的心灵得到多少慰藉，诗中所呈现的是东坡前所未有的痛苦、孤独、苍凉和迷茫。东坡一生深研佛经，遍游佛寺，广交僧友，但并未出家，可游净居寺时不仅涕泪双流（“举头双涕挥”）而且萌生出家之念：“愿从二圣（指在此弘法、习法的释思、释顗）往，一洗千劫非。”东坡此前有关寺院、僧舍的诗计约 40首，之后20余首，从未有这种念头，也从未如此涕泪双流的悲痛，一位有血性的男儿牙齿打掉和血吞却在这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你想他内心有多痛苦！诗的结尾写诗人离开净居寺：“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因净居寺所在的大小二苏山与东坡同姓同宗故自称“吾家山”，这显然有故乡之思，但回头望望吾家山，行将老去的我真不知身归何处？这种孤独无助、苍凉和迷茫的心境几与司马迁初受宫刑时“肠一日而九回，居者忽忽若有所亡，出者迷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报任安书》）无异！《游净居寺》诗所呈现的心态才是苏轼遭乌台诗案初流黄州的深层而本真的心态。不过正像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发愤著书成就史学名著一样，苏轼遭乌台诗案而迎来黄州创作高峰，经典名作叠出。

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何以产生经典？这还要回到经典的特性上来。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超越时空性”，即有永久魅力。文学经典为什么具有永久魅力？10年前我在南方做过《文学的魅力》的学术报告，准备材料时看到刘再复的一篇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章，他说考查100多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不管国别如何不同题材如何迥异，而在表现人类一般本性上则是共同的，正如获奖作家《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在获奖演说中所言：充盈于一个作家创作室空间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类从远古以来就有的情感。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崔颢的《黄鹤楼》何以超越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并在唐诗经典中排序第一？就在于它艺术地表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乡关之思。经典文学之所以具有超越时空性即具有永久魅力，一个重要因素是它们大都表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发展变化了的人类的一般本性。司马迁《报任安书》“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发愤著书与韩愈《送孟东野序》的“不平则鸣”是历来被公认的讲作家经历与创作关系的经典名言，其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一段话更为重要：“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馋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人们大多从“《骚》自怨生”来理解这段话，而我认为“人穷则返本”是对人与创作关系的更为经典的揭示。不过这“本”字不仅仅是司马迁所说的“天”与“父母”，其更本质的含义则是本性即人类共通的本性。作家在处于极度生存困境（穷）时不仅呼天呼父母，而且其人性的本真才能表现出来。既然经典作品的重要因素是表现了人类的一般本性，而“人穷则返本”，那流寓作家的生存困境便是流寓经典产生的重要因素。又，“诗穷而后工”（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工”是指作品完美的艺术形式。作家处于生存困境（穷）时，除对生命的执着外无复他求，尤其是对政治的绝望，如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与余亦何有？”诗人被放还后心灰意冷，一切都无所谓了。政治上无所追求也就无所畏惧，无所畏惧思想就会获得解放，思想解放艺术才能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庄子“解衣盘礴”，李白“斗酒诗百篇”就是这个道理。从艺术的角度，作家的流寓经历也是经典产生的重要因素。

流寓何以产生经典？简言之：人穷则返本；诗穷而后工。流寓改变创作风格，例子很多，限于时间关系就不说了。

蒋：刚才张先生讲得非常好。我前面说到，流寓其实是人生的一个常态，是我们生命活动中的一个常态，因此流寓文学也可以说是古代作家写作的一个常态。这只是就它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上来讲的，但张老师强调的是流寓文学在文学里面其实又是一个非常态，这是说流寓阶段往往处在人生极度的困境当中，那么人的整个感觉从心理学讲就是一种高峰体验，一种最极度的感觉经验。在这最困顿、最极端的状况下，人的感触特别地深刻，特别地丰富。这种流寓状态，摆脱了日常生活的平庸。人在正常顺境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样一种闲暇，但在这种被贬的状况下，人就会很闲，像杜甫、苏东坡写诗的时候。这个时候人虽然生活得很困难，但人是很闲的，有一种极度的体验，再加上他又有一种从容闲暇的状态来写作，那个时候产生伟大作品的几率就会很高，会更高于普通的状态中。所以我说流寓文学，一方面具有一种普遍性，对我们的文学研究、文学创作来讲是一种常态，非常普遍的一种写作常态，而在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又是一种特殊的状态、极度的体验，这个时候它产生伟大作品的几率就可能更高。正因为这样，我们关注流寓文学可能就是关注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些最重要的时刻，可能是古代作家最重要的作品。过去确实没有从这一角度考虑问题，我们经常说一些伟大的作家，一生分为几个阶段，也会说某个阶段对于他有特殊的意义。我的老师程千帆先生曾写过一篇有名的论文《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将杜甫《饮中八仙歌》视为诗人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觉醒，在杜甫的创作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过去我们会从一个作家的创作经历，从生平经历的阶段性去讲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把这种特殊的经历和某一个空间即所谓的地域联系起来，就给我们的研究扩大了空间同时我们看待作家经历的角度也不一样了，有了一个新的角度，即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独特语境。过去我们较注意作家纵向的人生经历，现在我们把这个特定的时刻与地域背景联系起来，就在横向上展现了它的写作背景。这样的话，我们思考每一个作家的经历，就有了一个十字线的坐标轴——他经历的一个纵向展开，他人生活动场域的一个横向的展开。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个问题，无论是作家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或者是地域文学研究，实际上就将过去很分散的问题整合了起来。通过流寓这一个概念，把很多文学史研究视角整合了起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做文学研究，很多知识其实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往往缺少一些有效的概念，这些概念会点燃我们的想法。比如布罗姆，耶鲁大学教授，这个人外号叫概念发动机，他发明了不少影响深远的概念，影响的焦虑、经典化等等，都是他发明的。像经典化这个词，意义谁都知道，但有了这个概念，一下子就把我们关于传统， 关于名作，关于阅读和接受，关于批评的价值等等的一系列问题凝聚起来，形成了我们对文学的一整套新看法。互文性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过去我们有用典，有模仿，有各种各样的文本改编，也有很多问题，但有了互文性概念，就把这些与模仿有关的，与文体间的互相渗透有关的问题都凝聚起来，又形成了一个看待文学一整套方法。同样，流寓这个概念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其实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对文学史研究也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从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新的观照文学史的方式，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有很大拓展空间的学术生长点。张先生早几年已在广东海洋大学成立一个流寓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有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将来同学们也有跟从张先生学习的机会，写课程作业、写毕业论文都可以选择这方面的课题，在信阳学院也形成一股研究流寓文学文化的风气，慢慢形成群体研究的实力，这从学院来说也是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的。

方铭：辩论很精彩，有几个问题我想咱们应该最后以简短的时间很条理性地梳理一下。第一个，我们讲流寓文学是什么的时候，你们就需要说明白，中国最早的流寓文学，谁是最早的流寓文学的作家，这个需要说。第二个，不同的时代，概念不一样，明清的代表人物是谁，这个同学们也需要了解，你不能研究苏轼就只讲苏轼，研究杜甫就只讲杜甫。源头和后来的发展需要再梳理。第三个是讲流寓跟经历，不同的概念会造成流寓跟经历是不同的，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影响有几个方面？第四个就是，流寓文学有什么贡献？提出这个概念，范围一定是有边界的，不能说在外地的都叫流寓文学，这个边界没有界限的话，研究范围太广，它就没了意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希望你们再补充下。

张：方老师提的问题，我先回答第一个。谁是最早的流寓作家？流寓文学的第一个作品是什么？这个不好说，第一个最大的流寓作家当然是屈原了，但《诗经》中就有流寓文学。《小雅·菀柳》应是第一篇贬谪文学也就是流寓文学：“有菀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无自暱焉。俾予靖之，后予极焉。”共三章，是被贬的周王朝一位大臣写的。《王风·黍离》据《毛诗序》“周大夫行役”看到西周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悲悯而作，“行役”不知为何，也可看作流寓途中所作。《大雅·公刘》：“笃公刘，于豳斯馆。”据《毛诗序》讲是周朝祖先后稷的后裔公刘“遭夏人乱”将老百姓由邰迁到豳（后稷在邰安家）。《大雅·绵》写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遭戎人攻打又率领百姓由豳迁到岐：“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两篇诗写周民因被迫而迁徙，属于集体流寓。《王风·葛藟》、《唐风·枤杜》是两首流浪者之歌。《诗经》按我的理解有 23 首流寓作品，但作者的名字不知道。说到这，应该给流寓文学作个概括了：所谓流寓文学即流寓作家所创作及以流寓为题材的作品。以流寓为题材的作品，如以昭君和亲为题材的《明妃曲》、《汉宫秋》，以蔡琰为题材的如《文姬归汉》等，白居易在江州写了《琵琶行》，后人以此为题材写了 100 多首诗词，这些都是流寓文学作品。下面请蒋老师回答。

蒋：其实我们两人刚刚都讲到了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以上的问题，只不过刚才傅老师没有将问题分得这么细。我觉得我对这几个问题都涉及到了，包括作家在流寓中形成的一些不同的感受方式，然后是人和地域的关系，包括代表作家都讲到了。代表作家我们觉得主要是杜甫和苏东坡，苏东坡主要是贬谪，杜甫主要是处于困境之中，这两人也是流寓文学的代表性作家。

张：其实不是两个（苏轼与杜甫），流寓也不仅指流放与贬谪。庾信在南朝梁做官，出使西魏被扣留下来，西魏灭亡又在北周做官，做到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两朝国王对他都很好，王子与他成布衣之交，物质生活不用说了，但一想到江南，他就哭了：“每念王室，自然流涕”（《哀江南赋序》），为什么？“南朝词人北朝客”，他是客人是流寓。正像王粲避乱到荆州依附刘表，《登楼赋》说：“虽信美而非我土兮，又何可以淹留”。王粲的老家在山东，荆州虽好不是故土啊。吴国灭亡后陆机陆云弟兄俩被迫到晋都洛阳做官，陆机自己说“羁寓京师”。庾信、王粲、陆机陆云都是流寓。只不过苏轼与杜甫最典型罢了，其实李白也典型，但自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42岁奉诏入长安这十几年我不认为他是流寓，他爹做生意他有钱，“千金散尽还复来”他有千金啊，他到处游山玩水哪能叫流寓。他也有痛苦有乡思，但是很浅的，可以说此时他还未真正体会到人生的苦味。当朝廷召其入京时，他“仰天大笑出门去”，高呼“我辈岂是蓬蒿人？”多么自信！可天宝三载放还后，他的心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后就叫流寓了。

傅：刚才两位专家，对流寓这个概念，各抒己见，一个定义为侨居，一个认为是不得已而移居他乡。在交流中时有火花闪现从而使这个问题越辩越明，帮助我们更深入地去思考。流寓文学的研究也给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个新的视角可以使我们思路更开阔，把古代文学推向到一个更深的，别开生面的层次，所以我在这里，感谢两位教授的对话。

原载《光明日报》2016年9月11日“文学遗产”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