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凌杰、陈莉丨中山大学藏《草庐问答》文献价值发覆

注：本文发表于《集美大学学报》2023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吴凌杰博士授权发布！

中山大学藏《草庐问答》文献价值发覆

吴凌杰 陈莉

[摘要]中山大学图书馆藏金宗德《草庐问答》是国内仅存的文本,它的诞生与金宗德“尊奉朱子”的思想及当时李氏朝鲜面临内忧外患的现状密不可分。金氏引据儒家经典，阐释朱子学名物词章、仪式流程，并采取具图形式，考辨了礼文深奥、后世争论处，批驳了当时朝鲜与日剧下的民风，以及借助礼学争论借机引发党政的习性。同时，《草庐问答》打破了朝鲜朱子学研究单调低质重复化的困局，推动了相关研究走向精细化，使得朱子学研究从照搬原典走向文本自觉，这是十八世纪朝鲜学风在朱子学研究开始转变的体现，并为后来学人提供了创作蓝本。[关键词]域外汉学；《草庐问答》；中山大学图书馆；海外朱子学

中山大学图书馆历史悠久，馆藏丰富，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域外汉籍，这些书籍较为罕见，多为国内少见汉籍，故长期以来为学界所不知。正如中山大学陈寅恪教授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1]本文即以新发现的金宗德《草庐问答》为切入点，①首先对此书的若干信息进行探讨，并以此为切入点，展开对十八世纪朝鲜朱子学演进的研究，诸多论述未必允当，敬请方家斧正。

一、金宗德与《草庐问答》

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活字印本《草庐问答》六卷，三册，半叶十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双边，双花纹对鱼尾。半叶框高21.2厘米，宽16.7厘米。书前无序，书后有金道和跋，跋曰：

川沙金先生，挺颖睿之姿，用悫实之工，以忠信笃敬为存心之主，本以四勿、三贵为检身之节，度铢累寸，积孳孳不已，七十年如一日。盖先生得湖门再传之绪，屡蒙笃实之评，而卒受深衣之托，寔考亭之黄蔡也。呜呼！韪矣，先生既不得有为于世，则退而讲明，斯道以启来学之责，亦有不得辞者矣。于是作圣学正路以为迷道之指南，又作孔门一统以明传道之渊源，又与门下诸贤难疑问答，编为是书。凡二百二十余条，首揭精一执中，为圣贤传受之心法，次论操存省察，为学者治心之单方，末乃以四书之微辞奥旨，难于领解者，反复推明，各极其趣，使世之学者，无抱疑彷徨之叹，则具所以尊信师诀，羽翼斯文之功，岂直为寻常论著之比而已哉？先生既没，屡有锓布之议，既因循而未遑，旋又兵燹及之，当日手本，荡为灰烬，则天意岂徒然哉。适有传写一本，出于门人敬进所蔵，盖亦孔壁之古文也。本孙寿昶即兴一方士友，更写一本，托道和以考正三已，仍责识其事，顾渺然未学，何敢泚笔于先生之书，而窃伏念王考通德公，亦尝周旋于执经之列，侍奉笔砚屡矣，道和于此，虽执鞭之事，何敢辞焉。遂忘其僣猥，谨以一言，盥手书于卷端。[2]3811

据考，川沙金先生，即金宗德，号川沙。

现存史料有关金宗德的记载不多，从其《川沙先生文集》粗可零散的勾勒出其生平事迹：金宗德，朝鲜庆尚道人，生于1724年，卒于1797年，师从于李象靖，②为退溪学派的一员，受学派影响，一生尊奉朱子学。[2]他著述丰富，现存文集收录了他大量的诗词歌赋、别纸行状等作品，而专著有《心经讲录刊补》与《草庐问答》，[3]前者主要论述心经的内容，后者主要阐发他对朱子学的理解。

对金宗德修撰《草庐问答》的缘由，后人金道和在书末跋语中有载，现可据此归纳为以下两点：

一是经典晦涩难懂，后世难以理解，需著述明之。儒家经典自问世以来，便以言简意赅著称，我国学者尚难以理解，纷纷为之作“注、疏”，更何况朝鲜文人，他们对儒家经典更有先天的隔阂感。金宗德有鉴于此、挺身而出“先生既不得有为于世，则退而讲明，斯道以启来学之责，亦有不得辞者矣。于是作圣学正路以为迷道之指南，又作孔门一统以明传道之渊源，又与门下诸贤难疑问答，编为是书。凡二百二十余条，首揭精一执中，为圣贤传受之心法，次论操存省察，为学者治心之单方，末乃以四书之微辞奥旨，难于领解者，反复推明，各极其趣，使世之学者，无抱疑彷徨之叹”通过问答体的形式撰写此书，让朝鲜文人明晰体悟儒家思想。

二是金宗德尊奉朱子之心。如前所述，金氏受学于李象靖，为退溪学派之一员，该学派以尊奉朱子为主要特色。金宗德尊奉朱子之学，为扩大其影响，着成此书。他一生“挺颖睿之姿，用悫实之工，以忠信笃敬为存心之主，本以四勿、三贵为检身之节，度铢累寸，积孳孳不已，七十年如一日。盖先生得湖门再传之绪，屡蒙笃实之评，而卒受深衣之托，寔考亭之黄蔡也。”金道和有感于此，故将金宗德比为朱熹门人“黄干、蔡沈”，他“斯道以启来学之责，亦有不得辞者矣”的精神，让金道和更加认为此书“岂直为寻常论著之比而已哉”。可见金宗德希望通过撰写此书，厘清晦涩难懂的经典词章，为后世学者的理解与行用提供方便，继而扩大本学派在朱子学研究上的影响。

从金道和的跋语“当日手本，荡为灰烬”，可知最初金宗德手本的《草庐答问》，当在死后不久旋即毁于兵燹之祸。现行底本源于门人的抄本，并由金宗德之孙金寿昶委托金道和题跋，故我们推测现行刻本的成书年代当在1800年前后。据我们目力所及，现存题名为《草庐问答》的汉籍多存在韩国各大图书馆，③如韩国国立图书馆、高丽大学图书馆、湖南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蔚山大学图书馆、延世大学学术信息中心、安东大学图书馆、龙仁大学图书馆、京畿大学中央图书馆、韩国四友堂宗宅等。就我们目力所及，目前国内仅中山大学图书馆有藏。

表1 现存《草庐问答》的版本信息汇总

通过各馆数据核对，可知题名为《草庐问答》者实有两种情况：韩国湖南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藏本着者署为“李惟泰”，其他各馆藏本着者署为“金宗德”。

韩国湖南大学图书馆藏本（简称湖大本）署为“李惟泰撰”，该书册数为二册，行字明显小于中大等版本，故我们颇疑此书并非《草庐问答》。那么此书是什么呢？想要解决此问题，须从李惟泰生平入手，相关信息如下：

李惟泰（一六零七—一六八四）……本贯庆州，字泰之，号草庐。在沙溪金长生和慎独斋金集父子的门下修学。他自幼能文，在礼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四书答问》是以对《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提出疑间并回答其问题的形式写成的。[4]

由上可知，李惟泰，号草庐，著有《四书答问》。我们又从《朝鲜经学文献集成》寻得《四书答问》一书，[5]此书的形制、内容等相关信息恰好与湖大本《草庐问答》著录的信息相符，这表明当时著录者误将《四书答问》混淆为《草庐问答》了。

厘清了李惟泰的生平，这为解决韩国岭南大学藏本（简称岭大本）的问题指明了方向。现寻得岭大本之原貌，作者亦署为“李惟泰”，通过内容比对，果然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简称中大本）等内容、行款、版本等信息一致，这提醒我们当时岭大本的著录者也错误地认为李惟泰是《草庐问答》的作者，这种错误之缘由大体有三：一是李惟泰的“草庐”一号；二是李惟泰曾撰有问答体著述《四书问答》；三是《草庐问答》本身前无序言、卷端亦无作者，跋语附在最后，常容易被人忽略，故著录者错误地认为《草庐问答》是李惟泰的著作，这也是我们能够理解的。通过纠正岭大本的作者，我们明白了岭大本确为金宗德的《草庐问答》。

此书在国内少见收藏，《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中未见著录[6]，中大本作为现今国内唯一存世的刻本，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与收藏价值。

二、《草庐问答》的文本思想与史料价值

问答体是儒家经典解释的常用文体，自战国、秦汉以来便广泛流传，《论语》《孟子》《管子》等书皆以此行文。宋代的《朱子语类》，更以问答的形式，使得大量儒家经典原理在辩驳中得到澄清，继而对修身、义理、道德、性命等诸多宏观哲学命题进行阐释，加深了后世对它们的理解，以此构建了一套逻辑严密、思想深邃的理学体系，影响巨大。[7]金宗德《草庐问答》便是仿之而成，在书中借问答体阐发金氏自己的思想，大体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读书观

金宗德注重读书，特别是注重为学之道。他在开篇便以“问者，天下之事众矣，而必以学为重者，何也？”抛出对为学的疑问。④继而他在回答中梳理了为学的重要性，指出“天下之人皆善，而天下之民则无用学可也。万世之君，皆如尧舜；而万事之佐，皆如皋夔，则无学可也。”正因为君臣不贤、不可复如尧舜皋夔，所以“学者要以君法尧舜、臣效皋夔”，通过学习使得“人皆善而不困”，这便是“学者承天也”。对于学习，他的观点有三：

一是在学习态度上，金氏认为要持之以恒，不可半途而废。他认为读书就像“儿童上学，不可弛慢之为也！但所操之心、所为之事，昨日如是、今日如是，今年如是、明年如是，恒久勿失”，在为学之道上保持恒长的耐心。在金氏看来，学习不可推缓，通过长时间、高强度的学习，才能有所收获。“孔子曰：学如不及，发愤忘食。子思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盖日月失矣，岁不我与。夫以圣人之生知安行，无不知、无不能，而犹如此，况众人哉！”岁月易逝、时不我待，圣人尚且努力学习，作为普通人则要投入更大的气力。因此金氏主张学习时要保持坚定之心，不能为他人所误，在“他人嬉戏游遨”时，自己应当“始终如一”“弘毅重远”，保持“恒”心。当然，如果临时出现状况，“有事则应知，有客则迎接，不可废也！”对于偶发性事件，在“限程”之内应当做到处理与接待，不能废弛事务、怠慢客人。

每日读书恒久，但会忘记，资质也有敏钝之别，金氏认为“何可归咎于性钝而安于放废乎？”不能将读书遗忘归于资质本身，“读后旋忘而读之愈勤，忘后复读，而读之愈熟。”读书需行勤苦，随忘随读。“不问读后记于不记，而读时若将以圣贤之言为己言，圣贤之心为己行，则言或不记，而其精神津液凝结于胸中，顾自流出而为文辞，发见而为德行也。”只要勤劳读书，哪怕记不住里面的言语，亦能体察出圣贤之心，将圣贤之精神学会，使得自己的言行符合圣贤之意，便能达到德行。

二是在读书方法上，金氏深受朱熹的影响，在他眼中，“小学”既是词章训诂的识字之法，又是进阶“大学”的基础。

一方面，“无小学之本，则凡向上事，无住足着脚处”。“小学”之后，根基既固，则可遍读包括孔孟程朱等著作在内的、一切凡涉儒家经典之作。“名为学者，而不过曰《小学》《四书》，而《太极图说》《西铭》之妙，茫未窥测；河洛之数，闰月之法，皆生疏，不可谓通才博儒矣。”“大学如《孟子》《中庸》，程朱指示之次第，不可易也。也不但此也。如《心经》《近思录》《朱子书节要》《退陶先生集》……力量所及……不可不知”“《太极》《西铭》乃义理之源头”亦须了解。

由于人生有限，读书时间亦有限，因而阅读也有次序之分，他认为当先读程朱典籍，“《近思录》《性理大全》，首皆而表章之……功夫有缓急之异……量取自己力量之大小、聪慧之利纯，随其所及，而或兼或拣，适其机会，而或先或后，不必局乏取舍，认分本末。”因为程朱之学最为重要，故应先读《近思录》《性理大全》，然后再根据自己能力、聪慧程度，兼拣他书读之。

另一方面，金宗德认为“八岁入于小学，十五入于大学之说，认取十五年，人为大人，然非也。古之训字，必以在己者，及于物为大，但能为善于已，妆个一身而已者，不能及也。故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正，已而物正之谓人臣，格君心之非，谓之大。”在此金宗德继承朱熹对“小学”“大学”的解释：⑤认为“小学”“大学”之别，非在年岁而在学习目的。“大学”之目的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为的是体察宇宙人生之义理。金宗德继而在朱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读书与仕宦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学”的最终旨归是立为人臣，更化世风。

在读书时，金氏认为要“苛索句意”“如酷吏用法”“博考来历，详辨意类同异详略，引证照检，无不周悉”。采取训诂的方式，认真弄清每个词语、章句的含义，不能似是而非。在细读之后应当学贵有疑，“问学者固然不能无疑，亦不可不有疑，必须无疑者，使之有疑；有疑者，穷而通之，方可进矣。”那么疑从何来呢？金氏认为“所谓疑者，指何而言也？曰：义理之微奥幽深，而未易见；文句之艰难结滞，而未易解；如出处来历、句绝音义，皆是也。”从先儒文章出发，明晰文句，体会奥义，使得“读之无难，说之无阻”。

三是在读书与做事的关系上。金宗德认为读书不能置自身于象牙塔内“不问世事”，要走出书斋，通过处理事务、学以致用。

问：事物之多，不能无分歧之患……人生于世，万物备焉，万物之修，莫非事也……人在天地中，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耶？不在人间则已。在人间，一日则何事不可管也……事物来，受命于我，则处事皆学问也。辨其所，处之事之，是非当否，则是穷理也，专意于应此，而不杂以他事，使条理灿然。

问：知之与行，寻常说如车两轮、如鸟两翼，不可依靠，不可偏废，然亦不无轻重、虚实之异，必须所知者发于行，知有着落，而行有准则。若务知而缓行，专于讲说，而任其所行，不相资用。

金氏认为人处于天地之间，必然会遇到各种繁多的事务，但不能因为事务繁多而避之，因为学习虽然重要，但将所学用之于世则更加重要。“知”与“行”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可偏废，通过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使得自己的思维更加严密，达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之境界。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此言学问有许多功夫，举其大目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是，然要其谛，则以求放心为准。”在他看来，学问之道有很多，但最终指向便是“明心见己”，通过读书做事，让自己“放心”，即使得自己的心态变得更为宽广，让自己“不怨天、不尤人”，拥有“容人容物”“知晓天命”的气量。

总之，金宗德极为重视读书与为学之道，因此在书中采取大量的笔墨专门论之。在他看来，读书需刻苦、恒久、广博，亦不能困囿于书斋当中，当将所学之知识内化，用于处理各种事情，在事件处理当中，历练自己。使得自己的心境变得更加宽广，不怨天尤人，做到容人纳事，知晓命理。

（二）哲学观

十三世纪末，朱子学东入朝鲜，很快便引起了朝鲜学人的极大关注，并逐渐在研究领域上形成了“主理派”与“主气派”。前者以李滉为代表，⑥主张“理”是万物本源，倡导“四端七情”说，“四端之发纯理故无不善；七情之发兼气，故有善恶”，认为四端“仁义礼智”来源于理，故都是善的，而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则来自于气，故有善有恶，在他看来“理”自身即具有活动性。这种“理气两分”“理动说”引起了栗谷学派的反对，创始人李珥认为“七情”包含了“四端”，⑦理是“无始无终”“横跨时空”“形而上”“无活动性”的存在，气是“有形有具”“夹杂”“具有互动性”的存在，二者相互独立，也相互杂糅，这种杂糅的根本就在气围理动，故只有“气发”，而无“理发”。金宗德作为退溪学派一员，在《草庐问答》中表现出对“唯理派”的支持。

金宗德认为太极是万物之本，“太极非悬空物事，具于事物之中，体之以忠正，任意而只曰太极，则指言造化源头之本也。”在金氏看来，事物均是太极的外向性标化，而太极是它们的源头。“至善非玄幽渺荡处，只在事物上，昭著发见于明德新民”“此主敬穷理卫明明德之本……克己谨独之中，知理一分殊之义，然后可也。”“理是洁净纯粹底物，性即理也”。理是最为洁净纯粹的，太极因此也是至善的，人只有不断穷理明德、修身自省，体悟理之根本，才会不断接近与至善的境界，并以此教化新民。

在金宗德看来，太极作为理的根源，自然是非“静”而“动”，“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非理则气，何自而生乎？”阴阳、理气都是派生于太极，万物不可自生。“理为气囿，气之用事，理流而为恶，恶非理之为也，乃气之为也。”他肯定了“理”是运转的，理是会被气阻碍的，这种阻碍的产物即是恶，因此他确定了“理动理发”的观点，并试图把握理的普遍性、内在性，批驳了气对万物的意义，反击了栗谷学派对“气发”的观点。

继而他从理与气，深化到对动静、人心、道心的理解，他强调人的私欲来源于动，人欲从天理中来。但如前所述，天理是最干净纯粹的，并无“夹杂”污秽，那么为何会派生出人欲呢？他认为“譬如清静之水，或遇石而激，遇坎而凑，遇粪土则秽”，正因为天理在运转时，为事所激，就会引发人的私欲。那么人应该如何脱离私欲呢？在他看来“众人之失于动者，只以有欲也。圣人之动静俱静者，只以无欲也”“流于气，变为人欲，非天理之自流也，都系自家放忽之致”，只有人在静时，克省自身，不让自己的欲望放流，让天理昭然不动，人才会无欲。

紧接着，他又引入了孔孟的“中”，及派生“中正”“中庸”等概念，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四端七情”说进行了补证。何为“中”？“太极岂非至善而或有不中乎？若有不中，何以曰至善，而至善者，非太极而何惟？所谓中者，可以形至善，之所以为至善，而太极之实在于是也。”他认为“中”即“至善”，是“太极”的根本。换言之，“中”即是一切有关于“理”与“气”的根本。那么作为“四端”的“仁义礼智”，就当以“中正”为前提，“中正仁义礼智信二字，易以中正者何也？曰：礼有过不及而言中，则礼得恰好处也。智有正、不正……中与正便是礼智之训诂，非别立于礼之外也”“《太极图说》分体用之异也，盖言仁义礼智则只是行也……动静之间，亦不济事，尔惟以一敬字为主，或静或动，而无间焉……自立中仁之用，自行清明、纯粹，静而涵感通之，妙品节不差，动而不失其本，然之中矣！”“盖中庸非是别般道理，所谓至善、太极、四常之异名。岂有不中庸之至善、太极、四常，本自恰好传为道。”在金宗德看来，正因为“中”是太极之根，是至善之源，太极、至善、中都是一样的。由太极派生的“理”，由“理”派生出来的“四端”都必须服从于“中”，即表现出“中正”与“中庸”。

但“四端”发源于理，是一种形而上的“行”，自身并无任何倾向性，那么为何需要用“中正”来定义善恶呢？对此，金宗德深入的进行了阐释。他认为“动

静”是善恶产生之因素。他强调“动”即“众人之失于动者，只以有欲也”，“静”即“若博主未发之静云尔，则未发，不待主之而自静，何事于主? 若兼于动时主此静底云尔，则反易入于收视反听之域，未知其何主也?”“动、静”都与“四端”息息相关，都会影响到“四端”的“善恶”。过于“动”，亦或过于“静”都会破坏“四端”之本源“理”，使其“流转滞殆”，所以需要以“中正”匡正之，“中正”由此成为了贯穿动静之本。现有学者桂涛在对金宗德的“动静”观分析时，亦指出：“金宗德担心提倡'主静’会让人偏向与动相对立的静一边，而忽略了'至静’的超越性。”[8] 虽然桂涛使用到了较为复杂的“动”“静”“至静”等词汇，去分析金宗德的思想。但很明显，他所述的“至静”便是金宗德在书中所称的“中正”，由此观之，桂氏之文的结论支撑了我们的观点，即在金宗德看来“中”是太极的来源，它是至善的存在，后世之所以会有善恶，皆来源于“动、静”的影响，那么如何消除这种弊端呢，就需要“中正”进行匡正，“中”成为气理之学的根源。

总之，金宗德继承了退溪学派的“主理说”，认为“理”具有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即是“动、静”，它们导致了善恶的出现。如何规制善恶呢？对此他引入了“中”的概念，他认为太极之所以是至善，缘由便是“中”。“中”可以匡正“动、静”对天理的运转，带来了各种影响，只要维持“中”及“中正”“中庸”的态势，天理的循环、太极的交替都会出于至善的状态，继而使得人间和谐。

（三）义利观

儒家极为重视义利观，甚至有“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9]的说法，孔孟程朱皆有论述，而金宗德对此亦有自己的见解。

“义利之分，如熏莸冰炭之判然不相近者，固无别择之难”，在他眼中“义利”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却又有“夹杂之累”，义利相互渗透、杂糅，使得后世难以分明，在行义利之事时，往往会“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有难辨析不辨”，如若在为学时，始终以分辨义利为首要目的，则“一生为学而终，未免泥水胶粘之累”，因而后世往往“欲并用王霸双行”，最终“卒以乱德义而祸天下”。

因为后世已经不解“义利”互相杂糅、互相独立之特质，所以常常以“利”取“义”、“义利”不分，继而促使统治天下的理论发生了变化。在金宗德看来，以前圣人治理天下，使用的是“尧舜之道”，而后世治理天下采用的是“先王之道”。所谓“尧舜之道”即实行“仁政”，以“规矩、准绳、六律”为治政之本，通过“忧民所忧、乐民所乐”，让天地生民“发见己德”，达到尧舜之道。后世的“先王之道”，则是用“法家治民”，以“经文覆天下之言”，以“一己之忧为天下忧”、“忧乐出于私己”，使得百姓不能拥有自己的思想，为法所困，君臣严格等级，隔绝不通，一姓之独尊于天下。

从“尧舜之道”转为“先王之道”，“君臣之别”日益显现，君主尊贵无比，以“法”规制天下，“仁”不复存在，那么君臣之间，又如何相处呢？对此金宗德继续进行深入的阐发，他认为君臣之间，当以“义”结。

君臣子伦，命之曰：有义，义之中有裁制合宜之意……为人臣者，先将义之一字，以为忠君尽伦之本。而君之使臣，亦以义相接，勿以目前承顺为忠，而看其执义之如何。勿以汲汲趋令为恭，而审其行止之，合义则可以厉廉耻、振士风，致身授命之臣，盈于朝廷，纲纪自立，而国家不至于危难。

君臣以义相待，作为臣子，当以义为根，行“忠君尽伦”之事，“君命召，不俟驾行”“有危乱，则都把身命纳之于君，不复以吾身”。每逢国家大难，舍生忘死，把身体付诸于君主，但并非是一味的“顺从”“承旨”。作为君主，亦当以义对待臣子，不能认为一味顺承旨意、溜须拍马的臣子是好臣子，而要审查他们的言行举止，如果合乎义，则可以提拔上来，授予他们大任，这样就能树立起廉耻观，振兴士气，朝廷上的纯正之风、纲纪之论都会得以巩固，国家就会免除危难之险。

既然义如此重要，那么义利观如何树立呢？对此金氏亦有感悟。“其留心于义理之书者，身对书册，心究文义，而身在一旁，书册在一旁。心为一物，文义为一物。不相乳入天命、性道之训。仁义礼智之说，惯然熟记颂。”金氏认为对于学习义理之学，不应只专论于书籍，更要将自己的内心融入天命、性理当中去细细体悟。接着他又举出例子：“庸学论孟子文，大全语类之义，贯穿该悉，对人讲辨，无所阻碍，人有质问，足以答应，而天命、性道未见，昭著于身，心上仁义礼智未见流行于日用之间，所知与所行判成两段则何益之有哉！”在金氏看来，想要领悟义理学，非背诵所能达到，那些庸学之人，虽然对孟子、朱熹的著作极为熟悉，把自己变成了“抄书匠”，遇到任何提问都能慨然回答，但自己在生活当中并未行用，“知”“行”不能统一结合，身体力行，则更无益处。由此可知，金宗德认为义利观的树立，讲究用心去体悟“天命性道”，摆脱书本之窠臼，知行合一。

总之，金宗德所构建的义利观，是一套理脉清晰、逻辑自洽的学说，他首先从义利本身出发，认为义与利截然不同，但相互杂糅。想要辨别清楚较为困难。先圣能够分辨，故创立了以“仁”为基础的“尧舜之道”；后世缺乏分辨的智慧与意识，故创立了以“法”为基础的“先王之道”。在“先王之道”统治之下的君臣等级森严，如何使得君臣相处合宜呢？金氏认为当以“义”行，臣子不谄媚于君，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捐躯赴国难；君主不信用佞臣，通过审查臣子品性行为，提拔其那些“义”臣，继而振兴朝廷纲纪、让廉耻之风浩荡于社会。义是如此的重要，普通人该如何树立呢？金氏认为当用“心”，在读书之时，用心体察天命，还要走出书斋，为社会做贡献，身体力行，使得整个人浸慕在天理之中，继而查获义利。

（四）杂论

正如金道和在跋语所称赞金宗德为“考亭之黄蔡也”，他确实博学于文，在《草庐问答》一书中，无论是经文礼典，还是民风世俗都表现得极为熟稔。

如他对个人名誉得失的看法。“文为善在世之礼短，而垂名于没世之后长，见其身二称之者不广……欲使身后流芳、传美久而弥彰，不亦善乎？”他主张应当看淡身前身后名，人生当以著书立说、教化人心为主。“传于后者莫如书”自身“有实德而自有声望”，只要自己德隆望尊、力行教化，便会留下声望，“夫声望者，他人之所见，而归之于我，非我之所知也”，“声望非我之要有便有，以为不可无而袭取之也。”他认为声望强求不来，不是想要便有，而是自己德行优良，他人见到便会将之归于我。接下来，他以此为切入点，展开了对当时社会的批判。他认为“名誉声望，本出于知善”，但一些人不知声望强求不来，于是以金钱“笼络”他人，最终导致“名益损，而估则减价”“求声望”而“何声望之有”。这不仅是个人钱财的损害，更是对社会道德观的败坏，那些“以金钱求声望”的人，将之作为可供买卖的商品，使得“世道浸下”“人心浇漓”，败坏了世风。

他对谤毁的看法。“问：何以则无谤毁，不幸而有谤毁则何以处之。”他首先认为谤毁是一件稀疏平常之事，“谤毁之来，圣贤之不免也”，就连圣贤也不免于谤毁，继而他举出“孔子被谤不知礼事君”“孟子被谤流滞简傲”“程子被谤行乡”“朱子被谤事魔”等事例证之。毁谤皆来源于“嫉妒”，如若一遇毁谤，便“躁动纷扰、浮隘轻薄”“口沫出尽，意说破以冀目前之快”，则又如火上浇油。因此金宗德认为面对毁谤当从容对待，“盖无十年之谤，久则自息”，毁谤自然会平息。

他对礼的看法。“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乃践道之事迹，而人伦之纲维也。”他认为礼是天理人伦的表现、做事之准则，是“道”的显化。对于礼，历代的学者都进行过阐释。“三代以后，朱子为圣学之集成，而天下之宗，仰则其于礼也。”在他看来朱熹是尧舜以后的圣人，天下之人皆在等其做礼书，但“其义有备、其书未成”，朱熹亡后，其《家礼》一书为残本，于是“不得不追考乎《仪礼》，博采乎魏晋，以补其阙”。因为朱熹撰礼未成，故后世之礼皆只得“追考前例，以合时宜”。一些人食古不化，“慕古不恤时俗之宜，不畏邦制之重，反欲以三代之法、仪礼之繁，加之于今”，最终只能导致“害不胜言也”。由此观之，在金宗德的眼中礼随时而变，“回向三代”行不通，礼要根据现实而更新。

当然，金宗德在书中还对他认为其他较为重要需要向后世阐明的内容，也一一进行了辨析，限于文章篇幅，我们在此不再赘述，但究其根本，其最终的归旨便是教化民众、体悟天理。

总之，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金宗德的《草庐问答》一书仿《朱子语类》，以问答体的形式进行展开。在书中，他阐释了读书之法与为学之道，论述了天理的运转与动静的影响，辨析了义利之别与王霸之道，同时他还对自己觉得较为重要的内容进行了探讨，使得整本书内容丰富、思想深邃，也呈现出较为的教化性。

三、服膺华风：《草庐问答》与朝鲜朱子学的转型

自十三世纪朱子学东入朝鲜后，朝鲜学者对此表现出皈依者狂热，并随时间推移而靡盛，到了十六世纪，伴随着“四七之辨”而来的，是以李滉、李珥为代表的退溪、栗谷两学派之间此起彼伏的争论，这种争论愈演愈烈，涉及的学人学派不断增多，几乎呈现出“无人不论”的局面，此局面持续了百余年，让朝鲜的朱子学研究达到了极盛之势，到金宗德所属的十八世纪，终于迎来了退潮。

对此，金宗德有言：“四端七情之辨为东国学问之大是非，苟从事于此，学者必有是论，而迄今累百年载，尚未有一定之言。”而未有“一定之言”的原因在于“盖不以公平之见，审择义理之归趣，而把作党门角胜之势。同者与之，异者排之，入者主之，而出者奴之。”金氏此时已经敏锐的察觉到“四七之辨”日益党争化的趋势，双方的争论已然超出了学术范围，成为了树立异己的手段。

金宗德在书中也表示出他对“四七之争”的解决思考。一方面他严格约束争论的范围，将无关学术的讨论斥为伪学。“伪者，人之自外见而言之也。虽使假而饰之巧且密矣。”他将无关学术的争论比喻为“装饰”，这种“装饰”虽然巧妙细密，但“终岂有不知哉！”

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引入与改造更加原始的儒家学说。在他看来，孔孟是在朱子之前的圣人，孔孟的学说较后世“尤好”，于是他以之作为调和学术争论的工具。如前所述，他引据了孔孟“中”的概念，并加以了改造。在《中庸》篇“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是指人情未发，人心还未接万物而产生感情之情的状态。但金宗德将其含义异化了，他所谓的“中”是“太极岂非至善而或有不中乎？若有不中，何以曰至善，而至善者，非太极而何惟？所谓中者，可以形至善，之所以为至善，而太极之实在于是也。”

金氏的“中”指的是一种模糊的天性，是天地万物还未运动时，太极处于的“至善”状态。可见，孔孟的“中”与金氏的“中”，在主体上从“人”变成了“理”、在指向性上从“内心”变成了“命道”。

在完成了对孔孟“中”概念的异化后，他将之作为调和“四七之辨”的利器。他首先从“理”与“气”出发，不再认为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存在，它们都属于“太极”运转的结果，这打击了栗谷学派的“气发说”，也偏离了退溪学派的“理发说”。接着他对“善恶”的产生进行辨析，他认为善恶是“理”动的结果，虽然理是太极派生出来的、纯粹洁净的存在，但他的运动常会遭遇阻碍，继而出现善恶。那么怎样纠正“善恶”呢？这时就要利用到“中”，在理动的时候，以“中正”的方式匡扶它，让它流转不至于停滞，亦不至于阻碍，就能维持洁净。最后人在学习时，体悟“天理”，将自身的行为纳入“天理”当中，就会行善去恶、明德见性了。由此观之，金宗德对“四七之辨”有着一套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即不与传统的退溪学派相同，又是对栗谷学派的反驳，在他理论的规范之下，“四七之辨”失去了最为原始的、对“理、气”辩论动力，二者的区分也不再重要，他对朱子学的思考，开始转向对更为原始的儒家概念的探讨。

实际上，我们认为金宗德的思想，非常值得留意。往昔刘刚先生曾对朝鲜朱子学的流变与影响做出过具体的梳析，他认为自朱子学东入朝鲜后影响力不断扩大，朝鲜学者不断抬升其地位，继而使得朱子学在十五世纪前后，成为了不容辩驳、金科玉律的经典。[10]但我们至少从金宗德的书中可知，他不再认为朱熹的独尊性，他眼中的朱熹成为了与孔孟、二程等同的圣贤，朱熹的学说只是一家之言。故金宗德的思想应与当时朝鲜学风的转型密不可分。日本阿部吉雄先生曾在比对朝日双方对朱子学的接受度时，指出从十七世纪末开始，朝鲜在内外压力之下开始了对流传百余年朱子学的反思。[11]金香花先生在追溯“四七之争”在十八世纪的演变时指出“实际退溪和栗谷二者的学派内部也在不断分化……朝鲜论争的重心从四端七情这个已发之情到性、心、知觉等更为原初的概念相续登场，进而形成论争无非是四七理气之辩的进一步的深化。”[12]桂涛先生在论述朝鲜的“中华意识”时也指出，十七、十八世纪的朝鲜，随着清政府实力的崛起，他们“小中华”的意识也在随着转变，周边国家以自身为视角审视东亚的主体性意识已在酝酿之中。彭林先生曾对金长生的《家礼辑览》进行过分析，他指出：“乾嘉以后，汉学复兴，考据之学臻于极盛……然而，此时与中国学术界交往密切，并且熟知考据之学成就的朝鲜学者，寥若晨星。由此，人们多以为朝鲜时代学术偏枯。今读沙溪金长生的《家礼辑览》，发现上述印象需要修正。”

概言之，以上诸位先生针对十八世纪朝鲜学风的研究，提醒了我们当时朝鲜学风确实在进行某种转型，表现在礼学上是“考据”代替“义理”；表现在朱子学则是朱熹独尊性的地位开始下降，朝鲜学者开始对原始儒家论述进行溯源性探讨。而本文对金宗德的探讨，或可为诸多前贤的结论提供一个小小的脚注。

注释：

① 笔者按，《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出版时，未曾收录此书。

② 李象靖（1710-1781），字大山，师从李栽（1657-1730），为退溪学派第四代，对朱子心学有着深入的研究，生平著作收入《大山先生文集》。

③ 表1数据来自于韩国古籍综合目录 www.nl.go.kr/korcis/

④ 笔者按：本文所引《草庐问答》之原文，均出自此书，恕不一一出注。

⑤ 朱熹对“小学”“大学”的解释，可见于《大学或问》,其文“曰：吾闻君子务其远者大者，小人务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将语人以大学之道，而又欲考乎其小学之书，何也？曰：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浅深先后缓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义利之分，判然如熏莸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学之士，必先有以自尽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习，俟其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是乃次第之当然，又何为而不可哉？”参见朱熹.朱子全书.第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05.

⑥ 李滉（1501～1570），字退溪，安东人，嘉靖六年（1527）进士及第，此后辗转各地任官，年老后归乡隐居于退溪，开院讲学，潜心精研《朱子全书》和朱熹书信，而后辑成《朱子书节要》十四卷。李滉尊奉朱熹之学，尤其独尊朱子的性理学说，摈斥阳明心学，对当时整个朝鲜的影响巨大，他所传学说也被后世尊为退溪学派。参见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M].首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6.

⑦ 李珥(1536—1584)，字叔献，号栗谷，世称栗谷先生，历任户曹佐郎、吏曹佐郎、户曹判书、大提学等职。因病辞官后，归乡从事教育事业，所传学说也被后世尊为栗谷学派。着有《栗谷全书》、《答成浩原》、《圣学辑要》，与李滉并称为朝鲜朱子学“双璧”。参见卢仁淑.朱子家礼与韩国之礼学[M].首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4.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6.

[2]金宗德.金川沙文集[M]//韩国历代文集丛书.首尔:景仁文化社，1999.

[3]金宗德.草庐问答(六卷本)[M].嘉庆年间.朝鲜刻本.

[4]沈贞玉.韩国《论》《孟》研究典籍解题[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6:62.

[5]李惟泰.四书问答[M]//韩国经学数据集成·孟子.第2册.首尔: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硏究院,1990:9.

[6]黄建国、金初升.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8.

[7]陈来.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J].哲学研究.2011(1):48.

[8]桂涛.“小中华”意识:大明恩情?抑或朝鲜主体意识的萌生?[J].儒道研究. 2015 (3):72.

[9]朱熹. 朱熹集[M].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019.

[10]刘刚.朱子学传入朝鲜半岛研究（1290-1409）[D].广州:暨南大学,2012.

[11]阿部吉雄.日本朱子学と朝鲜[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36-85.

[12]金香花.“四七之辩”的肇始、系谱化及其“终结”—16至19世纪朝鲜儒学的逻辑进程[J].中国哲学史.2013(4).

【作者简介】

吴凌杰（1994- ），湖北荆州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礼制史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华文化论坛》等发表论文三十余篇。陈莉（1973- ），湖北孝感人，博士，中山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献学、版本目录学研究。“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