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东方第一大港，泉州！

地道风物2024-02-06 10:08:281阅

对于福建之外的中国人来说，第一次听说泉州这座城市，大多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它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商万户、竞渡千帆，曾有“东方第一大港”的美名；这里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世遗城市、“世界宗教博物馆”、“东方文化之都”......

起初，因泉州通往内陆的交通不便，在帝国的视野中，它作为贸易港口受到的重视始终不能与交通便利的广州港比肩。

直到宋元时代，蓄势已久的地方文化开始抬头，泉州借助滨海地理优势兴起，站到历史的聚光灯下。它变为旅行者眼中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马可·波罗描绘其为“世界第一大港”，另一位比之更早的意大利旅行家则称赞其为“光明之城”。

自泉州开始，闽南开始充当着中国看世界、世界看中国的窗口角色，它崛起的故事里，处处映照着闽南人的眼界与果敢。

闽南人：

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

古代的中国人，不太喜欢面对“海洋”这个概念。在帝王们眼中，海是疆土的自然边界，是贬谪获罪官员的去处，或是逃难时的茫茫绝路；而更多生活在内陆的古代人，对海洋始终缺乏想象，只能用“天涯海角”来形容自己终生不能抵达之处。

从中原的角度看闽南，大抵逃不开三个特点：边缘、偏僻、生存艰难。从地形上看，整个福建被平行于海岸线的两条山脉贯穿全境：西部是海拔两千多米的武夷山脉，中部是鹫峰山-博平岭-戴云山脉，山地丘陵面积占全省面积近九成。虽然境内有闽江、晋江、九龙江几条大河东流入海，但因山峰林立，流程短，水流急，下游河口冲积出的平原面积狭小，也并不足以养活过多人口。

泉州的六胜塔。摄影/张梓昌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有一个词叫“海堧”，它与内陆的“边疆”相对应，泛指沿海地带。历史上，对于边疆地区，例如西域、宁夏平原等地，中原王朝常有弃守之争——“弃”，因为对于农耕文明，一块土地只有变成农田才有实际价值，而边疆“碛地桑麻种不生”，并非理想的农业垦殖地。相较于占据它需耗费的大量兵力、物力、财力，是一笔很不划算的投入。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放眼中国沿海，很少有闽南这样山区密集、除了出海几乎无路可走的地方。不过，在闽南人面前，海洋却是敞开的，对他们而言，尽管海洋意味着无常，仍然是值得用生命去贿赂的一条道路。

闽南人可谓最有海洋冒险精神的一群人，他们视野开阔，不畏艰险，更重要的是，他们看得见海上的路线。闽南人善舟楫，勇敢地参与到欧亚大陆之间的海上贸易网络中，闽南人为大陆敞开了一个窗口，海洋深处那些影响了世界进程的风由此而入。

“勇”是闽南人的性格底色。摄影/李颀拯

东方第一大港:

涨海声中万国商

泉州又称刺桐城、刺桐港，因五代节度使留从效扩建城池、遍植刺桐树而得名。泉州港很早就开辟了海外航线。唐代记录著名僧人的佛教史书《续高僧传》说，南北朝时期，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想回国，辗转来到梁安郡（泉州），再搭商船出海，很不幸，他的船只最后又飘回了广州。到唐代，泉州港已是中国四大港口之一，与交州、广州和扬州齐名。

公元 10 世纪至 14 世纪，以中华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两大文明最为强盛，后者被中国称为“大食”。阿拉伯人是天生的商人，英语中的“支票”“银行”等商业词汇均来自于阿拉伯语——至今通行世界的诸多商业逻辑和规则，早期都是由阿拉伯人创立的。

渔船运来了闽南三市的繁荣。摄影/周先丽

许多从商的阿拉伯人长年生活在中国，形成特殊的聚落——蕃坊。唐代以前，他们主要通过陆路来华，定居于武威、长安等地；宋代改走海路，定居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口岸。向外发展的闽南人加入到阿拉伯人的贸易网络中,这个时候，中国的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进步。

北宋开始使用指南针，这意味着海船可以远离海岸，横渡大洋。远洋贸易船——福船已经成型。福船又称福建船，是我国帆船时代的三大船型之一，特点是尖底面阔，首尾高昂，具有水密隔舱，特别适合越洋贸易。宋代泉州商人扬帆出海，无远弗届。他们北上高丽（今朝鲜半岛）、日本、琉球，南下交趾（今越南北方）、占城（今越南南方）、阇婆（今印尼爪哇岛）、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真腊（今柬埔寨）；更利用优越的航海技术，横渡印度洋，同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波斯湾沿岸和东非海岸贸易。

泉州沿海的出海渔船。摄影/何清河

也是在这样的时间点，泉州一跃而起发展为世界第一大港，它扼守中国和东亚海洋的交通要道，自然地融入海上自由商贸体系之中。称泉州港“梯航万国”，当然夸张，但仔细盘点，也接近“梯航百国”了。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与泉州港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31个；1225年，赵汝适写《诸蕃志》时，增加到了57个；元代，成书于1349年前后的汪大渊《岛夷志略》，泉州港的贸易伙伴增加到98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中国人的地理大发现，一个全新的海洋世界，敞开在泉州人的面前。数十年后，明朝以倾国之力打造的伟大航行——郑和七下西洋，不过是重复宋元泉州民间海商开创的旧航线而已。直到南宋和元朝，泉州港迎来鼎盛时期，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宋高宗迁都临安（今杭州），泉州突然间变成了地近京畿的港口。公元1129年，朝廷移南外宗正司于泉州，随之而来的339名皇亲国戚，成了消费进口奢侈品的主力，泉州港甚至一举超越了历史悠久的广州港。

宋元鼎革，泉州港没有经受战乱，继续保持繁荣到元末。元代，两位周游世界的大旅行家见证了泉州港的盛况，并留下记录。1292年，马可·波罗一行从福州出发，“到第五日晚上，抵达宏伟美丽的刺桐城。在它的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1347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也来到刺桐港，他描述说：“渡大洋鲎，所至第一城，即刺桐也……刺桐港为世界上各大港之一。由余观之，即谓为世界上最大之港，亦不虚也。余见港中，有大船百余，小船则不可胜数矣。

而明朝起，泉州港逐渐走向衰落。战乱破坏、蕃商散失、港口淤塞......而根本的原因是明朝的海禁政策。与宋元不同，明朝恐惧和防备大海，在东南海岸建造了无数海防卫所，再三重申“片板不许下海”。府城眼皮下的泉州港，遂无用武之地，变成了供人缅怀的遗址。

洛阳桥又名万安桥，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跨海石桥。摄影/方托马斯

今日泉州：

故乡与他乡的交响

海上贸易兴盛时，泉州人在海港建石塔，为络绎不绝的航船指引方向。从元代留存至今的六胜塔下，已是泉州最主要的现代集装箱港——石湖港，昔日的灯塔仍从精神层面指引着泉州人的海上归途。

海洋贸易、多元宗教和蕃商血统，铸就了泉州人的海洋文化性格和重商主义的基因。直到今天，泉州人开办工厂，行销商品，依然是一把好手。德化窑源源不断地向海外输出价廉且物美的日用品和精湛的瓷雕，安溪铁观音几乎是中国乌龙茶的代名词。

好茶与好瓷，泉州人的两重骄傲。左图摄影/陈健；右图摄影/叶香玉

“举头三尺有神明”，是闽南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格局。海内外宗教文化交汇的泉州，如今已是一座“世界宗教博物馆”，有中国现存最古的清真寺——清净寺，也有福建省规模最巨的佛寺开元寺，它坐落在泉州古城的核心位置，寺中两座宋塔分立东西，历经地震、台风、战火，屹立千年不倒。当宋元泉州的痕迹大多随时间消逝的时候，相对保存完好的宗教遗迹成为了通往那段黄金时代的钥匙。

泉州有好戏，既是闽南地方戏曲的精华浓缩处，也是古乐南音的传播腹地。传统戏曲音乐各个门类都有各自悠远厚重的脉络，也各自赋予从业者一份骄傲。南音自成一格，不屑与娱人耳目的戏曲、曲艺为伍，将历史一直追溯到汉唐；梨园戏古典雅致，演绎繁难，为闽南地区众多后来剧种提供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