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路，来自儒释道三家的相融相通。儒、释、道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路，来自儒释道三家的相融相通。儒、释、道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而与时俱进、与时俱丰。今天，《人民论坛开讲了！》推出第三期《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优”》，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史文化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理事长叶小文从当代的视角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优”在何处？如何挖掘其“优”，展示其“秀”？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①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形成、磨练和传承是一个不断创造和创新的过程，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今天，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而与时俱进、与时俱丰。这就需要从当代的视角去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究竟“优”在何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对内涵极为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挖掘其“优”，展示其“秀”？可立足于三条主要脉络：“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路。

“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

无论什么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都要回答一个文化底蕴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本”？答案无非三选其一，以人为本，以神为本，抑或以物为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蕴就是一以贯之地贯彻以人为本。其要点有三个：“仁”者“人”也，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天人合一，仁者爱人；“仁”者“德”也，“仁德，礼也”，围绕“礼”的立与用及其仁德教化，而非围绕神的崇敬和说教，这是支撑世代中国人基本信仰的基础；“德”者“得”也，从孝慈、孝悌到孝忠的“修齐治平”，从“以人为本”到“以民为本”的践履实践，扩展为“仁民”“仁政”的一套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秩序和国家社会制度。这三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见素抱朴”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是不断生发、生生不息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丰的。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

②为什么历史上与中华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又行将伟大复兴？这是因为其文化底色永不褪色，文化底蕴厚实厚植，可以“春风吹又生”，总能重建丰厚的精神家园，维系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华文化之外的文化当然各有所长，应该各美其美，但其多是“以神为本”，尤以人数众多的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为是。而中华文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可以说，今天全球的现代化进程是以数百年前的一次深刻文明转型——文艺复兴运动为基础的，而文艺复兴运动的旨归是“以人为本”，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不幸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膨胀，又走到了另一头，变成了“以资（本）为本”，把人类带向“以物为本”的错误道路。文艺复兴运动虽然极大地解放了“人”，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也出现了人被物化、异化的现象。

正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迈进的人们，必然会发现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底蕴。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的：“避免人类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③回到“以神为本”“以物为本”没有出路，只能探索“以人为本”的新路。当前，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不仅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的继承与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还要革故鼎新。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虽然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但也造就了大为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要建造和谐的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要求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又要求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

胡适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预见：“缓慢地、平静地、然而明白无误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④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积淀着厚重的人文主义理念和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资源。中华文明虽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始终保持着“天人合一”的智慧和本色。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顺应时代、借鉴创新、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广泛、深刻地凸显了“新人文主义”。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交汇在一起。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国发挥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

以色列历史学家、作家尤瓦尔·赫拉利认为：“人文主义长期崇拜人类的生命、情感及欲望，于是人文主义文明希望让人有最长的生命、最大的幸福、最强的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为了实现这种人文主义梦想，将会出现新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t）。科技，从根本上颠覆人文主义。”“未来，人类将面临着三大问题：生物本身就是算法，生命是不断处理数据的过程；意识与智能的分离；拥有大数据积累的外部环境将比我们自己更了解自己。如何看待这三大问题，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将直接影响着人类未来的发展。”

⑤但不管怎么说，正因为未来眼花缭乱，立足于我们的“底色”才更弥足珍贵。

“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⑥“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是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⑦中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以一个“和”字相通。道教认为，道的属性是“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当利益冲突、矛盾纠纷时，不妨彼此体谅、委曲求全，就能开阔胸襟，以德报怨。佛教提出“理事圆融，事事无碍”，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儒家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和而不同”为主线，儒学追求的“和”是以“和”对“多”集散成大，是以“和”制“合”平衡互补，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为贵”。“和”的精神，是一种承认、一种尊重、一种感恩、一种圆融。“和”的特质，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异、共生共长。“和”的途径，是以对话求理解，和睦相处；以共识求团结，和衷共济；以包容求和谐，和谐发展。“和”的方式，是一分为二基础上的合二为一，和而不同基础上的求同存异，良性竞争基础上的奋进创新，我为人人基础上的人人为我。“和”的哲学，是“会通”，既有包容，更有择优；既有融合，更有贯通；既有继承，更有创新，是一以贯之、食而化之、从善如流、美而趋之。“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和而不同乃万物之道。

和而不同，基于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造就整体性和共同性、产生新东西的力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将不同的东西加以调和并使之平衡，才能致“和”而“共同”。“共同”与“同”的内涵有所区别，“共同”是多因素的“和”的化合，而“同”只是单一事物的叠加。只有和而不同，才能万物并育、大道并行。

“以心为要”的常青之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⑧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释”即佛教文化，是由外传入并经中国化而与“儒”“道”两家相辅相成、相通相融的。佛教强调“明心见性”，“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妙法，沉静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应以忍辱，卑下自心；应以禅定，清净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应以平等，广博自心；应以无所畏，明照自心”。这一“以心为要”之说，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充分吸纳。佛教起源于印度，西汉末年传入我国中原地区，至宋以降，被彻底中国化即儒学化。佛教各宗派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作为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尤其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阳明心学是坚韧内心定力之学，有利于滋养民族心灵，塑造、增长和构建人生乃至民族之大气象、大智慧和大境界。

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心即理”。“身之主宰便是心。”“心外无物”是要突出“以心为要”，并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若不用“心”去认知和感受“物”，那“物”便和你“同归于寂”（并不是不存在，只是物的价值和意义没有体现出来）。马克思曾说过，“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同时，“只是由于属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属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即感受音乐的耳朵、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简言之，那些能感受人的快乐和确证自己是属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或者发展起来，或者产生出来”。

⑨可以说，阳明学说的最大本质就是揭示人的一种价值存在，获得这种价值存在后，人生就具有了价值支撑。阳明心学就是“炼心”的学问。王阳明要传达一条真理：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在个人层面上，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确定人生的格局，获得行动的智慧。在族群层面上，让大家反思历史，追慕先贤，从善如流，固守良知，获得中华民族不断前进的力量。

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之二是“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互相联系、互相包含、本来一体。王阳明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要以“良知良能”克服“心魔”，“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曾把王阳明的《传习录》归为“中国人所必读的书”之一，他说：“阳明讲学，偏重实行，事上磨练，是其着精神处。”孙中山先生指出：“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党的十八大以来 ，要求党员干部既要加强理论学习，走在前列；又要结合实践，干在实处。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落脚点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懂弄通做实，落脚点在做实。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⑩

阳明心学的核心观点之三是“致良知”。“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良知”是贯通天人、贯通体用的概念。“致良知”，如何“致”？“人人心中都有孔仲尼”，“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最高的自由，是人自身道德选择的自由。此“良知”之说，实乃王阳明长年累月积累、历经千辛万苦后的大彻大悟。王阳明说：“某与此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着得知容易，把做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处，负此之尔。”所谓“实落用处”，就是“事上练”，这显然并不是唯心主义的主张。

“心即理”，讲心之定力；“事上练”，讲心增定力；“致良知”，讲心聚定力。纵观阳明心学，皆是确立、凝聚、强大、坚韧内心之定力。王阳明讲了一辈子心学，千言万语，临终汇集一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从哲学上讲，其是解决思维主体和存在客体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基本问题；从实用上讲，其是指向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长青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路，来自儒释道三家的相融相通。儒、释、道可谓中华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儒学以“礼”和“仁”为核心，重点解决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道学以“道”和“德”为核心，重点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佛学以“心性”为核心，重点解决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于是，便有了“儒以治国，佛以治心，道以治身”之说。以三根支柱为基础，孕育化生出“两幢文化大厦”：一为“和”字号大厦，一为“心”字号大厦。“和”字号大厦管着“天下大道”，“心”字号大厦指明“长青之路”。三根支柱已属过去，其孕育化生的“两幢文化大厦”却向着未来。三根支柱中难免含有当“推陈”之糟粕，“两幢文化大厦”中则孕育可“出新”之精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正是由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