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生番？生活在帝国边疆、台湾边缘，他们是一种什么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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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赛德克·巴莱》中的台湾原住民形象

在日据台湾时期，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对原住民的压迫，莫那·鲁道领导一部分台湾原住民发起抗日运动。他们顽强作战，在宝岛台湾上演了一出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在这一象征性群体背后，其实蕴含着清帝国治理台湾的具体逻辑，他们所代表的“生番”在早期台湾开发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身处清帝国边疆的“生番”是一个什么群体？清政府在收复台湾后又如何处理汉民与“生番”之间的关系？

一、何谓“生番”？

在清代的台湾文献中，对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划分，其实有一个统一明确的标准。清政府多以居住范围、教化程度及是否入籍输饷这三个标准，把台湾的原住民分为“生番”、“化番”与“熟番”。在清人周钟瑄所修的《诸罗县志》中有这么一句话：“内附输饷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野番。”这句话可谓点明了“生番”与“熟番”之间的根本区别。

简单来说，“生番”居于深山之中，与清政府关系不密切；“化番”输赋应徭，但清政府无法完全掌控其势力；“熟番”渐服王化，纳粮当差，与编户齐民无异。在这三种番之外，还有一种“平埔番”，这个词最早出自雍正八年（1730年）陈伦炯的《东南洋记》，“台湾西南一带大野，东面俯临大海，附近输赋徭役者，名曰平埔土番”，可见，“平埔番”也向清政府纳税应役，本质上还是“熟番”，只不过因为居住在台湾的西南平原地带而得名“平埔番”。

生番

“生番”与“熟番”之间的区别本就表明台湾的少数民族不再僻居海外，而是被纳入中华帝国的行政体系之内。此外，“生番”与“熟番”之间的族群划分与赋税、军事乃至科举等权利义务息息相关，为清帝国提供了辨识身份的重要依据。

台湾“生番”的来源也有几种说法。最早关于其族群起源的说法来自清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台湾土人，不知所自昉，俗谓之番人。闻自海外迁来，及宋末伶仃洋师败，遁归。”徐珂认为，台湾“生番”并不是在台湾岛上自发产生的，而是海外迁来的移民后代。这种未经实证的说法为后世的种种起源说奠定了一个基调。

海外迁移说具体又分为两种说法：一是马来族后裔说，二是古越族后裔说。

1911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根据台湾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推测台湾原住民是马来人种，这一看法后来发展成为台湾原住民“马来移民”说。这一种说法认为，台湾原住民属于南岛语系，在新石器时代从南方迁入台湾。台湾原住民至今仍然保留的断发、文身、黑齿、短须等习俗明显与马来族的文化风俗类似，从侧面为此说提供了一个论据。

南岛语系分布范围，台湾岛位于北端边缘

“古越族后裔”说则认为，新石器时代末期，有一部分古越族后裔习惯水上生活，善能驶舟，可能漂流到澎湖、台湾，演化成后来的台湾原住民。后来楚国灭越国，一部分越国百姓飘洋过海来到台湾，也构成了原住民的一部分。其实无论是哪种说法，在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上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在日据台湾时期，为了割裂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联系，一部分日本学者提出“原生说”。他们认为，台湾的原住民是在岛上自发形成的，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这样，“高山之番，实为原始”。

但笔者认为，台湾原住民的来源是多元而非一元的。台湾在地理上与大陆极为接近，又位于东北亚与东南亚的连接点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沟通南北的交通要道，台湾自史前时代起就是文化种族南渐或北进的分岔路口。现在的台湾原住民固然属于广义的马来族，其语言也属于马来语系统，他们的一部分也确实是从南洋的菲律宾迁移而来的，但也不能排除高山族与祖国大陆之间的血肉联系。台湾原住民的来源不止一种，古越人和马来人都可能是台湾原住民的祖先。

高山族舞蹈

二、“汉番分离”：清帝国早期治台政策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处理台湾原住民与闽粤汉人移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就是设立“番界”，把汉族移民与台湾原住民隔离开来，严禁双方擅自进入对方势力范围。

台湾“生番”分布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收复台湾，在政策鼓励和生存压力的双重作用下，闽粤汉族移民大量流向台湾。当时清政府对居住在深山之中的剽悍勇猛的“生番”鞭长莫及，而且，由于台湾岛上汉、番杂处，汉族移民与原住民之间矛盾频发，“生番”出草杀人之事时有发生。清政府为防止汉、番之间爆发冲突，命令台湾地方官在“番汉”边境地带立石为界，后来，又按照地势以山脉、河流为界；在平原之上，则挖土筑墙为界，这就是后来的“土牛界”。

番汉边界石碑

在乾隆年间，出现了“土牛界”和“土牛红线”。所谓的“土牛界”，和上述“番汉”划界方式有关。就是在没有山、溪自然划界的地段上，挑沟推土为界，土堆的形状类似于卧牛，故称土牛；而“土牛界”旁边挖土而成的深沟，称为“土牛沟”。在最初划界之时，官员用红笔在图册上划出线路，以此作为番、汉分界的依据。后来虽然也有台湾地方官员以其他颜色标注边界，但使用红线表示地图上的分界线这一习惯被保留下来，有形的“土牛界”和无形的红线边界合称“土牛红线”。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间划分“番汉”边界，主要隔离的是汉民与“生番”。随着台湾地区的渐次开发与清帝国对台湾原住民控制的加强，在汉民与“生番”之间逐渐衍生出了一个新的群体“熟番”。“熟番”在隔绝汉民与“生番”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被清政府委派巡视“土牛界”，防止番、汉之民擅自越境。乾隆十年（1745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因辖境内汉民与“生番”交错杂居，害怕引起祸乱，于是奏请皇帝划定界限，使“生番在内、汉民在外，熟番间隔于其中”，希望此次清界之后“汉民毋许深入山根，生番毋许擅出埔地”。自此之后，汉民与“生番”互不干扰，彼此之间的冲突也就不会发生了。

“土牛界”遗址

三、“开山抚番”：清帝国晚期的治台政策

到了晚清，国力衰弱，中国不断遭受西方与日本的武装侵略。台湾居于东北亚与东南亚连接的战略要道之上，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为应对日益加重的边疆危机，清政府不得不改变早期“汉番”分离的治台政策，实行“开山抚番”，把高山深处的“生番”也一并纳入清政府的地方治理体系之内。

台湾原住民与日本占领军发生冲突

就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百姓漂流到台湾后被“生番”杀害，并以“生番”群居之地不属于清帝国行政体系管辖为由，悍然出兵侵略台湾，攻打牡丹社等“生番”聚集地区，史称“牡丹社事件”。

在这起事件之后，清政府不得不严肃考虑之前的治台政策，为维护清帝国对台湾地区的主权，同治帝决定改变“番汉”分离政策，实行“开山抚番”政策。同治帝委派钦差大臣沈葆桢赴台与日交涉兼处理善后事宜，经过详细调查之后，沈葆桢会同闽浙总督李鹤年奏请废除严禁内陆汉民渡台、严禁台湾汉民私入“番境”、严禁向“生番”贩卖铁器与竹竿等旧例。此外，沈葆桢还主持了初步的“开山抚番”政策，分南、北、中三路打通了台湾东西通道，沿途招抚“生番”番社，调整台湾的行政建制，增设台北府、基隆厅，强化对“生番”之地的行政治理。

影视剧中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沈葆桢之后，福建巡抚丁日昌继承开发大业。他主持开辟了一条“恒春新路”，极大地改善了台湾东西部的交通状况，加强了对台湾东部地区的管理。丁日昌还奏请在香港、厦门等地设立招垦局，招集百姓携带家属前往台湾垦荒。正所谓“壮者勒以军法，使为工而兼为兵；弱者给以田畴，既有人而自有土”。台湾建省后，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继承了开发台湾、融合番汉的政策。他率领台湾军民开辟了两条贯穿台湾中央山脉的通道，招募“生番”开垦种植。除此之外，刘铭传再次调整台湾的行政建制，把台湾的省城设在彰化，设首府为台湾府，原来的台湾府改为台南府。刘铭传基本奠定了如今的台湾行政格局，台北正式成为台湾的行政首府。

今日台北风光

文史君说

清政府因地、因时制宜地治理台湾，从早期的“汉番分离”到后期的“开山抚番”这一重大转变，不仅与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有关，还与清朝中期以后“汉番”关系演变及台湾地区的实际开发进程有关。随着台湾地区开发的逐渐推进，汉民、熟番与生番之间的身份界限日益消弭，“熟番”与“生番”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也大为加强，他们参与抗日保卫台湾的伟大斗争中，在维护国家主权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台湾，这处帝国边缘地区，逐渐被中华帝国的编户齐民体系同化并加以吸收。清帝国的行政肌体之内，蕴含着促进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形成并加以稳定的因素。

参考文献

[清]余文仪，《续修台湾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

[清]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

尹章义，《台湾开发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年。

（作者：浩然文史·神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