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夏都：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大遗产2024-02-28 12:07:200阅

▲ 大屏幕上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著名的绿松石龙。它的出土为中国的龙图腾找到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赓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二里头，洛阳平原上一个寻常村庄，就像它的名字一样，朴素得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三千年来，它如中国的万千村落一样，静默如止水，安守着四季的轮转更替，春种秋收，夏耘冬藏。直到60多年前，考古工作者的到访打破了二里头亘古的沉默。人们惊讶地发现，这片青葱沃野之下，居然隐藏着三千多年前华夏民族的一段辉煌历史，而这段历史的日渐明朗，也常常使人感叹：正是在这里，在二里头，最早的华夏王朝文明诞生了。

▲ 图片来源：“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方网站

然而这样一句惊叹，尚不足以概括二里头的荣光。这地处豫西的小小一隅，以前所未有的强辐射态势，将自己的光芒覆盖到东亚大陆的四面八方，当之无愧地成为三千年前的标志性文化——也因此，有学者把那个时代称为“二里头时代”。夏朝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王朝。二里头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夏文化研究的关键支撑。经过60余年发掘和研究，二里头遗址相继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最早的“紫禁城”等诸多“中国之最”。

寻找“夏墟”

二里头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但对它的“预言”却要再往前追溯30年。

那时，安阳殷墟的发现犹如石破天惊，将中国的考古事业猛然推进到一个光彩夺目的高度。就在殷墟持续发掘的20世纪30年代，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先生预言：“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即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学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

信心归信心，但要找到这种文化，却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酒器爵。以商王朝都城殷墟为基点，循着由已知推向未知的思路，考古学家又继续探索商王朝前期乃至夏王朝的遗迹。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郑州发现了早于殷墟文化又与其一脉相承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冈文化”。至此，考古学上的商文化被上推至二里冈期。受到这一发现与研究进展的鼓舞，中国学者又制订了一项矢志追求的重要学术目标——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成为寻找“夏墟”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先把成书较早、可信度较高的上古文献中关于夏王朝都城和主要活动地域的记载加以排比梳理，明确指出了最有可能找到夏文化遗存的有两个区域：“第一是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及其附近第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一带。”应该说，这两个区域的择出已经大大缩小了寻找的范围。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爵。

然后，以此为线索，1959年夏，72岁高龄的徐旭生开始率队寻找“夏墟”。这是一个艰苦的寻找过程，考察队踏查了河南省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的数处遗址，而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就是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收获。

二里头遗址位于今河南偃师境内的洛阳盆地中，这里是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盆地内是一片广袤的平原，自古被认为是“天下之中”，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和帝王建都之所。确切地说，二里头遗址就坐落于洛阳盆地东部、古伊洛河北岸的台地上，其西距汉魏洛阳故城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约17公里，其东北6公里处则是著名的偃师商城。整个遗址区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背依邙山，南望嵩岳，前临伊洛，后据黄河，地理形势十分优越。直到正式考古发掘之前，没人知道，这黄土层下居然埋藏着一个王朝。

▲ 徐旭生在1959年发表的“夏墟”调查简报与二里头周边地图。他的经历启示后来者：文献中关于古史的传说并非全是无稽之谈，可以作为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有益线索。随着考古发掘的日益深入，考古学家们也越来越激动，因为二里头遗址不仅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而且其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学者们在夏文化的探索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其参与人数和发表学说之多、历时日之长、讨论之热烈，都远超其他学术课题。“二里头文化”从发现那天起，就备受海内外学术界瞩目。

最早的“核心文化”

无论古今中外，扩张都是一个集团内部兴盛的外延。当交通主干线已经存在，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其他文化是怎样交流的呢？

从许多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文化”对周边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的雏形得以形成。

从“二里头文化”因素的波及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

▲ “二里头文化”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它以中原文化为依托，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外地的文明因素，这其中既包括或许来自欧亚草原的海贝，又包括有江南风格的鸭型壶与云雷纹。

例如，盉、爵等具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一支），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这些陶礼器分布的疏密程度，并非与距中原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出土地点，多位于距“二里头文化”区颇远的分布范围最远端。

这与日用陶器的传播方式不同，礼器不同于日用器皿，礼器是王朝政治制度和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因此，在各地发现的具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意味着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出现在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

▲ 大甸子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图源网络。

这是一处地处长城以外辽河流域的农耕聚落，夯土城垣外分布着公共墓地。从这些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大体可以分为风格迥异的两群，一群以筒腹鬲和彩绘陶器为代表，主要体现了当地土著文化的风格；另一群则是与“二里头文化”关系密切的陶爵、鬶、盉，这些二里头式的各类酒器齐备，形制和尺寸也相当接近，属于外来文化因素。并且，其中的陶爵、和兽面纹彩绘陶器，是只有当地某些上层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殊礼器。而彩绘陶器上的兽面纹，与“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十分相似。有理由相信，通过酒器来完成的饮酒礼仪，可能被相当完整地直接“照搬”过来。

公元前第二千纪，“马桥文化”出现于长江下游的东南沿海地区。“马桥文化”陶器的来源颇为复杂。其中，浙江和上海等地出土的陶酒器，如管流鬶和觚，显然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而出现。这是该文化选择性地接受外来文化因素的结果。在安徽境内的江淮地区，也曾发现过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青铜器、陶礼器。

▲ 叶脉纹陶罐，马桥文化，1994年马桥遗址297号灰坑出土。图源网络

大体与此同时，在长江中游的湖北境内江汉和峡江地区，也发现了具有“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陶礼器如盉、鬶、觚等。不过盉、鬶的数量较少，形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器身细长，应是以二里头酒器为原型在当地制成的“仿品”。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在闻名于世的三星堆文化中，源于“二里头文化”的数种玉器、嵌绿松石铜牌饰以及陶酒器，与大量富有当地特色的陶器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与大甸子墓地不同，上述“二里头文化”的陶酒器都出土于生活区的文化层中，而非随葬于贵族墓。这似乎表明，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大甸子墓地，作为身份地位象征的饮酒礼仪，是被权力阶层主动地从“二里头文化”引进的。而在长江流域，这些酒器则应是作为庶民生活用器的一部分而被吸纳。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注酒用的盉和温酒用的鬶。

有意思的是，华美得近乎炫目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目前见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者，总计达十余件。同类器曾被发现于二里头遗址的几座贵族墓中，却不见于“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可见它与“二里头文化”的铜容器一样，是二里头都邑的贵族所独占的宝物。

在四川盆地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一处祭祀坑中，出土了三件铜牌饰，其中有一件在变形的兽面纹铜牌上镶嵌绿松石，另外两件是饰有镂空的变形藤蔓纹的铜牌。在三星堆遗址西北10公里处，也采集到了变形的兽面纹铜牌饰，它们应当是以“二里头文化”的同类器为原型仿制而成的。无独有偶，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的甘肃省天水市，也采集到了一件兽面纹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铜牌饰相类。铜牌饰上部的一对外卷的云纹，有人认为应是与西北地区土著文化密切相关的“羊首纹”。甘肃东部的“齐家文化”遗址中，还曾出土二里头式的陶或其仿制品。兽面纹铜牌饰的发现，为“二里头文化”因素向西北的传布提供了实物资料。

▲ 嵌绿松石铜牌是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铜牌正面用上百片长方形小绿松石片拼成兽面纹，镶嵌在略微隆起的铜胎上，虽然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依旧光洁惊艳。供图／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

不过，各地所见“二里头文化”因素，有的大概属于早年的“传世品”，有的则可能是摹仿“二里头文化”的器物而制作于当地，因而加入了若干当地的文化因素。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多件玉璋和铜牌饰，其器物间的制器作风与时代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文化因素还可能是经多次“接力”而间接向外传播的。以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最早的“中国”这一文明实体，显现出东亚大陆人类发展史上史无前例的两大特质。这两大特质，可以用一“点”一“面”来概括。一“点”，是指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和复杂化，堪称“华夏第一王都”；一“面”则是指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形成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强势“核心文化”。

▲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装饰品。和绿松石龙出自同一墓葬。正面似斗笠，背面螺旋形，中心有细小圆孔，每件与一个绿松石珠同出。可能同为墓主帽子上的装饰。图片来源：“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方网站

作为世界几大原生文明发祥地之一的东亚大陆，只是到了“二里头时代”，才正式拥有了可以与其他文明古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实体。“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早期文明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因此可以说，“二里头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夏都”与“二里头”的正式联姻

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挂牌开放。这一次，它不仅仅是二里头，更是夏都。“夏都”与“二里头”的联姻，既是对二里头遗址的认可，也是对夏朝都城的考古学认定。但这一命名却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不少的质疑声：二里头遗址并没有任何文字出土，凭什么就能认定它是夏朝都城呢？仅靠现有的证据链就得出这个结论，是不是不够严谨？其实，这也正是考古专家一度面临的大难题：在缺乏文字佐证的情况下，该如何有效解决二里头遗址的归属问题。既然运用常规手段求证无果，那就只能另辟蹊径，采用一点笨办法：根据已经理清的商文化，通过差异对比，圈定夏文化的特征和范畴，然后再以此为依据，划定二里头的朝代归属。

▲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外观。图片来源：“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官方网站2023年3月28日，洛阳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布局成功入选2022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自2019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对二里头遗址“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进行考古发掘，陆续发现多处城市道路和道路两侧夯土墙。这些道路和围墙把二里头都城划分成很多个网格，形成一个多网格式的这样一个布局。这个多网格的布局就是以宫殿区为核心，宫殿区的最中心的位置，然后重要的功能区都围绕着宫殿区来分布，所以这样一种非常严谨，非常方正的这样格局，应该表明它当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划。本次发掘还发现了多处性质不同的手工业作坊遗存，均为二里头遗址首次发现，包括疑似制漆作坊、较丰富的制陶遗存和骨器、角器加工作坊。这些新发现揭示了二里头都邑为宫城居中、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多网格式布局，是二里头都邑布局考古中的一项重大突破。

▲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二里头都邑布局和手工业考古的新收获》，《华夏考古》2022年第6期这种格局二里头之前的这些遗址里边都没有发现，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史无前例的非常伟大的创造，这种格局又被后世的偃师商城，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都有发现，也就说，这种通过主干道路划分成很多网格的这种模式对后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二里头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2023年12月9日，国家文物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发布会上介绍，大约从距今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可将从距今5800年至距今3500年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时代，其中古国时代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古国时代第一阶段为距今5800—5200年前后，古国时代第二阶段在距今5200—4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第三阶段大体相当于距今4300—3800年前后。

距今3800年以后，进入王朝时代。二里头遗址中心区新发现多条道路和道路两侧的墙垣。这些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2023年12月2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202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获奖者名单，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位列其中，是唯一设计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