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
五代辽宋夏金这个阶段，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不高。传统史学观点都认为这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的第二个分裂时期。战争的杀戮和人民的苦难，给人们的心里留下了深重的阴影。然而人们也不否认：“积贫积弱”的宋朝，曾拥有中国“四大发明”的3项，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出现将世界文明大大向前推进。《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马背上的契丹、女真人，是在北京修建都城的创业者。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七卷，站在民族平等的立场，以全新的眼光和角度，再现了这个时期的历史。他在卷首的“题记”中指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时期的历史，也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组合时期的历史。汉族地区经济重心的南移，南海贸易的畅通，边疆民族地区封建化的加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学术文化方面，文、史、哲、理均有巨著，且树新声。我们应该看到这时期有关的各民族在政治上都应有他们平等的地位，都各有他们对历史的贡献。旧说简单地认为这段时期的历史是混乱、分裂的历史，只能是皮相之谈，是不足取的。”如何认识这种现象去探求深层的本质，是五代辽宋夏金史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读了《中国通史》第七卷后，我们高兴地看到这段历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给读者展现了一部全面的、客观的五代辽宋夏金的历史。
一
五代的动乱，是唐朝种下的祸根。“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藩镇割据，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藩镇集地方政权、军权和财权于一身，他们与唐朝的关系从君臣关系变为相互依存的关系。当唐朝在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崩溃时，就进入了藩镇割据和相互兼并的五代十国时期。这些藩镇的实力尚不足以完成统一，分裂就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赵匡胤建立宋朝后，立志于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彻底根除藩镇割据的隐患。针对“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主要矛盾，他采纳赵普的“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对官制、兵制和财政制度作了大幅度的改革。应该说，他的改革确实铲除了藩镇滋生的基础，使宋朝恢复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但一个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高度的集中制约了政权和军队的活力，由此产生的僵化和官僚主义形成了新的、更严重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史中，中央集权王朝建立初期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如西汉、唐朝，政治简约，君臣协作，迅速走向强大；一种如东汉、西晋，政权建立后马上陷入权力再分配的斗争。北宋恰恰属于后者。究其原因，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中国通史》第七卷以大量篇幅，描述了赵匡胤登基前后的行为。赵是军人出身，以政变方式夺取政权。他的“义社十兄弟”是协助夺取政权的骨干。阴谋家的心态，总是怕自己的亲信以其道还治其身。赵匡胤在对这些将领封爵赏赐的同时，也在考虑如何剥夺他们的权力。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夺去了石守信等人的军权，又以种种手段使这些将领或主动辞职，或遭到贬斥。这些措施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却严重损害了君臣关系，在北宋朝廷中形成了互不信任、尔虞我诈的不正常气氛。
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层的人事关系，是国家政治中起主导性的因素。如果统治阶层内部相对团结，君臣就能形成合力，对内保持稳定，对外开拓征服。如果统治阶层内部矛盾重重，君臣貌合神离，互不信任，朝廷政治就会变得复杂和险恶，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后果。北宋的官制是互相制约的制度，军权是枢密院与三帅分掌。所谓“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在唐朝“事无不统”的宰相权力，也在宋朝被分化了。分权就要多设机构，机构多了就扯皮，结果是机构越多，行政效率越低。官员越膨胀，国家养官的财政开支就越大。《中国通史》第七卷在“典志”中用了大量笔墨，才将宋朝复杂的政治制度基本说清。
即使没有陷入政治旋涡的官僚，在这种制度下也被压抑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宋朝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老成持重为务。有慷慨陈词要求改革的，便被视为异端，遭到排斥和非议。多数官员都唯恐承担责任或招惹事端，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朝廷。政治上既无进取，官员们便专心捞取经济利益。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成功，在于他以丰厚的物质待遇赎买武将。以此为例，朝廷官员和将领在退休时都需要国家支付一大笔开支。结果，尽管北宋的经济是在不断发展，但社会财富的积累赶不上官员膨胀的速度，“冗官、冗兵、冗费”的开支使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所谓“积贫积弱”的局面就是这样形成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这几乎成了历朝历代的不治之症，北宋王朝实为始作俑者。
南宋只剩下半壁江山，君臣本应励精图治，以收复失地为己任。但事实并非如此，宋高宗考虑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维持他不稳固的统治。当时朝廷有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对金作战连连取胜，形势十分有利。然而宋高宗却自毁长城，指使秦桧杀岳飞、罢韩世忠，制造千古奇冤。《中国通史》第七卷在宋高宗传记中揭露其中的奥秘：“防范武将，守内虚外是北宋立国以来世传的‘家法’。自宋太祖以来宋朝诸帝对于武将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们惧怕武将在战争中发展力量，而最终造成对皇权的威胁。因此他们不敢放手让武将用兵，要时时限制或者剥夺武将的兵权，甚至在战争中有利的情况下也宁愿赔款求和，而不让武将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造成宋朝在对外战争中多次战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不在军事，而在政治。
与北宋的腐败相对比，辽、金、西夏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他们的汉化程度和封建化的进度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分裂和战争，是由于汉族地主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少数民族酋帅对汉族的仇恨。处于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想以战争和屠杀毁灭汉族的文明，既不现实也没有这种能力。当少数民族统治者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并与汉族融合时，统一才具备了条件。北宋时期的少数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汉化。契丹是游牧民族，在唐朝时就与内地交往密切。辽立国时设南、北面官，北面官管契丹事务，南面官管汉人事务，这仍是少数民族政权“胡汉分治”的传统。辽进入华北平原后，很快改革了这些不适应的制度。“综述”第2章叙述：“辽景宗励精图治，任人不疑，信赏必罚，而且更多地任用汉人为官，因而更多地吸收了汉人的统治经验。”西夏最初就是唐朝的藩镇，汉化更为彻底。李继迁筹备建国时，就开始模仿宋朝制度设立官职。西夏立国后，“设官之制，多与宋同”。为了达到既学习汉族文化，又保持民族个性的目的，李元昊专设“蕃学”，将汉族经典《孝经》等译成西夏文字，供子弟学习。辽与北宋作战之初，还保留着游牧民族的习惯，所过之地大肆劫掠，称为“打草谷”，以此解决军需和刺激士气。这种野蛮的作法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辽统治者按汉人制度，设立后勤体制，解决军粮和马匹等问题。进入中原后，则设立屯田，开办牧场，以生产而不是掠夺解决经济需求，这是一个进步。相比之下，金朝是从原始部落发展起来的，制度更为落后些，金军在中原的野蛮行为遭到汉族军民的反抗，金朝在中原的统治从来也没有巩固。后来金朝学习辽制，设南北选拔擢汉人做官，并开汉学接受汉族文化。金朝逐步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其进化速度是相当快的，但还是赶不上时代的需要，对社会的破坏大于建设，所以在汉、契丹和蒙古族的联合攻击下，终于灭亡。
二
宋朝虽然政治上乏善可陈，在经济上却依然保持着世界第一的位置。宋朝的繁荣程度比唐代又有大幅度的发展，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中国通史》第七卷以大量篇幅，综合宋史研究的成果，为我们作了深入的分析。
五代至南宋，虽然战争不断，但是战争毕竟是在局部的地区和有限的时间内进行的。广大江南地区很少受到战争摧残。即使是黄河流域和西北地区，在战争间歇时期，农业经济也能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如果看到史书上充满战争描述，就认为天下涂炭，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一个大前提，也是宋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