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宋代经济是在唐朝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延伸。唐朝后期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手工业发展的水平，为宋代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宋代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唐代。究其原因，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商品生产的发达、城市职能的改变、科学技术的突破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代江南的人口增长和土地高度利用，使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量比前代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对促进农业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宋代官方文书中为数不少的“劝农文”和私人著述的农书，体现了对农业技术的重视。租佃制的实行放松了对农民人身的控制，分成制的分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佃农的生产积极性。货币租赋的形式给农民的自由耕作提供了一些便利。宋代种植的品种相当丰富，棉花和蔗糖的迅速推广反映农民从单一的粮食生产转变为多种经营。没有土地耕种的农民转而从事养殖业、手工业。农业生产的多样化为商品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私营手工业的发达为社会提供大量商品，促进社会的繁荣和经济交流。
科学技术在宋代有突破性的发展。以《梦溪笔谈》为代表的一批科学著作涵盖了天文、地理、冶金、采矿、石油、造纸、航海、建筑、兵器、医学等多方面的成果。《中国通史》第七卷从两方面反映了科技发展的原因。一是经济发展促进了民间的发明创造，如毕升创造活字印刷术，开创了世界文明史上的一次伟大技术革命。而火药、指南针的发明者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二是宋代涌现了一批热心科学研究的官员。宋代官制很重要的一项是使职差遣，这些职务往往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它要求官员不仅具备行政管理能力，而且要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沈括任提举司天监期间，认真研究天文学，对观测仪器进行改造；在奉命治理汴河工程时，对水利研究颇有成就；任知延州时，对边防和军事地理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发现了石油的应用。在工作和实践中认识科学，总结科学，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习惯。他们把这些知识写在书中，流传后世，成为不朽的科技著作。李诫任将作监，主持东京宫廷建筑，据此写出《营造法式》。宋慈任提典刑狱官，写出法医学著作《洗冤集录》。这些科技著作的问世和传播，推动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宋代科技的发展与经济繁荣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
宋代商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唐代。在封建社会的商业贸易中，货币往往是制约商业规模的主要因素。有限的金属货币使得唐代交易无法正常发展，常常使用低效的实物交易。宋代发明了纸币“交子”，被称为“货币史上的一次革命”。它是商业繁荣到一定程度、雕版印刷术成熟时期的产物，也大大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说到对外贸易，我们总要提到汉唐的“丝绸之路”。宋代尤其是南宋，在西北通道堵塞后，东南沿海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海上运输的效率与利润，是依靠骆驼长途跋涉的陆路运输无法相比的。但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过去不如陆路研究深入。《中国通史》第七卷对宋代海外贸易进行了全面的叙述，高度评价它“远远超过了唐代的范围”。中国航海技术在潮汐研究、海图绘制和指南针运用方面，都处于世界最前列。充分肯定这一时期经济和科技的成就，是以发展的眼光全面反映中华文明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与经济和科技发展同步，五代辽宋夏金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也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与宋朝政治的保守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是《中国通史》第七卷阐述的又一重点。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历来有议政、从政的传统。他们关注国家政治，并亲身参与，希望受到皇帝的重视，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但是在保守腐败的朝廷面前，这些愿望常常落空。尤其是力主改革的人士，不但壮志未酬，还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中国封建政治的这种特色，使知识分子面临几种选择：或在作官后保持既得利益，成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或退而独立思考，以著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围绕王安石改革引发的一场斗争，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通史》第七卷以客观的笔法叙述了改革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指出：王安石的改革意在加强中央集权，这就直接损害了官僚地主集团的利益。官僚地主是依靠皇权获取利益的，但是如果牺牲他们的利益来巩固皇权，又会遭到官僚地主的反对。《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引用文彦博的话说明这个问题。当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时，文彦博反对说：“祖宗法制俱在，不便更张，以失人心。”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处不便？”文彦博明确地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他的意思是：地主官僚集团是维持宋朝统治的中坚，这些人的利益是不能侵犯的。果然，王安石的改革遭到多数官僚的反对，这场斗争后来演变成集团间的朋党之争，最终以改革派的失败而告终。
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和政治腐败的现实，使许多有识之士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带着一种报国的激情和历史的责任感去思考问题。对世界观的思考引发出宋学、理学，对历史教训的思考引出的《资治通鉴》《通志》这样的巨著，对人生的思考和忧国忧民的激情产生出欧阳修、苏轼的古文，辛弃疾、陆游的诗词。生活的磨难和逆境成为产生伟人巨著的条件，绝非偶然。
司马光从政治上说，是保守的。但他个人始终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仕途的曲折并没有消磨他的抱负，转而修撰《资治通鉴》。他自述修史的目的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鉴者，为编年一书”。《中国通史》评价说：“他的史论和政论融合在一起，寓志于修史之中。”甚为精当。出于谨慎，司马光未修本朝史，将其见闻记录于《涑水纪闻》中。这部笔记形式的著述，实际上是宋朝的国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宋代流传至今的著名史书均为个人著作，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中国通史》总结说：“宋代是中国封建时期史学的鼎盛期，新史体先后创设，长篇巨著之多，史学家成就之大，各种地理志的纂修，以及把史学领域扩大至金石学等，足以凌驾汉唐，睥睨明清。”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分裂动荡的社会和道德的沦丧，使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有必要从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方面寻找出路。越是动乱时代，“教化”就越重要。旧经典和佛教都无法回答现实的问题，于是就有了理学。这些夫子们以近于迂腐的执著，去探索人生的哲理。然而《中国通史》明确指出：由于理学的中心目标是维持封建统治，重建纲纪伦理，终于为腐朽的南宋王朝赏识。理学由奸臣史弥远倡导成为官方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文学是道德和心灵的反映。欧阳修倡导道德文章，认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他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融入修史，而把自己的感情寄托于诗文。只有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才写得出《岳阳楼记》那样的千古绝唱。动荡的生活和战乱的痛苦，产生了许多以爱国主义为主调的诗词。苏轼的热情豪放，辛弃疾的叙事抒情，陆游的忧国忧民，岳飞的慷慨激昂，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感人至深。《中国通史》在叙述两宋文学艺术特色时，首先从写人入手，通过对作者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分析，凸显出佳作名篇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使读者对文学艺术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读完厚厚的两册《中国通史》第七卷，深深感受到作者们付出的辛勤努力。五代辽宋夏金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难度较大的一个断代，许多专题的研究还有待深入。这部通史汇集了当代研究的最新成果，融会贯通，是目前最全面、最完整的一部断代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指出：由于这段历史头绪繁多，过程复杂，要将朝代兴衰沿革综述一遍，已占去大量篇幅。如何在有限的章节内再深入一步，确实是个难题。相比之下，人物传记中倒是体现了不少时代特色和深层次的探索。展开了一些“综述”和“典志”中简略的内容。我们相信，有了现在的《中国通史》第七卷，必将推动五代辽宋夏金史的研究向新的深度和广度前进，更好地体现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历史，更好地体现这个时期分裂与发展的对立统一特色。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