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文军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研究，各种史学著作层出不穷，史著的体裁也丰富多采。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不仅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有了更新和发展，史学新体裁的探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白寿彝先生尝试的新综合体体裁尤为史学界所重视。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70年代开始致力于新综合体的研究。他说：“回顾我国史学体裁发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发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①。白先生把这种新综合体运用于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为大型史书的体裁创新作了开创性的贡献，包括韩儒林先生在内的许多著名史学家都力赞此举。
多卷本《中国通史》每卷由“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编组成。“序说”编置于卷首，说明基本资料，论述和总结前人和时人的研究成果、交代作者编撰意图等；“综述”编是对旧史“本纪”的革新，也是全书的主干，除叙述历史发展的总象外，还反映研究对象时段范围内最富特色的历史内容；“典志”编设有地理、经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社会生活、法律等门类，用于对历史现象进行剖析；“传记”编则为历史上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等人物群像。这四个部分承担不同的专职，它们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而构成一个整体。较之以往的各种史书体裁，这种新综合体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具有更大的容纳量和更系统的组织形式。
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八卷叙述的是元时期的历史，其编撰工作开始于80年代中期。1984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由陈得芝、黄时鉴、邱树森、丁国范、姚大力等5位元史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他们多是备受海内外学人称道的由韩儒林先生主编的《元朝史》的主要执笔人。除编委会成员外，参加本卷编写的其他各位作者，也都是在蒙元史、科技史及相关领域内素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在历时10年的编撰过程中，各位作者多次与国内外同行进行交流和切磋，对自己撰写的内容反复修改和补充。目前，这部“史料搜集得广，考核精审，立论平实，可说功力相当深厚”（白寿彝“题记”）的断代史著作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120万字，分上下两册，序列多卷本《中国通史》第十三、十四册。
《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以下简称《元史卷》）“序说”编中，用近17万字的篇幅介绍了元史研究的国内外各种文字资料和自明朝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原始资料分散，且涉及10多种外文和民族语言，这是元史素称难治、令许多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经过数代学人的努力，元史研究目前已跨上了新台阶，研究队伍日益扩大。每一位研究者都需要了解应当占有的资料以及当今研究的新成果，以便作出新的考虑和设计，《元史卷》“序说”编可使有志于元史研究的读者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
前3章是资料介绍。每一种资料都详细介绍其编写经过、内容、版本、译本，并对其史料价值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估。被介绍的文献材料中，有不少是以往我国治史者没能注意到或注意得不够的，如亚美尼亚文资料、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埃及的史书、叙利亚文史料、伊利汗国时期除3部蒙古通史（《世界征服者史》、《史集》、《瓦萨甫史》）以外的历史文献，等等。
元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30年代以来，以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元史学者之所以能把我国蒙元史和边疆史地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得力于他们所掌握的语言工具和科学方法，而且与他们了解和搜集国外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密切相关。今后的元史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弥补存在的不足，更是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始终注意国内外的研究动态，借鉴和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元史卷“》序说”编第四、五、六章介绍了明清以来的国内蒙元史研究情况，第七章介绍了国外的蒙元史研究。举凡1995年以前国内外蒙元史学者及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专著、论文、考古发现、史料整理等，都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和评价，使读者对蒙元史的研究史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元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其统治境域之广大，民族之众多，政治、经济、文化之复杂多样，都是前所未有的，这自然带来许多应如何认识的问题。正如本卷“序说”编“编写旨趣”所说：“如何评价蒙元时期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是需要结合史实，予以全面考虑的，单独强调哪一个方面，都是不公平的”（上册，第243页）。因而作者尽量避免就这些问题作繁琐的论说和匆忙下结论，而着重于史实的辨析和归纳，力图让读者通过较全面、充分和准确的史实考述得到恰当的认识。
《元史卷》在“综述”编中，基本按照时间顺序，从蒙古兴起、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对有元一代的历史作了系统的阐述；元朝13帝在位时期的重大事件、制度沿革和政治利弊等，均可一目了然。特别是，元中期史历来为元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几年来尽管出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力作，但整体的描写仍不尽如人意，好多通史性或断代史论著把这段时期的历史一带而过。《元史卷》的作者在细心避免史实错误的前提下，凭着多年研究的基础，对元中期的历史补充了相当丰富的内容，而且在理论上作了精辟的阐述。文笔生动活泼，人物形象鲜明丰满，读者仿佛置身于那段史实的环境。可以说，《元史卷》中对元中期史的叙述达到了这一领域前所未有的水平。
元时期西北宗藩虽具有半独立或独立的性质，但他们在名义上仍尊奉元朝皇帝为宗主，以“宗藩之国”自居。研究元史不应当缺了这一块，然而多年来，除察合台汗国的研究有重大开展外，有关钦察汗国、伊利汗国、窝阔台汗国历史的论文相当少见。《元史卷》中“西北宗藩”一章的执笔是“近年来研究元与中亚汗国关系的最活跃的学者”（萧启庆语）刘迎胜教授，本卷中这部分内容是他10多年深入研究的结果。作者综合运用域内外各种史料，阐述了各汗国错综复杂的历史以及与元和波斯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填补了这一领域内的许多空白。
元时期境内各少数民族的研究，多年来，除蒙古族、回回族研究比较充分外，其他的都还很不够。《元史卷》“综述”编“民族”一章中深入具体地记述了蒙古族、回回族、藏族、畏兀儿族的族源、历史演变、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元朝对他们的管理等，此外对云南和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作了描述。是章纵横相济，内容充实，条理清晰，文笔简明精炼。
元朝宗教情况以及对外关系也是以往元史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元史卷》“综述”编“宗教的兴盛”和“中外关系”两章着力于填补这两个领域内的一些空白和补充前人的论述中不够深入的地方，如聂思脱里教、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摩尼教、湿婆教（印度教）、萨满教等宗教在元朝的活动和影响以及元与缅、暹、罗斛、真腊、爪哇、南海诸国、非洲、阿拉伯半岛、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两章广征博引，用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史实，展现出元朝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的历史面貌和有元一代鼎盛的对外关系的历史画卷。元朝色彩斑斓的宗教民族文化得到充分描绘；比前代更为繁荣活跃的中外交通、海外贸易，特别是以往历史上所没有的与许多欧洲国家建立直接联系的历史事实得到确凿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