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卷》“典志”编中，利用丰富的史料考证了元朝的土地、户籍、赋役、漕运、钞法、职官、军事、投下分封、法律等制度，并对当时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以及礼俗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描述。
以典章制度为核心叙述史实，是中国传统史学著作中运用较多的一种编撰方式，如正史中的志、三通、会要等。新综合体充分继承了这类体裁义例严整、考订该治的长处。举凡经济结构、土地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分门别类，详细说明各种典章制度的创立过程、演变情况和实施效果，力求真正地勾勒出更为广阔的历史真相。
《元史卷》“典志”编包罗丰富而又脉络分明，不少章节是在作者代表性论著基础上写成的。如“职官制度”源于作者发表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的论文《从大断事官到中书省》，“军事制度”源于作者专著《元代军事史》，“运河与海运”源于《元代海运刍议》，等等。
经济基础决定着一个时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限度，只有准确把握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才能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法律、文化等作出恰当的说明和合理的解释。中国传统史学很早就有了这样的认识，《通典》以《食货》门为先，把历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放在典章制度的首要地位加以叙述。《元史卷》“典志”编前七章分门析目，全景式地刻画了元朝的经济内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土地制度与地租”一章中，作者提出“在江南地区的一般官田和学田中，包佃制颇为流行”（上册，第794页）、“官田的兑佃完全合法化”（上册，第750页）的新观点，这是封建土地租佃关系史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以往的元史学在元朝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经济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没能从计量学上说明元朝社会生产力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没能对元朝的生产技术进一步作出全面而非局部的估计，元朝畜牧业研究不够深入，商业和市镇究竟有何发展，元朝不同时期的户口数量能否作出较准确的推测，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殊非易事，《元史卷》的作者在这些难啃的骨头上很是下了功夫，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元朝为有效地巩固统一和治理空前规模的多民族国家，不得不在各项政治制度上作出因时因地的适应性变化；加上蒙汉两套政治体系长期并行，元朝的各项制度无一不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不了解元朝政治制度中蒙古传统和中原“汉法”二元混合的特色，将无法深入地研究元史。“典制”编八至十一章逐一考察了元朝的职官、军事等重要制度，阐明了它们的沿革废置和实际运行情况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委，读者不难从行文中总结出它们的利弊得失。
元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是元史研究中特别需要加以深入的一个领域。“典制”编第十二章在元朝的礼俗方面着墨较多，通过对元朝礼俗的五个主要方面，即祭祀、仪制、婚姻、丧葬和岁时节序的考察，分析了元朝礼俗的二元性，“一方面它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礼俗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它又含有浓厚、鲜明的蒙古民族礼俗的因素”（上册，第1018页）。由于元朝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可资利用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许多这方面的内容在《元史卷》中也没有能展开叙述，尚有待于历史工作者的继续探讨。
《元史卷》“传记”编中，除详细考察了元朝不同时期有代表性重要人物100余人外，还用七个章节的篇幅系统介绍了元朝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新综合体在“传记”编中以人物活动为线索来安排叙述史实，充分继承纪传体史书中“传”部分“委曲细事”（《史通·二体》）、人物“区详而易览”（《文心雕龙·史传》）的长处，这是新综合体优于其他体裁的一个方面。注重长期不被人重视的科技史研究，是新综合体又一个鲜明的特色。
正史之一的《元史》被历代学者非议最多的要算是它的“列传”部分了。许多重要人物无传，即使立传，文字又多“陋劣”（《潜研堂文集·答问十》），且存在“一人作两传”、“重书年者”（《日知录·元史》）的现象。《元史卷》的作者从利用文集、方志以及明清以来的研究成果等多种途径，尽量准确、详细地叙述了在元朝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100多位人物的生平、个性以及他们活动于其中的时代背景。对照旧史“列传”就可以发现，这部分内容在平实的叙述中包含了许多精细的考订成绩。
前三章是黄金家族成员的传记，主要为拖雷家族成员和元朝重要的几位东西道诸王的画像。四至六章考察的是蒙古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包括建国元勋、宰辅和汉地世侯。七至十一章是全编最突出的部分，考察的是元前期世祖朝的军政大臣，他们中有为元朝建国和维护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汉人谋士、蒙古色目大臣、灭宋元勋以及阿合马等理财人物。第十二章为元中期人物的传记。受元中期史研究不足的限制，本章仅选择了哈剌哈孙、李孟、铁木迭儿、拜住和燕铁木儿等5位人物作为研究对象。鉴于元中期近40年历史中，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和行“汉法”与反“汉法”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事实，应该说，还有不少其他人物值得评说的。不过，本章通过对所选择的5位传主的考察，基本上反映了这段时期政局的动荡不安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倾轧以及其他重大事件，如延祐经理、至治新政等。十三、十四两章则是影响元后期历史命运的政界重要人物、拥有重兵的军阀争斗中的主角以及农民起义领袖的传记。十五至二十一章是元朝在科技文化各领域内作出特殊贡献的科学家、文学艺术家、工程师、宗教界人士的群像，重点揭示了元朝文化的多民族的特色。
这100多位传主中，有些在《元史》有传，但语焉不详，《元史卷》对他们增加了许多内容；有些人物，如阿里不哥、拙赤、合撒儿、黄道婆、韩林儿等在《元史》中没有立传，《元史卷》则给了他们应有的地位。文史本不分家，优秀的史学著作同时极有文采。《元史卷》的多数传主都给描绘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对他们的遭际和行为活动的分析鞭辟入里，一针见血。此外，在行文中还暗示了许多值得探索的有意思的课题。比如为李孟作传，追溯了他的家世渊源，读者是不是可以得到启示：李孟的沙陀血统也许与他能充当两种文化的中介角色有关？类似的例证很多，敏感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是很容易捕捉到这些线索或揭示的。
“传记”编第二十二至二十八章是元朝自然科学成就的介绍，这部分内容都出于科技史专家之笔。在论证元朝文化的多样性和同前代相比有较大发展上，由科技史专家执笔显然更具有说服力。
诚然，由于元史研究总体水平的制约，许多空白点和弱项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反映在这部《元史卷》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有些方面没能展开外，还有不少领域几乎没有涉及。断代史著作也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达到单篇论文的深度，如元朝社会结构和知识分子心态问题在本书中就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述。本书中有些新观点也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如认为忽必和莎余儿合勒有本质区别的见解等。
此外，纪传体体裁“前后屡后”（《史通·二体》）的不足本书中也未能很好地避免，由于出自多人之手，本书多少还有些参差不齐的现象。章节的安排不尽恰当，“传记”编中传主的选择也不尽合理。令元史研究者最感头疼的外来语译名，由于没办法统一，最好能有个索引。瑕不掩瑜，尽管存在着上述不足，《中国通史·第八卷·中古时代·元时期》仍不失为一部达到了当前元朝断代史著作所能达到的高水平的史学著作。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10页。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