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要》完成后，白先生就开始了《中国通史》的编纂，经20年的努力，全部出版，为史学界树立了一座丰碑。第一，鲜明的理论特色。《中国通史》导论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与史学实际，阐述了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与编纂中国通史的有关理论问题，包括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国家与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与历史文献，史书体裁与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等9个方面的问题。在中国通史编纂中，首次以一整卷的篇幅系统阐述了有关理论问题。《中国通史》鲜明的理论特色，也体现在其他各卷之中。如第四卷对秦汉阶级结构和土地所有制等级特点，第五卷对门阀氏族和门阀制度，第八卷对蒙元时期在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第二，既反映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反映历史的丰富性。白先生指出《中国通史》“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19（导论·题记）。既要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也要注意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丰富内涵。为了实现这一撰述目标，白先生提出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反映历史。他吸收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使之与20世纪流行的章节体相配合，创立了新综合体。全书由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组成。序说，说明基本资料、研究状况和编撰宗旨；综述为全书的主干，论述历史发展总相；典志，剖析政治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法律等历史现象；传记，为社会各阶层人物群像。这四部分相互配合、补充，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理环境、典章制度、科学技术、中外关系、历史人物、学术发展史等多方面的内容，立体地、全面地反映中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建国以来由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四大块组成的呆板的中国通史撰述模式。第三，体现了最新学术成就。《中国通史》的编委会由一大批学术造诣精深的学者组成，各分卷的主编多是有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参加撰稿的作者500多位，真可谓是人才荟萃，故而能反映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新成就。如《导论》卷阐述了与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编纂有关的重要理论问题，是研究中国历史理论和中国通史编纂理论最深刻、系统的著作。其对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认识、对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关系的认识、人的因素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等，对有关中国通史编纂体裁及其文字表述形式的认识、中国史与世界历史的关联的认识，都反映了史学界最新的认识成果。《远古时代》卷充分吸收了20世纪考古学成果，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清理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脉络，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史前史建设的一部力作。《元史》卷被学者认为是至今最详细、全面的元史著作。其序说部分详细地介绍了国内外各种文字的元史资料，其中有些资料是我国以往的元史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或注意不够的。综述部分对以往研究较薄弱的元中期史、西北藩国、元代的民族和宗教、对外关系等进行了深入论述，体现了最新研究成果。《近代后编》卷摆脱了以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代替中国现代史的旧框架，以现代化为主线勾勒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对有关问题的认识如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各党派的政治主张等，根据史料提出了新认识、新观点。第四，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总结性著作。20世纪史家撰写了众多的中国通史，白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被学者认为最全面、最详尽、最系统，是真正的通史，无论是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之长，还是内容丰富之程度，都是无与伦比的○20。在体裁方面，《中国通史》吸收了梁启超和章太炎所设想的综合体、流行的章节体及传统史书体裁的优点，采用能容纳丰富历史内容的新综合体，将中国通史的编纂推进到新阶段。《中国通史》完成之时，王毓铨先生曾赋诗：“积一代之智慧，备百世之长编。”这是对《中国通史》的学术地位的恰当评价。
四、关于中国通史编纂学的探索
白先生在研究和编撰中国通史的过程中，对中国通史编纂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一般说来，中国历史的范围、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国历史与世界发展的关系、基本资料与学术发展史、表现形式、文字的表述方式、多学科的合作等，是中国通史编纂学应关注的重要内容。对这些问题，白先生都进行过认真的思考和研究，形成了一家之言，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学遗产。
中国历史是由中国各民族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共同创造的，并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疆域、历史年代、民族、中国与世界等是编撰中国通史首先需要研究的问题。白先生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
1．中国历史的范围、疆域，是人们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是撰写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范围。白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疆域问题十分重视。他曾将“我们在本国史上怎样处理祖国国土的问题”○21，作为在中国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提出来。这里所说的国土问题就是疆域问题。在处理历史上的疆域问题上，有些学者主张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中国的疆域。将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史基本上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而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说成是多么统一和辽阔，把元的版图视为跨越亚欧两洲，等等。白先生反对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作为撰写中国通史的范围，认为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过程来看，这不能说明中国各族人民是如何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他指出在处理历史上疆域问题时，既要尊重历史，又要从发展意义上看问题，同时也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和注意对外活动上的必要性。基于此，他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进行历史活动的舞台，也就是我们撰写中国通史所用以贯穿今古的历史活动的地理范围。”○22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在这块广大土地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对某些跨国民族，中国通史只写这些民族在我国境内的这部分人的活动，不包括其外国成员的活动；已经消失却曾在中国国土上生存过的民族，及曾见于传说和记载，但还不清楚其与国内现存民族的关系的一些民族，只要有适当的材料，要写进中国通史；历史上发生在现在国境以外的重大历史活动，或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因与中国历史有密切的关系，要写进中国通史；在外国活动的中国人，只要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对祖国的事业、威望有影响，应写进中国通史。白先生对中国历史范围的这种认识，既注意到了疆域问题同祖国各族人民的密切关系，又注意到了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联系，摆脱了皇朝史及皇朝疆域的圈子，为史学家正确处理中国通史的编撰范围提供了理论参考。
2．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如何认识和表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即如何进行历史分期，反映出对中国历史的整体把握，因而是中国通史编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白先生对此十分重视，指出“历史分期是研究历史发展的重要问题”○23，并提出了有关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的系统认识：170万年，是现在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年代；3600年，是现在所知有文献的历史逐渐展开的年代。自有文字记载以后，中原地区已进入了奴隶社会，此前为远古时代（原始社会）。春秋战国，奴隶制在中原地区向封建制过渡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封建制在全国占支配地位的标志。封建社会又分为四个时期：秦汉，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时期；五代至元末，中国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明清，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自1840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其中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跨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这种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杰出成果。特别是对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等问题的处理，体现了白先生的卓识。历史上，中国社会往往出现多种生产关系并存的局面，在新旧社会交替时，必然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产关系并存，但新的生产关系在什么时候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文献上难以考察。“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矛盾和适应，往往不能突出时代变革的标志，因而总是不能明确地划分历史阶段的年代。”○24同时，由于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这些历史特点，是史学界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争论不已的重要原因之一。白先生认为，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一方面应放宽视野，在全国范围内考虑历史分期，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另一方面应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在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时，他将社会形态的变化视为一个发展过程，如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时期，以免牵强附会。处理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时，他从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地主阶级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外关系变化等多方面揭示出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避免了片面性。在历史分期问题上，白先生既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又密切联系中国历史实际，为史学界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