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美娣
第一次见到白寿彝先生是在1979年的金秋10月。20年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一幢简陋的青砖砌成的校舍内，年届70的先生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史》的第1次编写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通史》的分卷主编徐喜辰、杨钊、何兹全、陈光崇、王毓铨、林增平、龚书铎、王桧林等几十位专家学者，我和林烨卿先生作为出版社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初步确定了《中国通史》的编撰要求、体例、卷数、字数规模等，并对一些史学界长期以来有纷争的重大学术问题作了研究，为在通史论述中能达到统一而作了认真的探讨。皇皇巨著——12卷22册、总字数逾1400万的《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就此正式拉开序幕。白寿彝先生以宏大的气魄和献身精神，主持了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
作为《中国通史》的总主编，20年来，白寿彝先生不仅全力组织编写工作，还亲自撰写了通史第一卷《导论》，阐述了通史编撰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提出了通史体例的新的构想，并且还亲自对各卷书稿作了大量的修改、统稿、定稿和选图编目工作。在《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中，白寿彝先生提出了一种面貌一新的、与以往通史体例全然不同的独创的通史体例——新综合体。这种新的体例在《中国通史》的第三卷至十二卷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和体现。自第三卷始，每卷均分为4个编：甲编序说、乙编综述、丙编典志、丁编传记，编下再分章节撰述。甲编主要撰述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包括考古资料）、学术界的研究概况及各卷的编写要旨。乙编综述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总的发展形势，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中外关系的整体论述，给读者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丙编典志则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制度及艺术、礼俗的专题论述。丁编传记是各时期历史人物群像的描画，通过各时期特定的历史人物反映出各时代的历史特点。著名的历史学家林甘泉先生曾撰文赞扬白先生在通史体裁上的大胆革新，并高度评价了这种新综合体的三大优点：1．它所涵盖的历史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超出了以往一些章节体的通史著作。2．比较恰当地处理了通史编撰中点与面的关系。如典志的设置，可以充足的篇幅来反映一些重要制度的发展变化，保证了这部分章节有较高的学术水平。3．传记编的设置，避免了以往通史中见事不见人的通病，而通过对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各个层次各类人物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历史的真实画面。这更能满足一般读者阅读历史的需要。林甘泉先生对这种创新的通史体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白先生在通史体例外的创新则是他多年探索追求的结果。多年来，他一进在孜孜探寻一种更臻完美的体例和形式，以求更真实地反映历史的真相，凭借他60余年的教学与科研的功力，凭借他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凭借他对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他终于在通史体例上作出重大的革新，并应用于《中国通史》。在《中国史学史》第1册①中，我们可以看到白寿彝先生是如何从中国传统史学中取长补短、集众家之长、推陈出新的轨迹，序说部分，“是借鉴于《吕氏春秋·序意》、《淮南子·序略》、司马迁和班固的自叙传、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和元人经解的序说、明清人撰述的凡例以及西方近代论著中之成规，加以发展而成”①。综述、典志、传记，“大体上采取了纪传体的办法，而性质上有很大区别”，它们“在形式上吸取固有体例而加以改造，在内容上则与旧史大异”②。仅序说部分，白先生即考察了古今中外众多的著述，可见创新之不易；而将传统的用于断代史记述的纪传体体例加以改造，用之于通史的撰写，更显示了白先生宏大的气魄和过人的胆识。然而，任何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这种新综合体的出现，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所有人的认同的。曾有人将这种体例称之为“新二十四史”，认为这只不过是旧史的翻版。事实胜于雄辩，当磨砺了20年的《中国通史》以其全新的面貌展示在世人面前时，它得到了众多专家的高度评价和广大读者的认可。诸多历史学者都撰文高度评价了这种新综合体的通史体裁，并称之为“是新中国通史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安作璋和耿天勤先生并在他们编撰的《山东通史》中借鉴了这种新的体裁。
时下，由知名的学者挂名作主编是件司空见惯的事。但白先生这个总主编却是事必躬亲，从通史的组织工作一直到撰写题记，书稿的审稿、改稿、统稿、定稿及选图编目工作，都是由他亲自做的。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先生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著名的甲骨文专家胡厚宣先生，著名的科技史专家王振铎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何兹全先生、韩儒林先生、史念海先生、王毓铨先生、陈旭麓先生、韩国磐先生、陈光崇先生，著名语言学家季羡林先生，等等，他们的加盟，无疑增加了《中国通史》的实力。为此，白先生多次在各卷题记中由衷地感谢这些与他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学术界的同仁对《中国通史》的鼎力相助。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写过程中，有好几卷书稿都是由两代学者戮力同心而得以完成的。科技史的编撰工作最早由王振铎先生接手，王振铎先生去世后，由何绍庚先生接过了这项工作，他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每一篇科技史的稿子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核校。元史的写作任务最早是由韩儒林先生承担的，韩先生去世后，由他的弟子陈得芝带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的同志共同努力完成。明史是由王毓铨先生主编，但后来因身体原因，大部分工作是由其弟子商传先生继续完成的。另外，在编写过程中，有两卷书稿的主编班子因特殊的原因中途而散，为此，白先生花了很大的精力，不得不另外物色主编、重组班子，才使这两卷书稿能如期交稿，不致拖了整套书的后腿。一部大通史，仅主编就有数十位，作者达数百位，如此大量繁杂的组织工作，如果没有白先生在学界的威望和号召力，如果没有白先生持之以恒的组织和联络工作，如果没有白先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如中流砥柱一般抵挡住各方面的压力，很难想象这部大通史能在磨砺了整整20个春秋后完整地呈献给广大读者。
白先生不但亲自审定了《中国通史》的每一书稿，还常常亲自动笔修改书稿。十多年前，我接到《中国通史》的某一卷书稿时，对其中综述部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白先生丝毫没有名教授的架子，他认真虚心地听取了我这个小编辑提出的意见，并亲自动笔作了修改。当我后来看到书稿的字里行间不时出现的那有些颤抖的笔迹时，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后来，随着白先生年事增高，他不能亲自动笔了，但全部书稿都是由其助手一字一句读给他听，然后根据他的意见作修改。凡见过先生的人，都十分钦佩他惊人的记忆力和清晰而敏捷的思路。有几次，我去北师大拜访白先生，见他的学生和助手将急于发表的文章读给他听，一篇文章读完，白先生即能指出某处某段有些什么问题，应如何修改。在目力减退、不能亲自动笔的况下，白先生即是以他广博的学识和一如往昔的清晰而充满睿智的头脑来指导《中国通史》的许多具体工作的。
20年来，白先生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通史》，当《中国通史》完成在即时，他又在思考计划着下一个学术项目。去年，我在北大又见到白先生，与他聊完大通史的有关事宜后白先生兴致勃勃地问我们，大通史做完以后再做么？我们谈了一些设想后，饶有兴趣地问他：您下来有些什么计划？白先生笑着说，假如安拉降福，多给他一些时间，那么，他还准备做几个大项目，第一，是要把《中国史学史》全部完成，这项计划因《中国通史》的工作而推迟了。
这是一个辛勤耕耘、不知疲倦的老人，这是个在学术探索之路上永不止步的学者。我们祝愿他健康长寿，祝愿他在学术的艺苑中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②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27页。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