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玖
中国史学史学科发展到今天比较繁荣的局面，融汇了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心血，是许多史学家辛勤探索的结晶。在这许多史学家中，白寿彝先生无疑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20世纪40年代初开始讲授中国史学史。近60年来，一直没有停止对这门学科的探求。像他这样从事这门学科研究的时间之长和连续不断，在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史上是不多的。“多年以来，白寿彝先生如同史学史研究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指明了史学史研究的方向，带领着史学史研究者这支队伍努力奋进！”①回顾和总结史学史的发展，他的史学史思想之发展历程，尤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白先生的史学史研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40年代初到1949年，第二阶段是从1950年到1976年，包括“文革”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后十年，“史学史研究受到严重的阻碍”，学术研究不能正常进行，但白先生也没有停止对史学史有关问题的思考。第三阶段是“文革”结束到现在。1986年，白先生出版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他在（叙论》中对自己研究史学史作了这样的总结：“这四十多年，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摸索，首先是暗中摸索，继而是在晨光熹微下，于曲折小径上徘徊，继而好象是看见了应该走上的大道。现在的问题是，还要看得更清楚些，要赶紧走上大道。”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自己在三个阶段中研究史学史的情形。下面具体论述白寿彝先生在这三个阶段的史学史思想。
一、“暗中摸索”
白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始于40年代。40年代初，他在云南大学讲学，在文史系主任楚图南的建议下，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早在1928年，白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呼吁整理国故的学者们从事系统的工作，组成各种专史，以创造新文化，并主张中西并用，取其所长②。也就是说，这时他已有了创造新文化，必须善于总结传统文化、正确对待文化遗产的思想。现在看来，他这篇论文，对他一生的治学，特别是以后走上研究史学史的道路，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40年代初，他之所以鼓起勇气，敢于承担这门新课，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解释。40年代初，只有少数高等学校开展史学史教学。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很少，教师大都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讲授，往往是一部史书一部史书地介绍，史部目录解题式的气味甚浓，“史”的特点不突出。白先生在讲这门课时，也没有摆脱这个局限。他一边学一边讲，第一次讲到唐，第二次就续到清。对一些重要史书，反复研读，详细讲述。他对这种史部目录式的讲法并不满意，认为就像许多珍珠，缺少将它们贯穿起来的线。但这毕竟促使自己将中国史籍系统地摸索了一下，并下功夫读了一些名著，为此后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3年，他读到朱谦之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阶段性的发展》，很感兴趣。朱氏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分成三个大的时期，即故事式的历史时期、教训式的历史时期、发展的历史时期。每个时期又分几个阶段。白先生在讲课中，吸收了其中的观点，试图找到贯彻中国史学发展的线，但依然没有成功。
白先生40年代的讲义现已无从见到（在“文革”中遗失）。今天我们看到的只有1946年5月在昆明五华书院发表的学术演讲——《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白先生将中国史书体裁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四个时期的划分，是从史书体裁本身在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得出的，突破了简单以朝代作划分标志的格局，是作者试图系统地揭示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的反映。40年代出版了三部中国史学史专著，它们是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1942年）、金毓献的《中国史学史》（1944年）。其中以金著影响最大。白先生在佩服金氏的博闻强记和驾驭材料能力强的同时，对金氏把精力过多地用在书目考据上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金毓献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细细看来，本书作者实是有意或无意地用一个考据家底立场来写的。”③这表明，白先生对史学史的作法，有着更高的要求。然在接触唯物史观之前，白先生没有找到贯穿中国史学史的线索，依然没有摆脱旧的目录解题式讲法。
二、“看见了应该走上的大道”
白先生于50年代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努力探索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途径。这一时期，白先生参加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的撰著，其中第五章“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第十九章“元代马端临的进步的史学思想”是由他撰写的。侯外庐在以后的回忆中对白先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思想通史》第四卷得寿彝著刘知几、马端临两章，……全卷为之增色。”④刘知几、马端临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著名史学家。《中国思想通史》把他们写人，反映了该著对史学思想的重视。这对史学史的研究来说，无异于吹来一股清新的空气。白先生在这两章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了二位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考察了他们史学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思想条件，充分肯定了他们史学思想的价值。这种写法，与解放前研究史学史，具有质的不同，它不再是就书论书，不再是要籍解题式的思维方式。虽然它还属于个案研究，且史学史与思想史不完全一样，却为史学史的发展带来了曙光。
1961年，在教育部召开的文科教材工作会议上，白寿彝先生被指定为中国史学史教材古代部分的主编。由于这项任务，白先生逐渐成为研究史学史的核心人物。他组织了《中国史学史》编写组，编辑《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主持召开几次大型的史学史讨论会，招收了史学史专业的进修教师和研究生。这期间，他发表的文章也很多。据统计，从1961到1964年，他发表关于中国史学史的文章近30篇，其中最能反映他当时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思想的有3篇，这就是作者后来所说的“一九六一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和《寓论断于序事》，一九六四年发表的《关于中国史学史任务的商榷》”⑤。此外，《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殷周传说和记录中的氏族神》、《中国史学的童年》、《司马迁与班固》、《陈寿、袁宏和范哗》等文章也都是史学史研究的佳作，具有开拓性意义。
《谈史学遗产》是一篇宏文，在白先生的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白先生此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基本思路都在这里有所表述或在这里找到影子；白先生研究史学史的特征也能从这篇文章中反映出来。文章说：“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⑥这里明确指出了对待史学遗产应取的态度和研究史学遗产的目的。关于对待遗产的态度，与他1928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的观点是一致的。在阐述研究史学遗产的意义时，他说：“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⑦也就是说，史学遗产研究和史学史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它们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上都是相同的。该文论述了史学遗产研究中的七个“花圃”：关于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对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关于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对于史学家传记和史学著作本身的研究以及对于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该文发表后三年，白先生又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指出：“在阐明中国史学发展规律的同时，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要批判地总结我国史学成果”，这篇文章实际是《谈史学遗产》的继续，在基本观点上又作了概括，补充了关于史学史的研究方法，使论点更加明确了。关于《谈史学遗产》一文，有的文章把它当作史学漫谈的内容，认为是白先生研究史学史的准备工作⑧，这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一、作者在80年代明确地说该文是最能反映他在60年代研究史学史的思想情况的文章之一；二、作者说“这篇文章实际上就说的是研究史学史的意义和范围”⑨。“《商榷》一文写得比较集中，比较洗练，但好多地方不如《遗产》一文写得具体”⑩。可见，这篇文章的地位，也是作者认可的。由这篇文章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总结史学遗产是白先生研究史学史的重要出发点。他以后关于史学史学科的研究内容、体系框架，都是由此提出的，这也可以看做是他的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
1962年，在讨论中国史学史古代部分的基本内容时，白先生曾提出应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是历史观点、史学思想；第二是史料范围的不断扩大和鉴定分析史料的进步；第三是史书形式的发展；第四是有关史书编写的制度。”○11在分期问题上，讨论中大都认为应跟整个中国社会阶段的发展相照应。白先生认为可以考虑三个分期的标志：“一、以司马迁为划期的标志；二、以刘知几或杜佑作第二个划期的标志；三、以明清之际的王、黄、顾为划期的标志”○12。也就是将中国史学史（古代）分为四期。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基本内容，白先生在讨论会上的观点与他《谈史学遗产》中所论述的大致相同而又有所变化。第四部分“有关史书编写的制度”是《谈史学遗产》中所没有的。这说明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内容的看法还处在不断的思考中。
这时期，白先生有系统的史学史研究成果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该稿本从先秦写到刘知几，分作两篇，第一篇“先秦、秦汉间的史学”，第二篇“汉魏南北朝唐初的史学”。从第二篇的标题，即自司马迁开始至刘知几结束看，白先生在讨论中提出的分期观点似乎在这里有所表现。第一篇文末，作者总结说：“这一长时期的关于史学的各方面的进展，已在历史理论上、历史材料上、历史编纂法和历史文学上为一个即将到来的相当完整规模的历史著作准备了必要条件，从而结束了中国史学的创始时期，迎接中国史学史上新的时代的到来○13。这表明白先生把先秦作为中国史学史的一个时期，而到第二篇则没有反映出明确的分期思想。如果不了解白先生在讨论中所提的观点，确实看不出这个断限的意义。总之，《中国史学史教本》在分期上还不够明朗。第二，《教本》各章，基本是以史家或史书名称为标题，在形式上还受到史部目录解题写法的影响。白先生曾评价《教本》说：“现在看来，这本教材还摆脱不了一般学术专史的模式，旧的包袱还相当重”○14。大概是就此二点而言。
尽管有这些不足，但《教本》在内容上则基本摆脱了旧式影响，重视从历史观点、历史材料、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等几个方面去揭示史著的成就和价值。史家生平、史书卷帙及修撰经过、流传情况等在其中占有份量很小。在介绍史著的完成过程时，注意到了时代背景对作者的影响及作者的学术渊源。这些都表明白先生试图把史学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研究，试图把它独自的发展过程揭示出来。《教本》的一些内容在研究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如关于司马迁、班固、刘知几的研究，到现在为止，仍然是领先的。白先生论述史著，特别注意抓它们的特点，而不拘泥于都从四个方面来写或四个方面平均用力。如关于司马迁，他重点剖析他的史学思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能反映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因此，成为他研究的重点。白先生认为，如何看待天人之际，这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政治性理论问题。《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立说的官学相对立的，是以无神论跟有神论相对立的。《史记》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倡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史记》提出来“通古今之变”的方法。其他如”《汉书》的博洽”，说明《汉书》以“博物洽闻”而对后世史学有重大影响。“陈寿的‘史才”’和“袁宏的‘名教’观点”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两位史学家的个性特点，并通过他们的个性，反映出魏晋时期的社会风貌，其中，不乏传神之笔。对唐修八史的论述，也是按着这种方法处理的。《中国史学史教本》能够从史著、史家的特点出发，将史学的发展写得有血有肉，明晓易懂。并从史学的四个层面剖析史著，深入到史著的内部，摆脱了要籍解题式的研究模式，明显地深化了史学史研究。
综观上述三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和《中国史学史教本》，三篇论文具有探讨史学史理论的性质，而《教本》则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自然，在写作《教本》的过程中，白先生对史学史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也有与理论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三篇文章中，《谈史学遗产》涉及的内容最为丰富，是另外两篇文章的基础。《寓论断于序事》谈的是历史文学的问题，专门性更强，但也是作者当时对以空谈代替历史的风气表示不同意见的潜意识反映。对照那个时代的学风，作者的这种潜意识尤其显得难能可贵。虽然如此，我们依然能够看出这些文章所受时代的局限，依然能够看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不成熟。白先生后来总结说：“这几年的工作，可以说是对史斗史的研究模模糊糊地摸索出一点途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学习，还只是试图用戴帽子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不能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15。这个总结是实事求是的，反映了作者治学的严谨和虚怀若谷的精神。作者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他在向新的高度攀登。
三、“赶紧走上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