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白先生进人了他史学史研究的第三个阶段。80年代以来，他不顾年事已高，连续发表一系列的史学史论文：1981年到1982年，发表5篇史学遗产答客问，就历史观、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1982年至1983年，发表3篇近现代史学史方面的文章：《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1983年至1984年的文章，重视了史学上“通”的问题的研究，如《说六通》、《说“成一家之言”》、《说“疏通知远”》。另外，《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1984年）、《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上的讲话》（1987年）以及90年代以后的一些讲话等，也有关于中国史学史理论的新思考。1983年出版的《史学概论》，白先生任主编，其中的基本框架、基本内容都是由他确定的，重要章节大都是根据他的论文改写而成的。白先生对史学概论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认为史学概论应论述中国史学上的基本问题及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并提出当前史学面临的任务。陈光崇先生对这本《史学概论》很赞赏，说这书“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不落前人的案臼”○16。这本《史学概论》，应该说代表了白先生80年代关于历史学学科理论的认识，是从横的角度说明史学规律的理论之作。继出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他这一阶段史学史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包括叙篇和正文第一篇。此书虽还有几册有待完成，但白先生对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分期观点及对各时期史学史特点的看法都在《叙篇》中表述出来了。正文第一篇为“中国史学的童年”，也就是他划分的中国史学史的第一期——先秦时期。该篇在撰写上实践了他关于史学史的撰述思想，为以后各册的写作，提供了范例。因此，《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是集中反映白先生第三阶段史学史思想的一本书。它与《史学概论》有些内容可以互补，堪称是姊妹之作。
白先生第三阶段之史学史思想的最初表述是80年代初发表的五篇《答客问》。五篇文章论述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是60年代《谈史学遗产》所列七个花圃中的前四个。也就是说，追本溯源，可以追到60年代初。从七个“花圃”到四个“花圃”，反映了白先生对史学史研究内容的认识更加清晰。因为60年代的论述还比较简略，所以，80年代，白先生就针对这四个问题，分别论述，并开始上升到理论高度认识它们在史学史研究中的价值。《史学概论》把“历史观”、“历史文献”、“史书的编著”、“史书的体例”、“历史文学”作为专章，说明白先生已把这四个方面作为研究史学内部规律的基本内容。到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白先生关于史学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任务的认识基本成熟。这就是他所说的：“看见了应该走上的大道。现在的问题是，还要看得更清楚些，要赶紧走上大道”○17。
《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成功：
第一，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问题。
一门学科的基本理论，是这门学科发展的根本。任何一门学科，如果它的基本理论解决不好，这门学科就难以走上科学化。解放前的史学史，由于不重视基本理论的探讨，所以总是摆脱不了书目解题的格局。《中国史学史·叙篇》，首先讨论的就是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白先生从研究“史”的本义人手，说明区分客观历史和主观历史的必要，接着论述了史学的任务和范围。他认为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纂学和历史文学。关于历史理论，白先生说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包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的问题。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史学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影响到他们在史学工作上的成果。史料的运用，史书的编撰和历史的文字表述，都是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所以，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关于史料学的内容，白先生认为可以包含理论的部分、历史的部分、分类的部分和实用的部分，并分别论述了这几部分内容。历史编纂学，是关于历史表现形态的学问。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几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编纂史书的目的，是为了反映历史真相。史书和历史真相是一种形式和内容的关系。编纂史书，要处理好这种关系。“形式是为了体现内容，内容不当因迁就形式而对自身有所损害；同时，形式也应有自身的完整性，也应该适当地保持一个相当完整的形象。”我国的历史编纂学具有很高的成就，这些成就，既蕴含在史书编纂的实践中，又在某些史学理论著作中得到过总结。“为了便于读者，为了便于历史知识的传播，讲究编纂的体例是必要的。”因此，历史编纂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历史文学，指有一定艺术水平的历史记述，著者认为：“把我国的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总结起来，我想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六个字：准确、凝练、生动。”
历史理论、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构成了史学的基本方面。横着看，任何一个史家或一部史著的史学思想，都在这四个方面有所反映，它们是构成史学的四个层面。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纵的角度说，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的发展状况，也都有它们那个时代所赋予的特定任务，从而构成从低级向高级相对独立发展的历史过程。由这样的客观存在，进而就能够提出总结史学发展的“四个部分”的理论。也就是说，研究史学本身的发展概况，要研究这四个层面。这是由史学本身的构成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研究史学史，要以四个层面的理论为指导，有的放矢地进行。这样，对史学的“四个层面”的认识就具有了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从史学的“四个层面”揭示史学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是白先生多年探索的成果，也是他对史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这一思想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得到自觉而全面地阐发，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表明白先生关于史学史研究对象的看法，关于史学史研究方法的理论，已臻成熟。
在论述了史学的任务和范围之后，白先生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他说：“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中国史学史，是“对于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中国史学史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
白先生所说的史学史论述的范围，实际由三部分组成：（一）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历程及其规律性。这可以通过总结史学四个层面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来进行揭示。（二）中国史学跟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这已走出史学自身，从学术背景上探讨史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三）史学跟社会的关系，包括社会对史学的作用和史学对社会的反作用两个方面，从社会背景探讨史学发展的外部规律。史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部史学著作，都不是凭空产生、孤立存在的，都有它产生的学术条件和社会根源，都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和它能够产生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并进而对社会产生反作用。而它之所以能对社会产生反作用，就在于它履行史学的职责，具有其他学术不能替代的价值——史学价值。所以，对史学史的探讨，既要研究史学内部的规律，又要研究史学外部的规律，并注意两者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把史学发展过程和规律性完整地反映出来。在史学史中，研究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研究史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决不是偏离本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是唯物史观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必然要求，正如白先生说的“关于史学跟其他学科关系的研究以及史学发展中所受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它对社会的反作用，也都为的是要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和范围的论述，比60年代具体了、条理了、完整了。60年代的《谈史学遗产》，在论述对史学基本观点遗产的研究时，也谈到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但这一研究在史学史工作中具有什么意义，那时并没有说明。白先生常把自己对问题认识的进步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上。从白先生这里对中国史学史基本问题的回答看，他在运用唯物史观方面，确实非常娴熟了。《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完满地回答了中国史学史的基本问题，是新时期中国史学史建设的理论基础。
第二，创制了中国史学史之通史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