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松
一、回族和伊斯兰研究概况掠影
在我国，对回回民族和伊斯兰教的研究，约始于明末清初，曾经出现一些穆斯林学者用汉文撰写、译述的著作，其中以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著述较多，此外，有作品镌刻传世的还有三四十人。不过，他们的著述多偏重于伊斯兰教哲理和教义的阐发，即便涉及回回来源和历史，也多援引近乎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由于当时人们对于民族、宗教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没有严格分开，研究工作主要从宗教角度着眼。从他们开始，直到1949年建国之前，一般说来，有关的报刊杂志或书籍中所说的“回教”，其内涵既包括回回民族，也包括回族信奉的伊斯兰教。习惯上，在那特定的历史阶段中，“回教”与“回族”似乎已经形成含义等同、概念相通的称谓。例如有时说“中国回教史”，顾名思义，它应该讲述我国10个民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的历史，但其内容实际上多半是指“中国回族史”，而很少涉及其他穆斯林民族尤其是新疆地区未通用汉语之民族的历史。再说，名曰“回教史”，却并不限于宗教内容，而是广泛涉及回族经济史、文化史、革命斗争史等各个方面。
从严格意义上讲，把回回民族和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学科列入学术研究的范畴，是20世纪初叶才开始的。从有志于垦荒的前辈学者单枪匹马的开拓耕耘，发展到今日基本形成一支老中青的梯形研究队伍；从单一、零碎、抛砖引玉的选题，到全方位、多层次、深领域地探索，呈现系列论文和各种专著，进展很明显，春华秋实，成果辉煌。
在寥寥无几、屈指可数的拓荒者及热心关注者中，既有史学界资深的陈汉章、陈垣、张亮丞、顾颉刚等汉族学者；也有为数稍多的、对自己的母族感情深厚的回族学者。在当时，还谈不上什么从事回族研究的专业队伍，他们大都是在各自借以谋生的职业之外，挤时间、开夜车、见缝插针搞研究的。写作、编书、投稿，条件很艰苦，大都是尽义务。这些回族老前辈，发表了很多论文、资料、译作，也出版了若干专著。有的长期坚持这方面的研究，有的忙碌于自身的主要业务而后来就自顾不暇，有的体弱多病，过早逝世，也有少数人在此领域浅尝辄止、昙花一现……在始终坚持、成果丰硕、依然健在的垦荒人中，白寿彝先生是起步较早、经历很长、持续最久、著述甚丰、影响极大的一面旗帜。适值北京师范大学正在为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而筹备编辑《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一书，向我征稿，仓促间选这个题目以响应之，并向白老祝贺。
二、园地的垦辟和领域的拓宽
九十高龄的白寿彝先生作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史学史专家，在教学与科研领域，为国家、民族培育了数代优秀的人才，桃李遍天下，声誉传五洲。他的突出贡献与巨大影响，有口皆碑，不必赘述。这里，我只侧重叙述近六七十年来，白先生在教学工作紧张、科研任务繁忙、社会活动频繁的情况下，一直抓紧对回族史与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从他肩膀上的职业负担和社会重任，以及从他在整个历史学领域的地位、影响来看，这恐怕只是一种“副业”或者“第二课题”，但他对此坚持始终，视为自己整个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未尝中断或放松，并取得累累硕果。从20世纪30年代的起步开始，他通过深入实际考察、刻苦钻研史书、强化理论修养等各方面的努力，在积累并占有丰富文献和口碑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梳理、提炼，撰写了许多见解精辟的辉煌论著，编辑了琳琅满目的系列丛书，总结了不少深刻的、切身体验的宝贵意见。从实践到理论，他对这门新学科的发展与建设，对这特定领域的指导与关怀，贯穿始终。而今，依然是举国公认的回族史权威和导师。
甲·辉煌成果举要
不妨大体上回顾一下先生这方面的丰富经历与各阶段的主要成果：
1．编刊物，辟专号。早在1935年初期，就在他的家乡河南开封创办《伊斯兰》月刊，一开始就把伊斯兰研究引进宽广的学术探讨的领域，而不是拘泥于狭隘的纯宗教民族的范畴。其主旨已在发刊词《自白》中表明，是为了探索一般原始宗教的“理论根据”、“哲学基础”；探索总结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探索“回族文明的内容和特质”，及其“如何提携了欧洲的近世文明”；探索传入中国“年代久远”的回教，在“种族”和“文化”方面给予中国什么，又从“中国的土著”那里得到什么。稍后，他在顾颉刚、冯家升主编的、影响很大的《禹贡》半月刊开辟和编辑了两期有关回教、回族的专号（1936年的五卷第11期；1937年的七卷第4期），刊登了好几篇有质量的、学术价值很高的文章。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举家南下，亦曾主编过《月华》（由北平迁桂林）和《清真铎报》（昆明），这是在解放前上百种回回报刊中创办较早、刊期较长、文章学术性强、读者最欢迎的两种刊物，许多知名的穆斯林前辈学者包括白寿彝先生早期的文章，多在这两种刊物发表。除此类回回报刊外，白先生与办报刊有很深的因缘，例如最早（1928年）在河南主编《晨星》半月刊，1946年与顾颉刚、臧克家主持文通书局《文讯》月刊（重庆—上海），晚年还主办了《史学史研究》杂志。
2．立专题，发宏论。以他刚开始着手研究回回史的早期论文为例，初试锋芒，确实给人以“出手不凡”之感。例如1936年在《禹贡》半月刊发表的《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论证了唐朝天宝年间中国同大食在怛逻斯的这场战争过后，中国的国势并没有削弱，也没有绝迹于西方，唐朝在西域依然保持可观的实力；明确指出：这场战争客观上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是中国造纸术西行，被介绍和推广；伊斯兰教教义开始有汉文记载。可见其钻研史料之细密，思辨问题之独到，琢磨推敲之入微。其他如《宋时大食商人在中国的活动》、《赛典赤赡思丁考》等，史论结合，论述精辟，逻辑严密，在治学观点、态度、方法上，都是研究回族史示范性的代表作。
3．汇史料，辑丛书。如抗日战争时期，1943年将在云南汇集的有关杜文秀研究资料，题为《咸同滇变见闻录》（共4卷），由商务印书馆分上、下两册出版。解放初期，1952年为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成《回民起义》4册，收集了云南和西北回民起义的资料76篇，作为该丛刊第四种，在上海神州出版社初版，次年再版。白先生为全书收集的每一份资料分别写了“解题”，借以说明资料的主要来源、作者、版本或传抄本。这都是大部头、有份量的宝贵资料汇编，包括不少来之不易的民间保存的、鲜闻罕见的材料，是浸透着搜集者鲜血汗水的结晶。可以认为，其中有不少史料，白先生起了“识宝”（过去有“回回识宝”之说，指的是回回珠宝商精明懂行，能识别真伪，这里是指从险遭废弃、当垃圾处理的故纸堆中识别有价值的宝贵文献）、抢救的作用，例如有一份盖有杜文秀官印的委任状，如果不是他发现及时并珍存，恐怕也就湮灭无闻，后人永远见不到了。
4．核古籍，搞校勘。如1947年在苏州校点清初穆斯林学者的《天方典礼择要解》，并为之序。该校点本由文通书局出版。
5．考碑刻，辨真伪。史学家都珍惜重视碑刻、墓志、族谱一类材料，我童年时代曾见白先生所到之处，每发现有碑文，必定组织青少年全文抄写，举凡家谱、族谱之属，亦必搜罗殆尽而后快。以后读到先生关于清真寺碑刻的几篇文章，才知道史学家治学严谨，持详考细辩而判断其真伪的明确态度。如1937年所撰《关于创建清真寺碑》，对日本桑原骘藏和陈垣、顾颉刚等学者有关长安清真寺天宝碑的考辨，表示同意并作补充。此外，他还对《闽书》所载吴鉴《清净寺记》以及广州光塔寺内石碑《重建怀圣寺记》分别写过《跋》、《再跋》，都是有独到见解的考据文章。
6．贯古今，写通史。关于中国回教史或回族史，先生曾经先后撰写并出版了一些单行本，如1943年脱稿，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回教小史》；1946年初版于重庆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1948年，有关此书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又在上海问世。继这两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之后，1951年又续成一本作者觉得只是“近乎回回民族简史”的著作，题为《回回民族底新生》。以上著述的出版时间虽然相距很近，但却分别写成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因此在观点、取材重点和写法上有所区别。此后，相继成书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回族简史》（几个版本的书名略有不同），也是在白先生参与或指导下完成的。80年代以来，年事渐高的老教授，一如既往地深切惦记着回族史研究事宜，他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先后在各地轮流举行的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但经常通过热情洋溢的贺信或录音讲话发表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而且，他始终酝酿着、期待着一套高水平、高规格的大型《回族通史》的出版，就像他近20年来为他主编的那套洋洋数千万言的巨型《中国通史》而呕心沥血地拼搏那样，早就提出《回族大通史》的框架、纲目和细则。其中关于“人物传记”的设想，已然实现。
7．评书刊，题序跋。白先生对有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也一贯关注、支持和爱护，或发表评论，或为之序跋。如1936年写的《评〈中国回教史之研究〉》，是评介金吉堂先生出版不久的著作，也是我国回族人早期写的回教史，白先生评述具体，客观公正，其结束语曰：“综观全书，不无可疵议之点。然当中国回教史之研究方在萌芽时期，专题之研究及材料之编译，均无相当之成绩可资吸取。著者以一人之力，于授课之余，完成此编，实已难能。中国穆斯林与治中国文化、中国宗教史者，均可一读也。”至于为他人的著作序跋，也是从特定角度反映白先生学术观点之作，其数量不少，有关民族宗教者，如1981年为马坚教授汉译《古兰经》、1994年为马振武阿洪用经堂语翻译《古兰经》分别写的序，以及1988年为林松《古兰经韵译》的题词，分别表达了先生对以不同文体、风格翻译伊斯兰教最高经典的态度。又如1981年为陈达生编《泉州伊斯兰教石刻》作序，1991年为《回族教育论丛》（文章汇编）和杨怀中先生的《回族史论稿》作序，都能窥想这位前辈学者关心族教文化的热情。
8．重调查，采民风。古往今来，史学家多重视深入实际，各地漫游，探幽访胜，采风问俗，与社会广泛交往，扩大视野，寻求书本中得不到的知识，也充实和提高自己的素养，史学鼻祖司马迁已然作了示范。纵览寿彝先生的学术成果，也可看到他对这方面有浓厚的兴趣。早年在家乡，采集并整理了一些河南回民流传的民歌民谣；在云南，搜集杜文秀史料的同时，丰收的副产品中就包括有关的民间文学资料，并以《关于咸同滇乱的弹词和小说》为题，撰文予以介绍。至于他对古老华夏文化中神话传说、民俗歌谣的研究，兴趣更广泛。本来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这些学科是彼此交叉、血脉相通的，广泛涉猎大大有助于学术水平的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无论是在集体考察、旅途经过、客居他乡，还是短期停留中，总是把调查了解当地的回回民族状况放在心上，因而所到之处，必有收获，总出成果。信手翻开他的文集，即可发现。例如他在1937年参加以顾颉刚先生名义率领的西北考察团从北京出发去考察，读者可以在白先生日记《绥宁行纪》和《甘青行纪》中发现，除全团集体活动外，他总是抽空与白亮诚先生等回族成员去参观清真寺，了解穆斯林群众的疾苦与愿望。抗日战争中到达广西，大有收获，写出《柳州伊斯兰与马雄》等名篇。后来到了行踪相对稳定的云南，回回史料丰富，伊斯兰文化浓郁，有待于开垦的原野土壤肥沃，先生更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为荒漠的回族史学找到了一片广阔的绿洲。尽管当时条件极端艰苦，先生“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地流浪着”；在西南大后方，同样兵荒马乱，亦常有敌机轰炸骚扰；加以工薪微薄，通货膨胀，生活困难。但他在这动荡岁月中奋斗拼搏，抢救了后来完全有可能毁于兵燹的许多珍贵史料，储备、积累了只有在专家眼里才有价值的残碑断石乱纸堆，奉献了大量璀璨的成果。光是云南的回族史，他就写成了《滇南丛话》等一系列著作，而且，在后来陆续完成的《咸同滇变见闻录》、《回民起义》、《中国伊斯兰经师传》、《回族人物志》等等作品中，云南史料的比重异乎寻常地显著。
9．选教材，编课本。抗日战争时期，奔波劳碌于大后方的白先生，还特别关心回回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编写了一套与普通中学教材配合使用的《穆民文选》，选录内容与回民紧密相关的、体裁多样的佳作，包括文言文和白话文作品，共分6册。逐册由浅入深，由繁到简，循序渐进，特别适合于那些提倡“经书并重”的中阿学校选为教材。其中已经出版两册，流传西南地区，很受欢迎。记得白先生当年还用此教材在昆明亲自给青年学生讲过课。
关于《穆民文选》，虽是铅印本，印数也不少，但毕竟是抗日战争阶段在大后方短暂、局部流行的小薄本，搜求不易，我收藏于故乡沙甸者，可惜已在“四人帮”制造的血腥惨案中，随着变为废墟的村庄，灰飞烟灭，荡然无存。而今很难见到此书，连白先生自己的存书中也找不到。幸亏云南巍山的马云从学长（先贤马联元之重孙）将他珍藏的第一册馈赠，目睹旧貌，感到欣慰。为了让关心它的读者能够了解《文选》的性质，及白老当年编辑这套教材的用心，不妨将其卷首的《穆民文选略例》转录于下：
一、本书所选，或为穆民底作品，或为关于穆民底论述，期能对读者有以涵养其德性，促进其宗教认识，发扬其宗教情绪，并提高其对国家社会之抱负。
二、本书所选，以选中国人底著述为原则，但也得酌选翻译文字。
三、本书共分六册，每册选诗文十五篇至二十篇。并略按教育部颁布的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于第一二册注重记述文，第三四册注重论说文，第五六册注重美文和应用文，以期与普通国文课本相辅而行，备作补充教材或课外读物之用。
四、本书于每篇后，酌附各篇文章底参考资料，内分“题解”、“作者小传”和“注释”，以备读者和教者底检阅。
五、本书为求教育价值底提高，有时对原文表明有删节或改易的地方，这一点，和史学家或考证家自应竭力保持原文者，情形大不同，务求原作者原谅。
六、本书为试编性质。使用本书的朋友们，如发现错误不妥，或困难的地方，请赐函昆明云南大学白寿彝商榷。
三十四年元旦，编者识
从中自然不难领会编辑者的意图，和对本民族年轻一代提高文化素质满腔热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