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总规划，绘蓝图。在丰富实际的基础上，先生经过深思熟虑，对于巨型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编写，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框架，其体例、结构，由四大部分组成，即：叙说部分：把过去研究回族史的成果，回族史的基本资料同应该开辟的回族史的路子，作一个总的论述。
综述部分：对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作综合论述，这种体例，就是现在流行的一般历史的体例。
典志部分：包括关于回族史的各种专题的研究。
人物传记部分：这一部分，白先生着手最早，远在抗日战争年代，就写出《回教先正事略》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又写过《中国伊斯兰经师传》。80年代起，已经先后编成系列丛书《回族人物志》，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元代、明代、清代和近代4种单行本。至于各种专题分类细致、无所不包的典志部分，最初列出9类，后来陆续添加和发展到12类，计分：
（1）地域考；（2）生计考；（3）工艺考；（4）会社考；（5）寺院考；（6）教育考；（7）天文、历算考；（8）医药、体育考；（9）礼俗考；（10）经籍考；（11）金石考；（12）语文考。
这个宏伟、浩大的蓝图，俨然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回族百科大全书”，它将是汇集20世纪以来回族研究之大成的结晶，一旦全部实现，功德无量。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六七十年来，白寿彝先生曾经在相当广阔的领域，从事过多方面的尝试与实践，为回族学学科的开辟与建立，垦荒、耕耘、播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乙·书刊评价概略
白先生对于回族史、回教史研究的成果，是本世纪在这一领域中最引人瞩目的。他的许多开拓性的研究，发前人所未发，在学术界很有影响。关于这方面的评价，有关报刊杂志多有记载，不胜抄引。这里，只略举综合评论和总结性概况的例子。
1．已故民族学家牙含章，在《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一文（此文已作为附录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中高度评价并赞赏白寿彝教授对研究回族史的成就，认为他很好地解决了下面几个问题：
（1）回回民族的来源问题；（2）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3）回族与回教（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4）回族史的编写问题。
2．在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初版）中，第五章涉及“史学”的部分，也以很大比重的篇幅叙述并举出实例，肯定了白先生有关回族史的成就，其要点是：（1）为在我国建立回族学奠定了基础；（2）在回族史研究方法上作了很好的示范；（3）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4）把回族研究与爱国主义教育联系在一起。
以上所举的评价，当然只是大体概括，实际上，白先生对于回族史、回族学学科的建设，既有丰富的实践，又有精辟的理论，都值得重视；甚至包括研究回回历史与文化必须具备的条件，研究者应持的立场、态度、感情等，都考虑得很细致。对于古代回族历史人物族籍的考证，对于有争议的回族人物的剖析，对于学术研究中的观点分歧，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严肃谨慎地看待。因此，在国内外，只要提到有关回族史的研究，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将这个学科与白先生的名字相提并论。
三、学者的作风、学风和文风
年届九旬的白寿彝先生，作为回族史、回族学学科的创立者、奠基者，在70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焚膏继晷，全面丰收，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在培养栋梁之材的高等学府，呕心沥血，辛勤育苗，扶植后代，桃李满天下。他顽强的拼搏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统筹兼顾的工作安排和连续作战的坚韧毅力，为后生晚辈树立了榜样。特别是他那学者所具备的人品、道德、文章，或者说是作风、学风和文风，其影响和感召力是很深远的。
如前所述，先生肩膀上的职业负担和社会重任，以及他在教育战线或学术阵地的地位，都需要他投入许多的心血，相对而言，对回回民族的研究，似乎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一种“副业”，或者“第二课题”，但他对此却情有独钟，“痴迷”执著，坚持始终，使之成为自己整个史学成就中不可或缺的、也是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还直接、间接地关心、扶植、培养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有志于研究回回文化的学生、青年，基本上解除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之忧，大体上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的研究队伍。阅读先生的著作，尤其是某些序、跋和讲话，总会受到启发，获得教益，有很多值得认真学习的东西。比如：
1．对回回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
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回族之家的白先生，热爱自己的民族，对回回文化有特殊的感情，同他成长的环境息息相关。他“从小跟姑祖母诵习阿拉伯文和《古兰经》，受到民族的传统教育”；他的母亲，也“以能诵读《古兰经》受到穆斯林的敬重”（参见《河南教育名人传》中刘雪英的《白寿彝教授传》）。浓郁的民族气氛和家庭前辈的熏陶，对他幼小心灵的影响所打下的烙印，似乎一直在鼓舞他、推动他，使他立下了为祖国、为人民、也为本民族服务的志向。因此，尽管他在大学攻读的专业是哲学史，长期从事教学所讲授的是历史，但他自始自终都以满腔热情抓紧对回回历史文化的研究，并且大声疾呼，希望大家都重视这项工作。从他在民国25年（1936年）为《至圣实录纪年校勘记》（校勘人赵斌，字振武，1926年发表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0年后出版单行本）写的序中，便可看出这种感情远在50多年前已见端倪。序中深有感慨地说：
“在这十年里，世界学术界底进步，真是一日千里，中国底学术界，也在极努力地向前奋进；同时，欧美学者对于回教的研究，也是日进不已，而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相当的收获。反观我们本教人对本教文化的研究，在这几年内，简直不能和教外人底研究相比，未免太不进步。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我恐怕我们回教文化的研究，将要像中国文化底研究之有同样的命运。现在关于中国之一部的史事底研究，必须要阅读沙畹、夏德、洛佛耳、白希和诸家底著作，甚至于中国的看家本事，所谓‘小学’的古音韵的部分，也必须要参看高本汉底《解析字典》。我们的回教史之最好著作，甚而至于《古兰》和“圣训”之最好解释将属于本教人呢？或属于异教人呢？我实不胜其杞忧。这本书的单行出版，我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刺激，能惹起一些波澜。”
字里行间流露的“杞忧”，主要是有鉴于“本教人对于本教文化的研究”太差劲，“不能和教外人底研究相比”，身为回回成员，觉得需要给“一点刺激”，召唤回回人要争气、奋发，要当仁不让，认为回教（族）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确实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2．对学术研究质量的严格要求
白先生从一开始，就认为编写回族史决不是轻而易举，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情，而是必须具有相当高的素养和条件才能够完成它。对于研究人员的功底，提出了严格要求。他在1944年编著《中国回教小史》之际，就开门见山地在《题记》中郑重其事地指出：
“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仅要有这些语言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教外的学者，无论他是如何渊博，究竟觉得隔膜。教内人，虽有的人具备了一两个条件，但还不能具备一些必不可缺的条件。一直到现在，我们见不到一本可看的中国回教史，这实不足怪。这本不是短时期所能产生的。”
看来，这不仅是白先生早期进入回回历史研究领域发出的呼唤，而且一直是他长期实践中极深刻的体会。其中除专业知识与语言工具外，还侧重指出“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并且唯恐“教外的学者”即使知识很“渊博”，也不免情感上有“隔膜”。问题提得多么全面、准确、深刻，标准也提得相当高。
时光飞速流逝，过了38年，当先生的论文集《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即将付梓之际，他又在1982年的《题记》中重申：
“1944年，我在《中国回教小史》的题记中说到，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并提出研究这门学问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现在看来，具备这些条件是不容易的，但是应该争取到这些条件，多一个条件就对工作增加不少便利。当时，我是想逐步取得这些条件的，但受到了各种难以克服的限制，在刚起步的时候就无法前进。因此，我在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工作上，说不上有什么成就。我愿意在这里重新提出来，如果真正想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重大的成果，设法取得这些条件还是必要的。还应该指出，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这在三四十年前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取得工作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
在《题记》中旧话重提，不仅强调了当年的主张，申述回族史学工作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必须努力争取，才能胜任；而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更需要“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是先生长期实践中的切身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