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新的《题记》中，还反映了白先生严格律己、谦虚治学的品德，作为回族史学的权威和学科创建人，尚且认为自己“说不上有什么成就”，于此也足见他对研究者所提的标准与要求，也同样甚至首先用以衡量自己。
更值得注意的是，到1991年，白先生为杨怀中的《回族史论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作序，一开始，又把前引1994年《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的原话再次重申，可见半个世纪以来，这问题还没有解决，47年前所提的要求和条件，仍然有必要强调。他还补充说：
“……但并不是每一位研究回族史的工作者都要具备这些条件，更不是说在具备了这些条件以后，才能进行回族史的研究。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研究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这是白先生在新的历史阶段与治学环境中认识上的提高与升华，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族史研究的状况有了极大的变化，我对于研究这门学科的体会，也有了一些发展。”可见他对治学的自我要求越来越严格，对研究工作者的希望，也越来越高。
3．对立论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为人处世，待人接物，评判是非，区别善恶，贵在实事求是。白先生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学者，一位享有声誉的史学家，无论治学为文，教学讲课，总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向以对待问题实事求是著称。记得在十年浩劫中，“四人帮”含沙射影地搞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搞所谓“评法批儒”、盲目“歌颂”秦始皇。在那混乱复杂“祸从口出”的风险岁月中，舆论必须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当时评赞秦始皇之风甚嚣尘上，但白先生却坚持真理，无所畏惧，写文章、辟讲座，评论历史人物秦始皇，援引史实，功是功，过是过，实事求是，一分为二，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被“时尚”左右迷惑，体现了光明磊落的学者决不趋炎附势的人格与情操。
在回族史研究中，白先生也一贯主张必须实事求是，例如对于回族历史人物的剖析、评价，总是把人物放在他当时所生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考察其全部活动，根据其对历史发展与社会进步所起的作用，给以恰如其分的结论。以元代人物为例，如对赛典赤·赡思丁的卓越功勋予以充分肯定，而对于“奸臣”阿合马则持如实批判、也不全盘否定的态度。总之，力求客观、公正、谨慎、严肃、确凿有据。这些，也同样反映了学者的治学态度和追求，且看先生为杨怀中《回族史论稿》所撰写的序言，态度何其鲜明：“在治学态度上，不虚构，不夸大，不说没有根据的话，不迎合时尚，不苟于立异，不简单重复别人已有的成果，也都非常的重要。”
4．对争议认真细致地谨慎看待
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和特殊的异常氛围中，即便是在学术领域，有些问题偶或也会表现得十分敏感，仿佛是应该回避的“禁区”；在回族史学阵地，似乎也会碰见类似情况。例如族教关系问题，主要是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本来是个长期以来被普遍关注而存在分歧的老问题。对于学术问题有不同观点，认识有差异，是正常现象，应该容许各抒己见。但曾经有一阵子，围绕伊斯兰教对回族形成的作用问题，究竟是纽带作用、是联接作用、还是决定性作用？争论激烈。由于扣帽子、打棍子、揪辫子的残余阴魂未散，出自人为的因素，弄得剑拔弩张。有人对不同于自己的学术观点，表示要同60年代针对赫鲁晓夫而发的“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那样，写“九评”批判，实际上已发表了“三评”，并且有人配合、响应。针对这一类敏感、尖锐的议题，深切了解个中情况的回族史学权威白寿彝教授，曾经通过专门对全国回族史讨论会的长篇讲话，反复地、耐心冷静地进行分析、论述，即1984年9月《关于回族史工作的几点意见》（全文已收入《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文章中指出：
“最近这几十年，特别是解放后这些年，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伊斯兰教是个宗教，回族是个民族，它们两个不一样，在概念上不一样，在实质上也有区别。这种说法，我看是正确的。但是在相当多的同志们的想法中，不一定全面。这就是说，只看到族和教有区别的一面，没有看到它们相联系的一面。有不少人看到了教与族的联系，但是在过去那个政治条件下，有些人不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嘴里一边说，宗教跟民族不一样，但是思想上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这两年，又有少数同志提出来，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关系。我想这一点也是可以承认的。但究竟有多大的关系，究竟有什么关系，还是应该进一步研究的。我近来有这样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对于回族来说，伊斯兰教是这个民族的一种民族形式。这不只表现在宗教思想上，宗教活动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生活上，家庭生活上，我看这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
文章简略综述了人们对这个老问题的认识过程与争议焦点，提出自己近期的看法：伊斯兰教是回族的“一种民族形式”。这是同大家商量的口吻，而不是把这种新的观点强加于人。先生在探讨问题时，特别注意挖掘了“在过去那个政治条件下，有些人不敢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原由，挖掘了“思想上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对此大惑不解，板起面孔说教；再联系先生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的回族史学工作者“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这句肺腑之言，人们都深切感触到先生真不愧是祖国胸襟豁达的史学家，真不愧是回回民族自己心贴心的学者。
在同一篇文章里，先生还概括讲述了关于族、教关系的基本观点，并着重指出产生争议的是学术问题，应该允许提不同意见，应该平心静气地讨论：
“如何全面地看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是我们今天研究回族史应该多注意的。伊斯兰教在回族史上有它的重要意义，也不应该把伊斯兰教说成是回族形成的唯一因素，说成是回族发展的重要因素，恐怕这样说也是有问题的……今天我们的政治条件很好，允许大家提不同意见，特别是在学术问题上，我们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看，是不是可以把不同意见展开，把这个问题能够进一步解决得好一点。我还想说这样一句，就是说，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的原因，对这个问题好像是比较敏感，容易动感情。我看，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学会冷静地讨论问题。”
白先生在大声疾呼：讨论学术问题，“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这是回族史学前辈发出的紧急呼吁！是真诚希望不要感情冲动、不要上纲上线，要把问题引向正常学术讨论的轨道。当然，不太正常的气候终究只是短暂的，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树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整个学术领域，干扰逐步排除，偏差逐步消失，“帽子”公司逐步停业，使学术空气日趋正常。处于这种大环境中的回族研究工作，也是如此，小环境总是随着大环境的改善而改善。但回顾当年，面临错综复杂的处境，白先生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认真细致地谨慎看待，循循善诱，学者的风范确实令人钦佩。
5．对未来高瞻远瞩的宏伟规划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最使后生晚辈敬佩惊叹的是老教授、老学者的学术园地依然闪烁着、放射着青春的火花。在长年累月呕心沥血完成那部一千余万言的巨型《中国通史》之际，喘息未定，即马不停蹄、手不停挥地计划和组织卷帙浩繁的大型回族史和大型伊斯兰教史的编写，并且精神抖擞，充满信心。综观先生的风范及宏著，高山仰止，心向往之，深感文如其人，人有其品。
忽然想起十几年前《北京晚报》以《衣带渐宽终不悔》（发表日期已记不清楚）为题的一篇对白寿彝先生的访问记，更回忆50多年前先生“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带眷口”（当时除师母和6个儿女外，还有教授的老岳母）漂泊在西南大后方的情景。那时，先生三十开外，清瘦高挑的个子，身穿蓝布长衫，授课、著作之外，柴米油盐酱醋茶，成天为糊口奔波；空袭警报一响，还得扶老携幼，躲避敌机的轰炸扫射；生活相当艰苦，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自得其乐，硕果丰收，诚如鲁迅所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及至新中国成立，先生正值“不惑之年”的“黄金”段，从南国调到首都，在教学、科研方面，今非昔比，有了安心稳定的治学环境，有了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转瞬之间，倏忽又是50年，其辉煌奉献更为突出。而今，在文化园林建造了《中国通史》这座大厦之后，手里又捧着一幅为回回民族精心设计的建筑蓝图。看到这位九十高龄的老前辈，容光焕发，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朝气蓬勃，胸有成竹地在把远景规划列入未来的议事日程，说是“新的学术生命刚刚开始”！壮哉，斯语也！确实“宝刀不老”，一似当年，胜似当年！聆听豪言，使未老先衰、早已暮气沉沉的晚辈惭愧得不敢抬头。
时值先生九旬寿辰，由衷地敬祝恩师健康长寿！敬祝恩师学术生涯青春永驻！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