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仰望高山——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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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积累四十年终成四册书——回忆白寿彝先生主编《回族人物志》(3)

1984年11月22日,讨论郑和传文。白老说,“郑和行香碑”说蒲和日是蒲寿晟次子,年头对不上,就说是“蒲氏后裔”。家谱上是“日和”,行香碑写的是“和日”,从文字上说应是“日和”顺一些。七下西洋可否合为一段。元代开放,征日本要蒲寿庚造船,蒲给百姓讲情。当时漕运上澉浦、杨家港有回回水军万户府,郑和航海技术继承宋元回回航海技术。郑和航海时,中国走在世界前头,此后中国落后了,西方文艺复兴上去了,距离从此拉开了,明代是一个关键的时代。文章要组织,没上去,摆着的。为什么赐姓郑,不管这些事,太碎了,跌下去了,要删去,要站得高一些,作为一个材料行,作为传记不行,他究竟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郑和的商品交换,看《诸蕃志》写货物的专章,有进的有出的,说明郑和下西洋时哪些商品是传统的哪些是新产品。马欢的书要写一笔,他记载了各地穆斯林风俗很有贡献,给马欢一个小题目。回族学者写回族的文章,要以理智服人,不能感情用事,情甚于理,适得其反。

1984年11月23日上午,讨论马守应、常遇春、沐英传文。白老对马守应传文说,一开始把陕北起义农民艰苦生活背景应突出一下。与李自成关系交代一下。架空的话少说。评价上注意,不要全面肯定全面否定,留有余地,就事论事。张献忠、李自成矛盾大,马守应与张不错,和李关系最好,主要是李这边的。马守应部队战斗力强,转战河南、湖北、长江一带。称号“闯王”者,不是李自成一人,老回回也不是马守应一个,是指部队。文章可下挂清初在长江两岸的斗争,并和清初米喇印、丁国栋斗争联系起来。“革命”是推翻旧的生产关系代以新的生产关系,农民起义是打倒前朝建立新朝,不是改变生产制度,这里应说是“起义”。封建时代农民不是“革命”,无产阶级是改变生产关系,是“革命”,提法上注意一下,现在“革命”一词乱提的。过头的话改一改,闲字闲话去了,要踏实。马守应文章过去没写过,写一写有影响。马守应一文独立成篇,作为明代一本的最好一篇,压台。

常遇春的画像,大耳环,皮帽子,色目人的样子。战争过程写得太碎了,太细了,要去枝节。有些与常遇春无关的事也写进去了,要去掉。写他在几个大战役中的作用和在朱元璋事业中占怎样的地位,突出一下,话不多,摆在合适的地方。结构调整一下,前边讲行政、军纪的调到后边立一个小题目,可参考《明史纪事本末》,共立4个小题目就行了。徐达是帅才,常遇春是将才,称作“常十万”。一般写文章先来个帽,后边小题目,不要拖,一开始就是小题目,这样好。这篇文章大毛病没有,但写得嫩,这是水平问题,要锻炼。常遇春父亲是个阿洪,费信是回回,在南京修礼拜寺皇帝问多大,他说“一马之遥”,这三件事前边都加“传说”或“据传”二字。

沐英这篇不如常遇春那篇,小题目都是官名,不好。小题目要表现出人物、事迹特点来。他战功不及常遇春,功在云南。沐英独立成篇不好。

1984年12月4日上午,讨论马文升、胡大海传。白老说,马文升传文章不错,有两个问题:一是忠君爱民问题,爱民是为忠君,马文升在理论上是否这样认识的,人是有感情的,人民遭灾,他同情,忠君是长远的。二是朝廷与边防问题,当时叫边防,现在不是“边”了,要看成是中国的事,石城土达事,是起义,是叛乱,说不准,就客观叙述,不要定性。不能说少数民族都是叛乱,写成“少数民族纠纷”。马文升会作官,否则几朝官干不下来,他有一套办法,不要光看文字记载,要从情理分析。封建时代一个人的一生重大失败,后人给写传能写好。评论马文升是不能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要具体分析,就事议事,历史文章要注意这一点,写马文升可推动明史研究。

胡大海传写的散,文言文太多,人物对话可改为现代语言。胡大海为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立了功,他没有战略思想,只是打仗,要分主次。主要的多说些,细节少说或不说。突出他的治军三条,放在最后压阵,烘托人物。

1984年12月7日下午,讨论明代文学卷和冯胜、冯国用传。白先生说,丁鹤年传文字流畅,文章要修改。引诗太多,太重复。说丁鹤年是忠孝诗人,这是老观点,今天怎么看,不太好弄。丁对元朝的态度如何评论?忠是政治问题,孝是道德问题,今天怎么评价“忠孝”,牵扯到对儒家的评论。对丁的诗艺术上内容上分析不够,现在的艺术分析,流行的就那么几句话,对谁都套。丁鹤年的诗内容贫乏,变乱的时代人民生活痛苦,看丁诗中有无反映。从丁鹤年的人品看很严正,不苟同,不随波,是一个悲剧人物。应该说明朝比元朝好,是一个进步。

金大车、金大舆的集子查《金陵丛书》,刘智《天方典礼》也在内。这一卷是文学卷碎一些,人多,没抓起来。编排紧一些,小题目可分云南诗人、金陵诗人。

冯胜、冯国用的传文,第一节一会儿写冯胜,一会儿写冯国用,一会儿写朱元璋,一会儿写功臣名字,把文章扯得太开了。第二个小题目中“促进边患”这个提法不好。“蓝玉要纳哈出穿衣”,这个细节在“蓝玉传”中也是同一个写法,废话太多。放着传主不管,老解释朱元璋、蓝玉的事,这都砍,得砍一半。朱元璋纪律严明,这一点好,这是成功的原因。武将是这样,出身低,注意纪律,一旦成功,忘乎所以。冯胜、冯国用分开写。取吉庆,要肯定,但不能说是照他的话取得了天下。

1984年12月11日上午,讨论赛哈智、胡登洲、詹应鹏、张忻、马沙亦黑传文。白老说,从赛哈智以后各地修建礼拜寺,多敕建,有了法律根据;胡普照了不起,经堂讲学从他开始,“太师”者,太老师;詹应鹏的《群书汇辑释疑》中把杜环《经行记》“大食敬天”和清净寺碑说“事天”的“天”与回民所说的“主”区分清楚了。文中提到“教”与“道”,水平高。根据《中庸》说,道是本然的,依据本然教育人是教,运用儒家词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儒家思想解释伊斯兰教,不像刘智用伊斯兰教附会儒家。詹应鹏、张忻二人用普通的语言阐释伊斯兰教,开创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张忻与王岱舆是同时代的,谁先谁后难说了。

耳提面命,细心指导,限于篇幅,兹不赘引。白老曾说,《回族人物志》出书的同时,能带一批人出来。参加人物志编写工作的,有宁夏社会科学院丁国勇、穆祥云、杨怀中,宁夏图书馆丁力,中央民族学院马寿千、林松、李松茂、马启成、白崇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恩惠、穆宝修、黄庭辉,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朱桂同、刘雪英等同志。我们大家在白老的带领下,接触了回族史的第一手资料,增长了文化素养,经历了一次写作锻炼。1992年11月25日上午,在白老家里召开了人物志总结座谈会,由我主持会议,在京的编写人员都到会,大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一致感谢白老的教诲之情。白老最后讲话说,必须读书,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要打下基础。文章要有风格,风格不是学来的,是自然的熏陶。二是史学著作,读刘知己《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三是马列著作,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接着说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世界大变动,西南西北回民起义是在国际国内大变动形势下出现的,它是变动中中国社会的一个方面。《回族人物志》近代卷应在这个大背景下去写,才能写出时代特征,文章才有魄力,有气魄。现在稿子没写出时代背景,缺少气魄。最后集体摄影留念。

临别的嘱托

《回族人物志》近代分册,基本定稿,我要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回宁夏了。1992年11月27日上午,我和丁力同志去向白老告别。一坐定白老就说那天有的同志谈人物志是里程碑,高了,人物志是个创举,还有好多人物没发现,已发现的有的也没写进去,以后有机会再补写。同志们接触不多,容易满足,认为我们的书不错。4本书资料一半,自己成果不多。就回族史写回族史写不出来,也研究不出来,得有多方面的基础。不能把回族史研究看得简单了,很难。不能光读回族史,以后要读中国史。中国学问没底子不行,要抓住重点,有几部书作底子,重点看几部书。接着白老介绍他本人解放前后求学和教学的过程,他说当时在云南天天跑警报,写《回教先正事略》时在云南村庄听警报,晚上住在沿途小礼拜寺内,利用这个条件搜集些资料,不容易。现在会多,都有行政责任,要化整为零挤时间。白老关心宁夏回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回族所的学术建设,他说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所要有懂阿拉伯文的,有懂波斯文的,有专门了解国外研究回族成果的,要培养专才。又说,是否考虑派人出去作访问学者,开拓眼界,光在宁夏眼光短小看不见,提不高,这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方面。要给条件,也派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半年,带题目,有人指导。自学成才慢的很。有一天到宁夏作研究生、作访问学者就不错了。白老又介绍了他对编写回族通史的设想,第一部分为序说,写回族史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过程;第二部分为综述,定回族历史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传记,写人物群像;第四部分为典志。此前白老已考虑典志方面应包含地域、生计、会社、寺院、教育、礼俗、经籍、金石、语文等内容。他的这个思路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告别时,白老嘱咐注意身体,老年以后近视不一定减轻,甚至继续加深。今后要担担子。不是晚辈关心长辈健康,而是长辈叮嘱晚辈注意身体,一片舔犊之情。

从白老家里出来,站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望着图书馆,望着史学所楼房,望着我住过的工12楼,有无限依恋之情。回想我追随白老求教的过程,冥冥之中似有一种缘分。1951年我在甘肃靖远家乡读初中,读到了白老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一书,1953年读到他的《回民起义》4册书,1954年给白老写过一封求教的信,1956年经马坚教授复信介绍又读了白老的《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和《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2本书。年轻的心灵中对白老深怀尊仰之情。1958年我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分配来宁夏文教厅文化局从事回族历史文化资料的调查搜集工作,1963年6月我赴上海参加全国九项全能武术锦标赛,路过北京专程前往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拜访白老,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白老。白老正在开会,告诉我他家的住址,要我晚上到他家去。当晚我准时来到白老家中,在白老的客厅里,一个著名的学者热情地接待一个风尘仆仆的冒然来访的青年人。此前我曾将一篇写宁夏回族历史的稿子寄给白老,望其指导。白老说,你那篇文章收到了,文章题目太大了,像是大帽子底下站了个小人,这种文章不好写,应是小题目之下写大文章。我问搜集到一些回族口碑资料,如何编排。白老说,把这些口碑资料一条条串起来,先写口碑资料,再写搜集这条资料的时间、地点、讲述人的情况,如果资料多了,可成一个长编。最后白老又问我读什么书,青年人要多读几本书,把基础打好,就好比下场子表演武术,必须早晚踢弹腿,有了弹腿功下场子表演就容易了。白老将我送出大门,经过天安门灯火辉煌,心里十分敞亮。回到银川后,轰轰烈烈的社教,接着又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什么事也干不成了。1972年2月,那时我在宁夏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工作,出差北京,顺便前往北海后门新华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看望了白老,知道白老参加标点《明史》工作,那个年月有很多话但又无话可说,亲眼看到白老精神尚好,心里也就踏实了。后来,在宁夏听说四人帮在北京师范大学考教授,要老教授做数学题,蓄意侮辱老学者,白老拒做考题拂袖而出,我们既钦佩他的气节,又为他的处境担心。1982年2月,我已调入宁夏社会科学院回族所从事研究工作,白老组织人力编写回族人物志,我忝列门墙,受教于白老席下。当时白老考虑编写人物志同时,由北京师范学大学史学所与宁夏社科院回族所联合办一个《回族史资料》的刊物,根据白老的嘱托我组织并编好了第一期稿件,因期刊登记手续未办妥,暂时搁置下来了。后来我回到宁夏经向各方面疏通,争取各方面支持,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于1990年6月4日,正式批准宁夏社科院回族所主办《回族研究》季刊。这是一个国内唯一的全方位研究回族的学术刊物,已出刊32期,深受学术界和回族人民的欢迎,白老实有首倡之功。从1982年2月至1992年11月,是我一生最有意义的11年。现在要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了,心里另有一份遗憾之情。白老主编人物志,既全局布划,具体指导,又撰写传文,却未领一分钱的稿费。1984年夏天,我们将《回族人物志》元代分册的稿费标准及每个作者应得稿酬拉了一个单子,晚上我去向白老汇报,白老说同意,照这个稿费单发给,给我自己不要开稿费了。我说有您的文章,您又全面主编,应该开的。他说:“我搞了一辈子历史,晚年了总想为自己的民族做点事,我如果拿了这个稿费就不值钱了。”从此,人物志元、明、清、近代4册,我们都未给白老开稿费,白老辛苦一生,指导11年未领一分钱稿费。我们亲眼看到白老过着一种学者的俭朴生活,他应该拿这笔稿费,但始终未拿。白老的人品和学品,为我辈后学树立了榜样。

今逢白老九十华诞,我远在塞上宁夏,遥望京华,恭祝白老健康长寿。

参考文献:

①《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②陆峻岭编:《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原文刊载于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