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桂同
《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以下简称《论集》）是白寿彝先生70年来从事中国民族史、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研究成果的结晶，每每读起都会有新的启示和提高。近时，拿起《论集》再读，深深感到了先生对民族宗教的学术研究，不仅倾注了饱满的民族感情，而且处处保持了严谨的科学态度。民族感情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从事学术工作，特别是从事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先生为我们作出了典范，他在《论集》中有关这方面的一系列论述对我们从事民族、宗教研究的同志们是很好的指导，这里仅作一些陈述。
中国民族史犹如一座浩瀚的海洋。中华人民共和国甫建之初，这座海洋是那般地清冷、封闭与僵老。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迎着时代的呼喊，出现了新中国第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民族史的学者，白寿彝先生便是其中的开拓者之一①。白先生开拓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首先起步于中国的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先生刚刚踏上社会，就开始了对回族史（当时称回教史或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
先生是一位回族历史学家，他带着赤诚的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感情着手回族文化的考察、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是与当时的时代有密切关系的。白先生“成长的历史背景对他的一生具有重大影响。他于1932年在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我国各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回回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的一个成员，它的命运与中国各民族的命运是共同的，每个民族的先进分子，都不能不关心国家的命运，不能不关心民族的命运。作为回回民族先进分子的白寿彝同志，毅然投身于当时的救亡活动，而从研究本民族的历史着手，由此唤起回族广大人民的觉醒，振奋民族抗敌精神，他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正确的”②。这段叙述，确切地道出了白先生深厚民族感情的源流。1937年白先生代顾颉刚先生作《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文中他也直言不讳地写出民族危亡激起他强烈的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以及作回族史以唤起回族和各民族人民造成合作大事业的目的和决心。他写道：“直到东四省失掉，日本的大陆政策给我们以严重的压迫，才使我注意到边疆，因注意边疆而连带注意到西北各省最有力量的回教，因注意回教而和教中人士多所往来，才敬佩他们信仰的忠诚，团结的坚固，作事的勇敢，生活的刻苦，使我亲切地知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亦有沉重的负担。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的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此后，他足迹遍及西北、中原、西南、东南各回族聚居区，了解回族，撰写了大量有关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文章和著作。
随着回族史研究的深人，先生亲身体会到培养民族感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中国回教小史》一书。书的题记中写道：“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并告诫研究这门艰苦学问的人，除具备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献等多方面的条件外，“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③这里所说的“回教的精神”、“回教人的心”，就是回回民族的气概，回回民族的性格、气质、感情等回回民族内在的素质，内在的情感世界。我说的民族感情我想应该包括上述的这些内容。白先生对回回民族的感情最了解不过，正是这种纯真的、浓厚的民族感情伴随着他70年来的回族史、伊斯兰史等民族宗教方面的学术工作。
白先生的学术领域宽阔。他在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民族理论等方面的渊博学识造就了先生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哲理性和科学性。具体到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先生注重民族感情，但他更注重民族感情和科学态度的结合，他所论述的民族宗教方面的各类问题，无不渗透着这种感情和理智的密切结合。对科学态度的培养和树立，先生的论述在《论集》中也随处可寻。他说“回族史研究的开展，需要加紧理论上、政策上的学习。在理论和政策方面，我们应当加紧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著的学习和党中央有关民族政策的重要文件的学习”。看问题的科学态度来自理论方面的积累和修养，“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须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先生要求“研读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回族史的‘专门工作者’，必须有‘专门的修养’，这专门的修养之一就是对中国史要有研究，至少对中国史有点必要的了解。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和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就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正因为你要搞这一点，要把这一族的历史搞好，就更应该看得宽一些，看得远一些，知道得多一些。懂得整个，从整个看局部，那才看得清。从局部看局部，怎么能看清楚？这很要紧。要有中国通史的修养，中国史学的修养。要懂得我们史学方面有什么成就，怎样写历史，这是很必要的。”白先生多次强调“必须读书，一是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要打下基础。二是史学著作。三是马列著作”。他说：“就回族史写回族史写不出来，也研究不出来，得有多方面的基础。不能把回族史研究看得简单了，很难。不能光读回族史，以后要读中国史。”总括以上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民族感情来源于对民族的了解，科学态度来源于理论的学习和运用，二者的结合才能使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等民族宗教学术研究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
民族感情和科学态度的结合要在人的身上来体现，这就涉及到回族史研究的专业人员的队伍建设问题。研究回族史不是件容易的事，研究回族史的专业人员需要具备的条件白先生多次提出，对这支研究人员的队伍建设先生也给予很大关注，他几次呼吁人员要增加，队伍要扩大，要培养第三、四代研究回族史的人才，“人太少了，不容易承担这个任务”，与此同时，先生强调“光人多不行，还要讲质量。要进行基本训练，没有基本训练不行”。关于基本训练的内容，先生说“基本训练没有边。为什么没有边？因为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发展，历史科学在发展，对回族史工作要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基本训练一方面要不断更新，又一方面，不断地要求复杂，要求更宽”。谈到基本训练，先生也不客气地指出了我们回回民族思想素质的问题，他说：“我们这个民族，从历史上看，里边大量成员是个体生产者，其中包括大量农民、大量手工业者、大量的小商人。这样的民族历史，在意识形态上，往往表现一种保守的形式，缺乏大志。我个人觉得应该正视现实。在回族史的研究工作上，也有这个问题，看得太近，看得太容易。”今天来理解先生的这些提示，觉得更为现实，时代迅速发展，对我们从事民族宗教研究的人员要求也更加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