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回族史不是回回一个民族的事情，应倡导和欢迎族外的同志们参加研究。对族外的人来说，民族感情的培养会更加困难，我想这个问题也不该回避，因为经过努力任何难事都是可以完成的。牙含章先生曾坦率地这样说过：“元朝把中国各民族人民分为四等，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早先归顺蒙古的汉人），四等为南人（最后归顺蒙古的汉人）。这四等人的政治待遇与社会地位是有很大差别的。元亡后，明朝把这四种等级取消，随之，色目人很多都改用了汉姓汉名，久而久之，民族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了。除了回回之外，其余色目人的后代都加人了汉族的行列，惟有回回是例外，它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形成了一个民族意识非常强烈，斗志昂扬，生命力旺盛的新民族。用什么道理来解释回回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呢？延安时期我们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当时参加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的同志都是汉族，又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说实在的，对于回回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感情，以及他们的宗教信仰，我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亲身体会，所以回族与回教究竟是什么关系？回教在回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没法做出透彻说明。”白先生在《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也坦言地说，研究回族史，“教外的学者，无论他是如何渊博，究竟觉得隔膜”④。当然这都是四五十年以前的感觉。但两位先生这里所讲，绝不是说非回族人不能研究回族史，只是觉得外族人培养民族感情有一定的难处，只有从心理上、感情上去接近，深入了解回族，读懂了回族，才能更好地从事回族史研究。而今天的事实也已证明，回族史已走向了世界，国内外许多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同志，不仅与回回民族已结下了深深的感情，而且成为回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几十年来辛勤耕耘在回族伊斯兰史这块学术园地，他们讲回族史，写回族史，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回族史研究生，他们的成果众人瞩目，有力地推动着回族伊斯兰史的研究发展。人们常说旁观者清，从事回族史研究，虽然回回本民族的人在民族感情上，可以说是占绝对优势，但自己往往受民族感情的牵动，重于感情而忽视理智的时候也常有出现。先生自1982年组织编写四册本《回族人物志》以来，常常提醒编写组的同志们说：“一沾回回就有感情，这是文章的损失。”“回族学者写回族的文章，要以理智服人，不能感情用事，情甚于理，适得其反。”先生这些富有哲理的精辟论断，我们要铭记在心头，实施在行动，我们的回族史研究将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先生研究回族史，把民族感情和科学态度的紧密结合，使他对许多问题的思考更宽宏、更通达，从而表现出一个学者豁亮、坦荡的思想和胸怀。他敢于解放思想，破除狭隘观念，超脱一般习俗地分析回族文化的根根源源，让人十分信服。1983年10月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召开的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上，他的录音发言中讲到回族和汉族关系时说：“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在这里提出来的，就是回族人研究汉族文化，对汉族文化所作的贡献，算汉族文化，还是算回族文化？我过去有这样一种想法，觉得回族人用汉字、汉语、汉族传统，写的诗词，作的文章，不能算是回族的文化，现在看这种想法太狭隘了。回族人在文化上的贡献，不管用什么形式出现，还应该算是回族文化的一部分。同时，还应该站得高一点。这些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必斤斤计较，是这个民族写的、还是那个民族写的，不必这样。只要写出成绩，这就是他的功劳。回族人写的，就是回族人对祖国文化上有贡献成就，我看这个问题就好办了。不要讲得太狭隘。别的兄弟民族也有这个问题。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文字表达上，都是用汉字。在日常生活上，在学习上，也都是用汉族文字。我看这没什么不好。我过去说过这个情况，这是回族一个很方便的条件，在学习上，在工作上，跟汉族接触没有困难，这就有利于接受汉族的先进东西，也有利于把我们的成果跟广大汉族群众来接触，对进行民族间的交流更方便。我看这是个好事情，不要把这个问题限制得很局促。过去我们写回族史，对于回族的诗人、画家、词人，也写了上去，在思想感情上觉得不够味儿，这实际上也是狭隘的民族观点。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思想解放。这样解放以后，回族史的内容就多了，就可以丰富了。从本民族看，可以看见更多成果；从民族关系上看，看见更密切的民族关系。这是好事，也是科学的，也符合政治要求。”这一段的讲述，先生站在了高处，把回族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提到了民族交往、民族团结等民族关系的深层次问题上，显示了先生情系中华、情系各民族的伟大情怀和求真态度。
编写一部大部头的，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的回族史是先生几十年的心愿，他一直为这项大的系统工程做着各种准备工作。这部新型回族史，先生设想有叙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说到这部大书要具备的特点时，先生说：“第一是科学性，要写得确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民族感情问题，一说某人不错，总要说得越多越好，好像这样才过瘾。我看不要那样搞。但也不要客气，应该肯定的还得肯定。第二要有资料性。有些原始性文件，各种重要的议论，可吸收进去，这是可以的。有了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说的内容更充实，如不要原来的文化，不要原来的作品，纯粹用我们自己写的，那就让读者跟历史记载又隔了一层，反而不好。所以资料的应用问题很要紧。”1982年，在先生主持下首先开始《回族人物志》的编写工作。历时十载，由元代、明代、清代、近代组成的四册本《回族人物志》全部出齐。在四册书的编写过程中，先生紧紧把握住写人物传记的主导思想和使用材料的分寸这两个关键问题。研究历史人物，历来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具体到研究回族历史人物更困难，各个时代的人物有各个时代的特点和个人的不同思想，这对作者的要求更高了。如写清代人物就是个难题。先生在《回族人物志》（清代）题记中说：“写清代人物传记，也有应该注意的两个特点。第一，清代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错综，情况复杂，而且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多属于官方性质，真相往往被遮掩起来。透过官书所形成的迷雾，和对现实历史状况进行分析，需要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和史料上的深入分析。第二，这一时期的宗教学者和文学家、诗人都相当多，如何对他们进行适当的评价，这需要有关专业方面素养的积累。”这专业方面素养的积累，我们能意识到是指研究回族史的专业人员，应该具备的业务能力、心理素质和理论水平方面的修养。王岱舆、马注、刘智和马德新是清代有名的四大宗教著作家。先生很赞赏这些中国先辈的伊斯兰学者。他说：“中国穆斯林的宗教学术工作，从总的方面来说也有它的传统特点。穆斯林宗教学者知道注意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和需要，并宣传爱国家、爱邻里朋友、反对共同敌人的思想。他们对不同的宗教见解，采取讨论的态度，自抒己见的态度，不夸张派间的纠歧，不采取打击不同宗教的态度。事实证明，这样的态度很有利于穆斯林内部的团结和全国各族人民间的团结。”这是1965年先生在《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一文中的论述。先辈宗教学术工作者的民族宗教感情和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结合完好，以及这种结合所带来的有利影响，和所达到的目的都是我们今天的回族史工作者应仿效和学习的。
编写《回族人物志》，先生多次强调这样几个原则：一是要认真地读点理论书，用理论指导写作。读书不能只看结论，而要从思维方法上去学习、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二要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强调了本民族成员应该怎样评价本民族的书（当时参加编写《回族人物志》的人员中，回族占绝大多数），首先要有民族自豪感，但不能搞民族主义。回族人有成就，可以拍着胸脯说。没有，也绝不能添枝加叶，感情用事。三是要把一个人的一生的思想、事迹真实可靠地写出来，要写出人的个性和特点。通过人的思想描述，还要反映时代特点，社会面貌。四是要科学地使用文献资料。对原始资料要认真消化，要下功夫把它变成自己的话，但仍要保留原文的份量。五是文章要干净，语言要精炼。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要求，其内涵极为深刻，既包含了研究回族史应有的民族感情，也包含了科学态度的重要作用和文字水平的增色添彩。所以四册《回族人物志》的成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民族感情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成果，对全书近四百个人物，给予了客观公正的叙述和评价，从而使这些有历史功绩的回族人物得到了宣扬，也使人们更多地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历史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间，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已大大地推进了一步。许多有资历的年长一些的回族学者，他们对回族文化的研究已硕果累累。还有许许多多的青年学者，也在民族宗教研究工作中开辟了道路，作出了可喜成绩，但今后还有很长的路。正如先生说的，中国回族史“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而且回回史的研究不只是回回这一个民族的事情，回族学是国内外学者注目的世界学科。我们应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保持我们本民族的豪爽气概，汲取先辈的成功经验，遵照专家们的敦敦教导，团结各兄弟民族的学者一起以饱满的民族感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地把回族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进程，走进21世纪的前列！
参考文献：
①刘先照：《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代开拓者——评白寿彝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载《历史科学与历史前途》，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5页。
②牙含章：《回回民族的杰出史学家》，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97页，。以下未注明者，皆引自此书。
③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④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页。
（原文刊载于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