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英
白寿彝先生，字肇伦，经名哲玛鲁丁，1909年生于河南开封，回族。先生撰述繁富，讲学每多新解，可记的行事，可传的议论，都是大量的。我现在只能就个人所知，依照时间先后，写成事目，编先生学谱一卷，只能记其事，不能求其全。如果这篇《学谱》能对先生学术思想脉络的发展有所反映，对后之学者能起点指点门径的作用，那就是我最所希望的了。
又，《学谱》截至日期是在1994年，是为贺先生85华诞而作。今逢先生90华诞，有必要将《学谱》延续，对前之《学谱》不够充实的地方，不够确切的地方，有必要记述更清。先生的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是紧密相联的，这是一个史学家必备的条件。希望所增补的内容，能够将先生作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的风貌和形象反映得更加真实、生动。
1925年，先生16岁。到上海文治大学求学。
文治大学是个规模很小的私立学校，但聘请了很好的教师，如陈去病先生教词，胡朴安先生教文字学，顾实先生教《汉书·艺文志》等。陈、胡二先生都是“南社”的成员，他们不但书教得好，且思想也很激进。
在文治大学，先生结识了顾留馨同学，结为同窗好友。55年后，先生在为时任上海市武术家协会副主席的顾先生著《陈式太极拳第二路—炮棰》一书作序中写道：“还记得留馨读《庄子》入了迷。他买了一部《庄子集解》，晚上有空，就诵读起来，并多次就庄子的观点跟我抬杠，要把我说得无言可答，他才得意洋洋地收场。还记得有一次，他读书入迷，随手把一根火柴丢在字纸篓里，碎纸立刻燃烧起来。有的同学吓得大叫，留馨却从容地放下书本，从床上拿起毯子往篓子里一盖，火头立刻压下去了。这两件事，一直到今天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26年，先生17岁。由于发生了江浙战争，先生回到河南开封，在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继续读书。在那里，被稽文甫先生视为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1927年，先生18岁。北伐战争开始。先生重返上海文治大学读书。
1928年，先生19岁。在上海《民国日报》4月23日《觉悟》版上发表了《整理国故介绍欧化的必要和应取的方向》。
这是先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当时，整理国故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很活跃。先生在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主张中西并取，用其所长。后来在他所写许多文章中，还不断反映这种观点。一直到今天，他始终坚持对于西方的文化采取借鉴的态度。这也是他后来形成的历史文献学学科思想的端倪。
1929年，先生20岁。出版《开封歌谣集》。
先生早年对民间文学、民俗学就有兴趣。在歌谣集出版后，他还写有《中国古代的龙凤龟麟崇拜》和《关于处女的迷信》、《五行家底歌谣观》、《殷周的传说、记录和氏族神》、《民俗学和历史学》等文章。后来他在燕京读研究生时，还阅读了民俗学名著《金枝》。50年后，1978年的夏秋之际，他与顾颉刚、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联名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建议并成立了民俗学会及有关研究机构。
同年，在开封创办《晨星》半月刊，后迁北京改月刊。这是以文艺为重点的文史方面的刊物，《河南日报》编辑陈治策倡议创办，并任主编。先生担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这时，先生已写成《先秦思想界三大师》，论述孔老墨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将其中的部分篇章在《晨星》发表。
同年9月，先生考入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此后3年，在黄子通先生指导下，研究两宋哲学，发表关于朱熹的论文多篇，后又编《朱熹辨伪书语》一书。
先生关于朱熹的论著，已发表者有《从政及讲学中的朱熹》、《朱熹对于易学的贡献》、《周易本义考》、《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朱熹底师承》等。先生还编有《朱子语录诸家汇辑》148卷及其《序目》发表。《朱熹辨伪书语》一书，顾颉刚先生校阅书稿，由北京朴社1933年出版。
1935年，先生26岁。创办《伊斯兰》半月刊、《大河杂志》和《新儿童》半月刊。
先生在《伊斯兰》半月刊第4期发表《中国回教史料之辑录》，这是他申论回教史研究的重要性及收集史料应采取的步骤的第一篇文章。
同年7月，先生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名誉编辑。
1936年，先生27岁。在北平研究院所办《禹贡》半月刊5卷11期发表《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代顾颉刚作《回汉问题和目前应有的工作》。
《从怛罗斯战役说到中国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是先生所写回教史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对唐代边防上的这场战役的历史地位作了新的解释，考证出怛罗斯战役的确切地点，指出西方汉学家沙畹的错误。沙畹在所著《西突厥史料》中错误地论断唐的失败是唐朝在西域势力的最后消失。文章还纠正了王国维对杜环《经行记》校对上的错误。文章指出在此次战役中，中国造纸术传至西方，引起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同时伊斯兰教义开始有了华文记录。
1937年，先生28岁。为《禹贡》半月刊办了两个回教专号，其中有先生所写《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并有译文多篇。代顾颉刚先生为天津《大公报》写了星期论文《回教的文化运动》等。《中国交通史》出版。7月，参加西北考察团赴绥远、宁夏、甘肃、青海，考察民族、宗教、水利。因“七七事变”，西北考察团多自行解散，仅有一小部分人仍坚持完成了考察任务，先生是其中之一。对这次考察，先生写有《绥宁行纪》和《甘青行纪》①。
《回教的文化运动》一文，在北京、上海、宁夏等穆斯林集中地区影响甚大。先生在文中写道：“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的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主张回汉间的隔膜必须竭力打开，回教的文化运动有助于中华民族团结。这篇文章同时也最早透露了先生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看法的信息。文章中所反映的这种思想经过不断地发展，形成为今天他关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50年后，他在《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几个理论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当前民族关系的时代特点是共同缔造共和国的民族关系，“统一和多民族之间不是简单的加法关系，而是辩证的统一，这就是任何民族利益脱离不了国家的共同利益，任何民族受了损害，国家也必然受到损害。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说建设社会主义，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资源和技术是生产力必须的因素，但能够开发资源，掌握技术的毕竟还是人。人是能动的生产力因素。所以，为了加快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加快培养各种人才，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素质，应是极其重要的任务”。
《中国交通史》是先生发表的第一部专著，也是我国交通史方面的第一部著作。它比较全面地看待历史上的地区、路线、法令、时代特点，同时，注重把握交通史各个时代发展。在体例内容和表述形式上，都使人耳目一新。《中国交通史》无论在写作思想上和编撰体例上都具备了中国通史的雏形。先生在为本书重印的题记中写道：“在开始写这部书的时候，大约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当时感到最大的困难是怎样把这样长的历史写出头绪来。第一个问题是上限开始在什么时期，下限写到什么时候。后来决定上限起自夏代，但应把夏代作为传说时期来看。下限要求尽可能写到最近。所以书里有1936年的事情。第二个问题，是中国交通史的分期问题，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后来决定分作五个时期。先秦是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民族混合运动对交通发展的影响，这所谓‘民族混合’，实质上是指汉族形成的过程。秦汉是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一统政府的重要作用。隋唐宋是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财富之区向东南迁移。元明清是第四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海运事业的逐渐重要。五口通商以后是第五个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受外国的侵略，一方面在技术上受到西洋的影响。现在看来，书内所写的交通区域、交通线、馆驿旅社、车船飞机，以及交通律令、交通机构，都还是交通史所应该有的；历史分期，有的还正确，有的还需要考虑。本书最大的缺点是没有能够把交通的发展放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去考虑，没有把交通的发展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解释出来，对于交通跟政治的关系，也说得不够。对于有关交通的思想方面，几乎就没有说到。现在如果要写一部新的交通史，本书中的材料还可以说是有用的。在观点和写作规模上，就必须开创一个新局面了。
“从我个人治学的进程上看，本书的写作，有它积极的意义。我对于通史的兴趣，对于划分历史时期的兴趣，对于寻找时代特点的兴趣，都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我对于中外交通史的兴趣，也是从写这本书开始的。后来，由中外交通史而中国阿拉伯交通史而中国伊斯兰教史而回族史而中国民族史，兴趣在不断延伸。现在我的学术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主编多卷本《中国通史》，一个是主编《回族人物志》。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都可说是沿着本书写作的思路发展而来的。还有另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这是沿着另外一条思路发展而来的，跟本书的关系略远一些。像这样的情况，都是当初所想不到的。”
此书有牛岛俊作的日文译本。牛岛俊作在译本序中称：“著者阐述以上诸端，举凡有关中国交通文化而可为典据之文献，全部搜用无遗，且都注明出处，确是一部标志着中国交通文化史著中最高水平的作品。”此书有1984年、1987年、1993年上海、河南、北京翻印本。
1938年，先生29岁。由于日本侵略日深，先生宁死不肯过亡国奴生活，携带家眷离开开封，经武汉到桂林，路上接连丧失3个亲人。在桂林车站候车1个月的时间里，他也没有忘记学者的职责，通过对桂林回回状况的调查，写出了《柳州伊斯兰和马雄》这篇著名的文章。先生在广西桂林成达师范学校教学，讲治学的材料和方法。
1939年，先生30岁。接受英庚款董事会资助，到云南大学研究云南伊斯兰史，主持《云南清真铎报》和《益世报》的《边疆》半月刊。其间，参加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
抗战期间，北平研究院在昆明黑龙潭重建史学研究所，由顾颉刚先生负责，当时云集了一批人才，韩儒林、苏秉琦、何士骥、吴世昌、许道龄、张维华、宓贤璋等。顾颉刚在《边疆》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先生那时的想法是，回族和汉族已血肉相融，在当前抵御外敌的情况下，不应过分强调单个民族的存在和作用，而应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去看待。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是不错的，它有利于各族人民在捍卫国家利益时的团结和战斗。他提议“中国史学家应由真的史料写成一部新的本国史”来证实这个观念。
这时，先生开始了云南回教史资料之比较系统的收集，开始了对云南重点人物赛典赤·赡思丁、杜文秀、马复初等的研究。他走遍了大半个云南，所收资料中，原始资料和传抄资料都颇为丰富，为回族史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
1940年，先生31岁。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讲学至1942年，并结识了楚图南先生，开始了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先生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中外交通史、中国史学史。这几门课程对先生来说，都是新开的。他一边学习，一边讲授，都能胜任愉快。
1943年，先生34岁。在重庆中央大学文史系讲学，开设春秋战国史和伊斯兰文化等课程。出版了《中国回教小史》、《咸同滇变见闻录》。代顾颉刚作《秦始皇》，由胜利出版公司出版。
《中国回教小史》是先生所写公开发表的回教史的第一种本子，字数不多，但反映了中国回教发展的整个过程，也是一本有开拓性的著作。《回教小史》有《题记》说：“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须具备几种语言上的工具，须理解回教教义和教法，须熟悉中国史料以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中的有关记载，须明了欧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的成绩，更须足迹遍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他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教外的学者，无论他是如何渊博，究竟觉得隔膜。教内人，虽有的人具备了一两个条件，但还不能具备一些必不可缺的条件。一直到现在，我们见不到一本可看的中国回教史，这实不可怪。这本不是短时期所能产生出来的。”
“现在我这一个小册子，更谈不上是什么著述。只是介绍中国回教史之一个粗浅的概念而已。在这个册子里，有几处是和别人的注意点很不一样的，也因为限于篇幅，不能详加解说。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写出一本比较详细的东西出来，请大家指正。并希望同道的朋友，以后在这门学问上，能够各出所长，彼此合作，能够写出一部比一部好的东西来。”这是先生对中国回教史工作提出来的要求。他的这些要求至今虽然一直未能实现，但对伊斯兰史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在写小史之前，先生还写了《中国回教史》。原计划全书六章，10万字，但因手头缺乏资料，只写了三章。前两章因辗转迁徙遗失掉了，只保留一章，这就是《元代回教人与回教》。
《咸同滇变见闻录》自序说：“清自中叶以后，吏治败坏，民变四起。滇僻处西南隅，距京师远，且回汉夷之所杂居。地方官吏遇有纠纷，不挟私抑扬，即敷衍因循。祸机之伏，已非一日。积之既久，一爆发于道光年间，再爆发于咸丰丙辰。道光之乱，幸有林则徐，得以勉强解决于一时，丙辰之祸，大吏甘为戎首，遂致一发而不可收。干戈扰攘亘十八九年。人民死亡，达数百万众。今事定七十年，滇西之元气犹未全复。此治中国近代史所不可不知者也。
“杜文秀际此非常之时，身当非常之任。祸发后，文秀跋涉山河，叩阍上控，盖已俨然以受害者之代表人自居。此后不十年，丙辰祸作。文秀遂正式为军民之首领，统率回汉夷之群众作抗清运动者达17年。势力之大，且伸入川黔两省。是时，文秀在西南之地位，一如洪秀全之在东南，同为企图颠覆部族专制之领导人，同为全民革命运动之先觉者。此又谈道光咸同滇变所不可不知者也”。
“虽然，文秀之事亦难言矣。记文秀事者，莫详于《平定云南方略》。《方略》，钦定之书也。文秀在是书中，不过一叛逆耳，无公平记载之可言也。其次，如《东华录》。《东华录》之与《方略》，资料同出一源，态度亦完全一致者也。再次，如云南各州府之地方志，方志中保存有价值之材料不少，而诬伪之记录亦不为不多。今欲于文秀抗清始末一考其实，方略方志虽不可全废，而所以证实补充之者，势不得不另觅资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