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说故居
父亲，我不得不提起那次未能成行的迁移，不知是不幸还是万幸。
你决定出售你像燕子衔起来的那个窝巢──那两间房子。你要卖掉房子之后带着我们回老家。你，和妻儿老小一共七口。你那些时日显得很兴奋，你说江西多好呀，老家的亲戚也多，而且一年四季不穿棉袄，不像这块洼地，冬季的卷地风刮得人像冰块，没有过多柴草生火的我们，总是以被窝取暖。你还说，那儿有吃不尽的银鱼和针公鱼。
盖着各级公章的证明寄给了那边的当地政府；你把售房启事贴在街头。那时候，小镇的人都在说：罗裁缝一家要回江西了。
那是一个什么时候呢？
那时候，你这个纵火嫌疑犯吃了闷亏，无处申冤，你求人写状纸，一封封状纸寄给县里、地区、省里和中央，要求严惩诬告者。信，一封封，石沉大海，或者退到公社梅书记手里，无人来替你平反。
那时候，你全家被下放，你们住在卫东大队的一个仓库里。你依然做裁缝，你的儿女们买来农具种地。你还记得你跟你的儿子坐在高高的牛车上下乡的情景吧？你的儿子背着一口乌黑的、换过底的铝锅，你们去乡下的第一顿饭是用半湿的竹根煮的，你的儿子跪着吹火，那时，他才有十三岁。那个吹火的少年就是我。
那时候，命运也真够捉弄人，那个邮递员的父亲孝裁缝，那个诬告你的家伙，曾嫉妒你手艺的人，全家也下放了，跟你下放在同一个大队。他竭力想与你和好，同是天涯沦落人嘛。然而你这个犟裁缝，那被污辱和遭受伤害的心灵无法愈合。你看清了这块洼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你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你如今看着这些因无钱读书而休学的儿女，看着他（她）们单薄的身子挑着沉重的稻禾，在水田中爬上爬下，你决定回到老家去。
镇上的两间房子空着了，租给了一个大学分配来此地的北方医生。
故居啊，第一次冷落一晃就是七年。在七年下放的日子里，你没命地给农民做衣服，以工换工。别人穿着你做的衣服，然后帮你挑谷打米，进城拖粪，码垛犁田。
你每次上街来，呆呆地看着冷落了的小镇的房屋，你围着它走了一圈又一圈，摸摸屋后那两棵被虫蛀空的柳树。天色放晚的时候，你背着扁担回乡下去了。哪儿才是你的家呢，你每一步都踩在虚处。那时候，你决定回江西去算了。
几个有此意思的买房人看过你的屋之后，问价，摇头。他们用手推推墙，拍打沾满手的灰土，又一个个走了。这房子几年没有维修啦，大学毕业的医生也搬走了，一把生锈的弹子锁守护着往昔的记忆。
房子没有卖出去，后来，我们全家又返回了小镇，几年下放的生活折腾得我们一贫如洗。从乡下带回来的只有一辆手推车，两个箩筐和一个簸箕，你又重新回到了你的缝纫社，你元气大伤，不再提回老家的事了，你修整了一下你的房屋，又开始了七年前的生活。那时候，你老多了，你的儿女们差不多已经成人，开始各自寻找自己低微的职业，混口饭吃。这个家啊，每到春节的时候，屋里多了几个陌生的女性或男性──这些人，后来成了你的女婿和媳妇，你的那张落漆的桌子上，有了一些瓶装酒、塑料纸封装的点心，这是儿女们孝敬你的。
又过了几年，这座房屋里有了摇摇摆摆走路的小孩，那是你的外孙和孙儿。
我们都有了自己的家，我们都在为生计而奔忙，江西，我们差不多都忘记它了。我们一点印象都没有。
你这个故居的主人和创造者，晃着满头花白的银发，抱着孙儿，坐在太阳下看春景。瓦松长了起来，这些耐旱的绿色植物，在屋脊上摇曳着，使小镇显得更黯淡、古老。
衰落的铺子
你没有见过我父亲的裁缝铺。在乱糟糟的河堤下，在小镇那块唯一的高地上，极苍凉无言地矗立着。暗红的门楣上用很幼稚而又自矜的黑漆写着铺名，尘幡一直吊在檐下，空荡荡的铺子里一览无余。它衰落的征兆在它建造之初就已显露出来了。薄砖墙正在慢慢地倾斜，人们不得不用许多铁铆钉和竹筒来加固它，墙里的填土也在悄悄地往下掉，就像一个老人身上的皮糠一样。具体地说，它的衰落是在一九八二年。这一年，瘸腿的铺子主任到县城学电机修理去了，他认为修理比一针一线给别人缝衣强；另外两个能干的师傅也远走高飞了，离开这个闭塞的洼地小镇，一去不返。后来，铺子雇请了一个乡下的复员军人作业务员，跟随孝裁缝山南海北地联系来料加工业务。当这个业务员能独当一面之后，他携着铺子里借贷来的两万元巨款，无影无踪。至今没有音讯，有人传说他已经越境，到了香港。
银行来封了铺子，清点财产，这些干了一辈子裁缝的匠人们，一个个脸上露出哀伤的神色，收拾着自己的剪刀、皮尺和缝纫机，含着老泪离开了它。他们从后门走出去，挽着那种沾满机油的裁缝提篮，勾着腰，互相道别之后向各自的家里走去。门被关上了，骤然间听到了一阵急雨似的麻雀叫声。空旷的铺子作了银行的抵押。
父亲，从此以后，你成了一个没地方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你衰老了。后来，你来到了县城你儿女们工作的地方，独自租了一间蓄洪屋，把你的缝纫摊摆在街头，在一家副食商店避风的墙后面，穿着臃肿的衣裳（怕街口的风啊），支起一块小裁板，踩着那辆黯然神伤，嘎嘎作响的老式“飞人牌”机子，专门承接老人的皮袄和小孩的衣服。你的手僵硬，眼力不如从前，做出的衣物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让那些陌生的顾客们数落。你分辩着，解释着，但是别人听不懂你的话。等你明白你再也不能上机了，你才听了儿女们的劝阻，从此放下你的剪刀和皮尺，永远告别了你的手艺，告别了你一生的裁缝生涯。那辆缝纫机生锈了，你也不再去擦它。我们说把它当废铁卖了，你又坚决不肯。我们想，就让它留着吧，你能看到它，或许是个安慰，它毕竟耗去了你几十年的生命，毕竟靠它喂养了两辈人。
那个裁缝铺呢？卖掉之后，除去还银行的贷款，落到你的名下，是四百八十元钱。四百八十元钱，只是一笔账，没有活钱支付。我的在广西前线当兵的弟弟，回来给你奔丧，才找到了理由去小镇领取这笔款子。你为这个裁缝铺干了三十多年，你听了党的话走合作社的道路，到头来，这四百八十元的欠款，还不能为你办一个简朴的丧事。一个老裁缝，一辈子，就是这四百八十元钱。
裁缝铺，你现在的主人是谁呢？
钓鱼的人
这个钓鱼的人坐在塘边，独对清风大野。他的洋铁罐里是一些鲜红的蚯蚓，他以鹅毛作浮标，酒米作诱饵。这个钓鱼的人戴一顶被雨水渍黑的草帽，抽着烟，静静地等待鱼儿上钩。
这个钓鱼的人不必要说话，除了咳嗽几声外，显得悠闲极了。他的渔竿是就是竹竿，用煤油烟熏出的竹节好看极了。他坐在草上，蚂蚁爬上他的趾头。他最喜欢钓的是那藏于水塘深藻中的黄壳鲫鱼，又嫩又鲜，像他家乡鄱阳湖的鱼味。当那些女孩般的鲫鱼小心咬钩时，红色的浮标沉浮不定，他的心里就会感到激动。他忘情于世外，碧绿的水草时时入梦。他怎么总是喜欢那些野鱼游动的水域呢？而且，他为什么总是喜欢独自一人外出垂钓？
父亲，你这辈子最大的享受就是钓鱼，并且总是在祖父寄来银鱼的时候，你总是要去钓一次两次。你老了，还是去钓鱼。那个小镇周围的水塘和沟汊都成为承包的家鱼塘啦，不能养鱼的也成为一汪臭水了。可你还是去钓。臭水坑没鱼，你走很远很远的路去钓，一天走上几十里。你到我表哥的村子里去钓，他离你四十里，来回八十里地，可你不在乎。你那双瘦腿，为了钓鱼而挪动。
你就葬在你钓过鱼的水塘边，这是我表哥的水塘，你可以日日夜夜地钓了，边钓边想你谁也不知道的心事。表哥已经给你削砍了一根好竿子，他知道你这一生没有什么爱好，除了钓鱼。
父亲，没有谁来打扰你。独往独来的父亲啊，钓吧，钓吧，钓这没有敌意的，同你一样无言的山水吧。
你生前的那根渔竿我保留了，当我想你的时候，当我老了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世界太吵闹的时候，当我看透了这世界却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我就去钓鱼，像你一样。因为我是你的儿子。
那根留有你手温的渔竿，那根执着的渔竿，在无声的哀伤中闪射着釉黄的光泽。线上的渔坠是牙膏皮，钩挂在尾部，它伴随着你，在你的攥握下默默传导了你的心事。这是你唯一留给我的遗物，它就放在我的写字桌边，在墙角里，绷紧着一线阴影。
可是父亲，告诉我，你钓去了你心中的忧伤吗？
河道和地名
在那个小小的堤垸里，黄金口，你是那样的安静和委琐。我实在想像不出你为什么有如此富贵的名字。那些喜欢在潮湿的洼地滋生的草木你都有。一些矮小纤细的水杉，排列在水边，野竹在堤边的坟地上东一丛、西一丛；通红的蓼梗像一只只冻僵了的老人的指头；太阳针开得满地都是。
我说，黄金口，我始终忘不了你深夜的油榨，这情景使人想起某个电影，是那么凝重，像铅灰的天穹一样。在武汉，一个地道的黄金口籍学者泪花闪闪地对我回忆说：“过去的河堤街又长又宽，好热闹，靠西边的一排铺面全是吊脚楼，老板们打开后门，就可用吊桶打虎渡河的水。现在怕都没有了吧？”我说：“是的。”“还有，”他继续回忆说，“我记得河堤街最东头有一家姓邹的酱园铺，两分钱买一块酱黄瓜，脆崩崩，油津津的。我还吃猪油锅盔。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天早晨到屠宰坊吃猪脑髓。杀猪的同我父亲关系很好。杀猪的把猪头剖开两半，要我挖着吃，一个猪头剖开了有两个洞，我每天早晨吃四个，证明黄金口每天要卖两头猪。或许不止一个屠宰坊呢。他还说，过去黄金口接戏班子都是在堤边搭台。黄金口的民间娱乐，最受欢迎的是“地花鼓”，有点像湖南花鼓戏，但是调子更妖媚，就是说，很有一点浪。”
这位学者讲述这些的时候，眼光是深邃而迷茫的。他把手插在口袋里，他的智慧的下巴埋在那条米黄色的围巾中。我看着他静静的回忆，像故乡冬日的那些树，我的心里温和而又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