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以上名胜地的宫观和21处重点宫观外，全国还有一些著名的道教宫观。如北京的火神庙，上海的城隍庙、白云观、钦赐仰殿，天津的天后宫，重庆的老君洞道观，黑龙江省阿城市的海云观，辽宁省的千山五龙宫、本溪九鼎铁刹山云光，青海省西宁市土楼观、湟中县西源山道观，甘肃省兰州市白云观和金天观、天水市玉泉观、平凉市崆峒山道观、敦煌市西云观、临夏市万寿观，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天都山道观、中卫市老君台道观，陕西省的华阴市西岳庙、宝鸡市金台观、延安市太和宫、户县重阳宫、佳县白云观、陇县龙门洞道院、西安市临潼区骊山老母殿，山西省介休市绵山大罗宫、洪洞县水神庙、方山县北武当山道观、浮山县龙角山庆唐观，河北省鹿泉市十方院道观、平山县天桂山青龙观、邯郸市吕翁祠，山东省的青岛崂山太平宫，河南省开封市延庆观、南阳市武侯祠道院、鹿邑县太清宫和老君台，四川省的都江堰建福宫、上清宫、二王庙、江油高观、大邑县鹤鸣山道观、三台县云台观、射洪县金华山道观、蓬溪县高峰山道观、梓潼县文昌宫，云南昆明的龙泉观和太和宫金殿、昭通市大龙洞道观、巍山县巍宝山道观、腾冲县云峰山道观，湖北省襄樊市真武山道观、麻城市五脑山中主庙、黄陂区木兰山道观，湖南省的长沙岳麓山云麓宫、芷江县天后宫，江苏省的苏州玄妙观、如皋市灵威观，安徽省蚌埠市涂山禹王宮，江西省的西山万寿宫，福建省福州市裴仙宮、福清市石竹山道院、泉州市元妙观，广东省广州三元宫和纯阳观、惠州市元妙观、梅州市赞化宫、潮阳市石洞玉龙宮、南海市西樵山云泉仙馆，香港的云泉仙馆、省善真堂、紫阙玄观、蓬瀛仙馆、青松观、黄大仙观，台湾的高雄文化院、文化三清宫、指南宫、朝天宫，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太清宫，新疆天山王母池道观。
3.道教对旅游文化的影响
道教因为其本身的文化含量、历史底蕴与自然山水的完美结合，对旅游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吸引了一大批高素质的旅游者，他们是旅游文化创作的生力军。在古代中国，特别是科举制实行的一千多年里，读书求仕被众多文人视为唯一的出路。然而真正成功的终究是极少数，大多数人不是失意就是落魄。面对残酷的现实，这些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文人，往往会由入世的儒家转向出世的道教的境界，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如唐朝的孟浩然就是先以儒家自居，自称“丘园一竖儒”，但在中年求仕失意后，就移情山水，常到道观游览。他不但游遍了家乡襄阳一带的道观，而且到越中旅游，其目的就是要“学仙”，实际上是一种心理“脱俗”。他曾经像道士一样“采芝南涧溪”，还向道士云公表示“何时还清溪，从尔炼丹液”。在旅游夜宿天台山桐柏观时写下了《宿天台桐柏观》：“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高步凌四明，玄踪得三老。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日夕望三山，云用空浩浩。”大诗人李白也是个典型，他曾以满腔热血出夔门下三峡，想展报国宏图。结果官场失意，也就转向了一生好为名山游的道路，广游道教名山名观。像他们这样的文人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道观的环境与文化，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在官场得不到升迁，在这里可以求得补偿，因为道教不像佛教追求的是死后的来世，而是现世成仙。道观又是烧汞炼丹、修炼仙术的地方，所以文人特别喜欢到道教的名山古观旅游。在这里可以亲自见识道教的炼丹养生，有时还可以得到炼丹的嫡传、养生的真秘。他们更希望“傥逢骑羊子，携手凌白日”（李白《登峨眉山》），成仙而去。而道观对文人的旅游，都非常欢迎，待若上宾。不少道士自身文化素质也较高，视文人为知己，不但以仙茗招待，而且陪他们参观旅游，谈经论道，吟诗作赋，甚至在道观里杯盘畅饮，通宵达旦。“仙侣披云集，霞杯达曙倾”（钱起《宴郁林观张道士房》）就是生动的写照。如此快乐、有益的旅游自然令文人乐此不疲。他们或三五成群结伴而来，或个人常居道观读书为文，作科举准备。道观吸引着他们，他们的传播又扩大了道观的影响，连皇帝也听得心痒痒，常到道观一游，大批文人自然又随驾巡游一番名山仙观了。如唐代诗人中李峤、沈佺期、崔湜、李乂、苏颋、徐伯颜等人就是跟着皇帝去游白鹿观的。
第二，为旅游文学创作提供了温床。文人来到道教名胜旅游，心情得到放松，清新的空气，秀异的风光，幽雅静谧的宫观，古意尚存的人文环境，往往令人感到进入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仙境，创作的欲望很容易被激起。灵感所至，援翰而作，不少佳作就这样玉成。有的文人本来就是带着创作目的来游玩的，他们在旅游中都要写点东西。还有的文人受道士求文，盛情难却，非写点文章不可。不论何种原因，一旦写出锦绣文章，就会被道观或题于墙壁，或摩崖刻碑。道观又是一个人来人往的文化交流场所，好的诗文一经出现，就会借此平台不胫而走，作者也会一夜之间成为名人。这种富于刺激的成功方式对文人来说更是求之不得。诸多因素结合，道教名胜与宫观就成了旅游文学创作的一个温床，孕育出许多旅游佳作，如李白的《登峨眉山》、陈子昂的《春日登金华山》、韦诰的《华阳洞题名》、孟浩然的《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苏洵的《张仙打狗碑记》等。
第三，促进了旅游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旅游文化不是一个为政府主动发展的事业。但古代是尚文的时代，文人的社会影响很大。道教向文人提供创作环境，为文人的作品提供传播平台，无疑起到了一种广告和宣传的作用。主观上是宫观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名气，吸引经济来源，但客观上，宫观与著名文人的合作，则使这些洞天福地和众多道观成为社会所趋的旅游热点，形成游人如织的情景，道观也随之声名鹊起。明显的效果使那些不甚知名的道观，更重视通过文人的旅游文化作品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文人，特别是著名者，他们的创作不仅仅在当时会有轰动效应，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成为新的名胜，成为文物，继续吸引着游客，并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旅游文化。这种良性的互动作用对旅游文化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三、儒教旅游文化
儒、释、道三家是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者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矛盾斗争，又不断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共生共存的关系。其中以儒家最为特殊复杂。一方面，它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以正统思想自居，是一个政治学说，另一方面，它受释、道影响，在民间被神化，受到超乎平常的崇拜，又是一个宗教学说。其精神思想与物质遗存也成为了旅游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1.儒家学说宗教化与三教合流
中国是否存在儒教，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历史上有过三次争鸣。第一次是在明末，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为了传教方便，力辩不存在儒教。第二次是在20世纪初，陈独秀等人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彻底否认有儒教的存在。第三次发端于1978年，任继愈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中国存在儒教的论断，但学术界仍有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儒教的人指出，“儒”是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他们的思想学问能够安定别人，足以说服别人，所以它只能称为“儒家”。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取得了正统地位，成为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它是一种入世的、理性的思想体系，没有教主，没有教徒，也没有宗教仪式，所以它不是宗教。而认为存在儒教的派别中又有两种理解：一派认为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孔子就是教主，他的创作作用就像佛教的乔达摩·悉达多或道教的老子一样；一派则认为，孔、孟创立的是儒家，是一个学派，而不是宗教，儒教应该是宋明理学为核心的宗教学说。
我们认为，儒家与儒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以是不是宗教来定性。可以说，汉以前的儒家不具备宗教的特性，但它的一些思想内容又为后来的儒教所继承。而唐宋以后的儒教，虽然具有某些宗教特征，但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宗教，它是由儒家思想加上正统思想下官本位崇拜而形成的一个怪胎，甚至可以将其分为两个侧面来看待，对于国家和社会知识上层来说，它仍然是一种思想学说；对于民间下层老百姓来说，它就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宗教。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与儒家思想发展变化有关，另一方面，更直接的原因是儒、释、道在竞争中又相互渗透所致，是所谓三教合流将宗教的释、道世俗化了，同时也将世俗的儒家宗教化了。
儒家思想是个很有弹性的大拼盘似的思想体系。从战国开始，它就不断地融入了其他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而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到汉代，它虽然获得了霸主的地位，但它已经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到魏晋时期，为了弥补自己哲学体系的薄弱，它又掺进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甚至玄学化了。隋唐时期，儒家思想表现出道学特征（不是道教的学说），同时又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与此同时，佛教、道教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纷纷向儒学靠拢。如唐代各个佛教宗派，除了唯识法相宗外，其他各宗派没有不吸收儒家思想的。这种斗争中的融合，实际上从东晋南北朝就开始了。当时儒、佛冲突主要集中于入世与出世的不同人生目的，佛教教规与传统伦常关系的矛盾以及神学理论上的争论。斗争的结果虽然是以佛教的妥协或迎合传统而告终，但主张融合的力量也随着斗争而不断增强。而统治阶级只要在不危及其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一般都认为儒、佛、道三者于统治有互补作用，往往也就采取平衡的三教兼容政策，以达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的目的。统治者的提倡，加速了三教合流，宋明理学出现正是这种三教合流、斗争融合的产物。这时的儒学既极力排斥佛老，同时又大量吸收佛老的理论以补充自己的思想体系。如理学开山祖周敦颐的主要著作《太极图》，就是点化于道教练气化神的“太极先天图”。到这时，《易》也堂而皇之地成了儒家首席经典。周敦颐还写有《爱莲说》《通书》等作品，则体现出浓厚的佛教思想。理学的创始人程颐、程颢更是“出入老释者几十年”，对佛道学术研究透彻。什么“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理一分殊”就是活学活用的表现。理学的扛大旗者朱熹更是喜欢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道理。
三教合流使儒教也走上了神坛。于是，各地除了寺庙、宫观以外，还有了孔庙以及众多儒道合流的产品，如关公庙、包公庙、张飞庙、岳飞庙、文天祥庙等等宣传儒家忠义礼智信思想的物化文化。孔子也登上了民间各家各户的神龛。连“老师”这么一个集合名词概念也沾上了万世师表孔子的光，挤进了“天地君亲师”的神牌之上，享受人间烟火。儒教的宗教活动也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大到天子的祭天祀地、封禅仪式和人文始祖祭祀，小到各级官吏主持的地方祭祀以及家庭的祭祖等，对孔子的祭祀从东汉起就被列入国家正式祭典，享受与社稷神同样的规格，并随着儒家宗教化的完成，祭祀规格不断提高，到清末终于升为大祀，与天地同级。
值得注意的是，儒教是入世的，它没有严格的入教方式，也没有准确的教徒数字，因之，从宗教行为上看，它似乎只是一种准宗教的信仰体系，但这并不妨碍它的宗教性质。因为出世虽然是宗教的突出特性，但它并不是宗教与非宗教的分界标准。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宗教宣布过自己是不能够治国而只能是“出世”的，相反，几个世界性的宗教都是积极入世的，政教合一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一些宗教之所以不得不“出世”，也完全是形势所迫，而非出于自愿。像基督教，耶稣降临人间，并不是要超度人们升入天国，他是人们盼望的救世主，是来人间解脱人们的苦难的，他的职责是让人们获得幸福，他的形象是像大卫那样的圣明君主。然而，他的努力失败了，他为世人流尽了自己的血。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上”。人们这时之所以还追随他，盼望能进入天国，这就是宗教的真正魅力所在，即在现实中带领人们追求幸福，即使失败了，也还有个希望。宗教首先是在下层人民中间产生的，社会下层的人们，失败的机会要多得多。其实，谁也不想一开始就去追求死亡，只是无尽的失败将他们的目光转向了天国，久而久之，使一些研究者就产生了错觉，似乎宗教就必然是出世的。其实宗教本身和大多数教徒并不这样认为，至少不绝对地这样看。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中，大都是与世俗君主你死我活地争夺人世间的统治权。到资产阶级发动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教建立的就是一个很世俗的政教合一政权。中国与西欧情况不同，儒教从汉代开始就成了统治阶级自觉的思想武器，它没有“失败”，也就没有落到出世的地位。它的入世及与统治者天衣无缝的融合，也使它更世俗化、政治化。但它仍然与一切宗教一样，盼望一个圣明君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儒学不认为研究“修齐治平”之学是社会本身的需要，而认为这是秉承天的意志，这就是一种宗教追求。从信教者这方面看，儒教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组织，而是没有在政权组织以外建立独立的组织。在集权统治下，政权组织同时也就是儒教的宗教组织，其中的各级官员，同时也担着一种教职，负责教化一方子民，执行宗教的职能，如按不同的品级，担任不同的祭祀任务。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同时也是最高的教职，是“天子”，是“圣上”，在最隆重的祭天大典上担任主祭。这种政教职能密切合一，应该说是儒教的特点。
2.儒教名胜及其旅游文化
儒教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始终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与强化。为了加强民众的认同感，精神上的宣传与物质的建设使之在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有优势，因之也流传下不少名胜古迹，成为今天宗教旅游文化的丰富资源。
（1）泰山封禅
孔子以恢复周礼为终身使命，儒教形成后，对“礼”的重视更加突出。在儒教的礼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祭祀天地，特别是位居人极的帝王们，为表示自己是“受命于天”，都把祭祀天地视为必修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帝王祭祀天地的活动地点选择了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