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古称岱山，春秋时改为泰山，为五岳中的东岳。大概古人认为东方为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所以泰山又被称为五岳之长。选择到这里来祭告天地，寓意是新旧交替，推陈出新，得到上天的庇佑。据说夏商周三代就有72位君主来这里祈祷，但真正见于记载的是从秦始皇开始的。而最隆重的则是儒教登上政治舞台后的汉武帝时，后来唐玄宗因口袋里钱两充实也极力仿效汉代的盛举。历朝历代的帝王们都向他俩学习，因此，泰山上的名胜古迹自然就多起来了，堪称全国名山之首。
帝王们来到泰山祭告天地，是有一套儒教礼仪程式的。他们在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叫做“封”；在泰山下一小山坡梁父山等地，报地之功，叫做“禅”。
封禅大典是在岱庙举行。岱庙是一组宫殿式的古建筑，从秦汉以来就建在泰安城内，唐宋元明清各代均不断增修，面积约10万平方米。主殿名为贶殿，殿内有著名壁画《启跸回銮图》，长62米，高3.3米，内容为泰山神出巡，据说是宋代的作品。岱庙后院有铜亭、铁塔，皆是明代的范铜、铸铁工艺的佳作。岱庙中现存最具有价值的文物要算那151块碑刻，其中有我国现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石刻之一“秦二世泰山石刻”。该石刻是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由李斯用小篆书写的胡亥诏书，原来立于泰山顶玉女池旁，到明朝嘉靖年间只剩29个字。清乾隆五年，经火患毁灭，后发现残石二片，仅存10字了，移入岱庙保存。此外，还有刻于东汉时期的“张迁碑”、“衡方碑”，西晋的孙夫人碑、唐代的神宝寺碑、魏晋隋唐的造像碑等，都是千年原件，弥足珍贵。
泰山封禅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次次的皇家大旅游，对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影响很大。历代文人吟咏泰山游的创作很多，如唐代诗人李白在天宝元年从唐玄宗封禅的御道登上泰山，就大有飘飘然出世成仙之感：“精神四飞扬，如出天地间。黄河从西来，窈窕入远山。凭崖览八极，目尽长空闲”，且兴致所致，一口气写了六首《游泰山》诗。杜甫的《望岳》诗，也是一首仰观泰山的礼赞：“岱宗夫如何？齐鲁情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思想在这里一脉相承。
（2）天地日月郊祭
儒教继承的祭祀天地活动隆重而又辛苦。到泰山封禅不是每一个帝王都有能力、有兴趣的，但祭祀天地则是巩固政权必不可少的活动，所以常年的祭祀天地活动一般都是在京城完成的。除了祭天地之外，还要祭祀日、月、先农、先蚕、岳、镇、海、渎等。这一类祭祀坛庙构成了儒教宗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其遗址则成了旅游名胜。著名的有：
天坛。按照周代礼制，祭天的坛应设在京城的南郊，因南为阳位，故祭天设坛于南郊。这祭天的坛呈圆形，称“圜丘”。周礼认为：“土之高者为丘，取自然之丘，圜者，像天圜也。”
我国现存最完整的祭天坛遗址是北京的天坛，位于正阳门外，是明清两朝皇帝在每年冬至日祭祀皇天和正月上辛日行祈谷礼的场所。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当时是仿南京形制建的天地坛，合祭皇天后土，在大祀殿行祭典。嘉靖九年（1530年），实行天地分祭，在大祀殿南建圜丘祭天，在北城安定门外另建方泽坛祭地。嘉靖十三年（1534年），圜丘改名天坛，大祀殿改为祈谷坛，乾隆时又改名为祈年殿。现在的天坛，有垣墙两重，分内外坛。从俯视图看，北圆南方，象征天圆地方，仍有明初天地合祭的痕迹。外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主要建筑在南北中轴线上。圜丘坛在南，祭天，有圜丘、皇穹宇等；祈谷坛在北，祈谷，有祈年殿、皇乾殿、祈年门等，中间有墙相隔。两坛由一座长360米、宽30米的丹陛桥相连。
天坛最著名的建筑是皇穹宇、圜丘以及祈年殿。皇穹宇是放置圜丘祭祀神牌的地方，高约19.8米，单檐圆攒尖顶，四周有圆围墙，即有名的回音壁。圜丘则是祭天的中心地点。按古制，祭天时天子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鼓乐齐鸣，报告天帝降临享祭，然后将祭品放在柴垛上，由天子点燃积柴，通过烟火，使天帝闻到气味。所以，祭天是在露天祭祀的。现在的圜丘是乾隆十四年（1749年）时扩建的。坛为3层，高5.1米，上层直径20米，底层直径55米，全部用汉白玉铺砌而成。整个建筑尺寸、用料数字多为9的倍数，体现了儒家《易经》的崇阳重“九”思想。祈年殿是皇帝祈祷五谷丰登的地方，现建筑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重修的，殿高32米，直径32.72米，为圆形三重青色琉璃瓦攒尖顶，顶尖冠有鎏金宝顶。大殿建在3层6米高的汉白玉台基上，气势庄重典雅，是我国古代建筑艺术最成功的典范之一。
地坛。按周礼，它设在京城北郊，是君王祭祀地的场所。地坛呈方形，称为“方泽”。具体的建筑是“掘地为方池，贮水以祭”（《六部成语·礼部》）。现在我们见到的有北京的地坛，其位于北京东城区安定门外路东，北京地坛公园内。原名方泽坛，是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天地分祭时专门建筑的，嘉靖十三年改名为地坛。地坛由两重正方形的坛墙环绕，其中主要建筑是方泽坛和皇祗室。
方泽坛的坛台为两层正方形平台，每层高2米，上层为20米见方，下层为53米见方，坛的四面各有八级石阶，坛下四周为条石砌成的水渠，以应古时“方泽”之实。下层石阶横跨在上层石阶之上，方泽中的水由渠道西南角的龙头从暗沟引神库井水而来。因地属阴，故地坛的坛墙和方泽坛均为正方形，其建筑尺寸、用料数目也都是偶数，且多为用阴数之极8的倍数，整个主体建筑呈黄色基调。
皇祗室是地坛的正殿，为五间单檐歇山式，黄瓦红柱，里面安放着地祇神和岳、镇、海、渎诸神的牌位。祭地仪式与祭天仪式大体相近，但祭后要挖坎穴将牺牲祭品埋入土中。
日坛。是君王祭祀大明神（日神）的地方。按周礼，应祭日于东郊。现在我们所见日坛遗址，为明清两朝帝王每年春分日祭祀日神的场所，地处北京朝阳门外东南，日坛路东，是明朝嘉靖九年所建，原名朝日坛。坛为方形，朝西一层，表面砌红琉璃砖，象征太阳，清代改为方砖。坛的四边有台阶，各九级，但这一切都早已经毁弃，只存遗址可辨。
月坛。是君王祭祀夜明神（月神）的地方。按周礼，应祭月于西郊。现在我们所见的月坛遗址，是明朝嘉靖九年同日坛一块建的，在今天北京阜成门外西南，礼士南路西，与日坛东西相对。月坛原名夕月坛，坛为方形，朝东一层，表面砌白琉璃砖，象征月亮，清代改为白色方砖。明清两代帝王每年的秋分日要来此祭月神。
（3）春祈秋报的社祭
作为农耕民族，事关生存大计的莫过于土地和粮食，将土地和粮食神圣化而乞求保护的概念，在遥远的原始社会末期大概就已经产生，并逐渐形成社稷祭祀。按古老的民间传说，社神名叫句龙（或叫勾龙），是水神共工的儿子，因为能平九土，所以被中央的天帝———黄帝选作了土官，官名就是后土。稷神则是烈山氏（也作厉山氏）的儿子，名字叫柱，因为能植百谷百蔬，所以被祭祀为稷神。夏代或商代以后，便改为另一位始为农神的周弃为稷神，周弃就是周人的远祖后稷。不过，按《白虎通义·社稷篇》的解释：“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地；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说明祭祀社稷的活动早在尧舜时就已经存在。汉代是儒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代，也是转化为儒教的第一步，《白虎通义》就是将儒家理论宗教化的滥觞之作。汉儒继承古代礼制，往往以周礼为蓝本，所以自汉代到明清，国家祭祀社稷神时，都是依据周礼。为此，专门设置以五色土铺筑的社稷坛，或叫“太社稷坛”。由于社稷神统管五土（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而社稷只是五土之一的原隰（湿润的平地）中能长五谷之祇，故说社时也就包括了稷，社稷也就可以简称为社，祭社也就是对社稷的祭祀。
为了祭社，就得设坛，作为国祭，太社稷坛的位置按规定应建设在王宫的前方，所谓“右社稷，左宗庙”，既同于祖先，又在祖先之上，可见之受重视。
现在所能见到的太社稷坛在北京中山公园内，建于明代。其实明代在南京和中都都曾建设过社稷坛，如明太祖在南京建的社稷坛是社、稷两坛分开的，相隔5丈，二坛共用一个矮围墙。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认为社稷分坛祭祀麻烦，且不合经典，于是合二而一，改建在午门后方。朱棣登基后，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在北京仿照南京改制后的社稷坛建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个社稷坛。它为一座方形太平坛，坛分三阶，长、宽17米左右，总高为1米，用汉白玉砌成。坛面上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填着青、红、白、黑、黄五色的泥土，上面再以黄土覆盖，象征着中央的集权统治。坛中原有一块方形石柱，名“江山石”，以表示江山永固，1950年移走。坛四周矮围墙用四色琉璃砖砌成，上覆四色琉璃瓦，其颜色与坛上对应方的土的颜色完全一致。矮围墙高约1米，正好与坛面同一水平。在坛的北面，有一木结构的大殿，是祭祀时的拜殿（现在叫中山堂）。
祭祀社稷不仅仅是君王的事情，民间百姓也有祭祀活动。据《礼记·祭法》载：“王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可见，从君王到大夫以下的民间，层层都在社，这一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到明代，各分封藩国也有王国社稷，但尺度较京城的减半，覆盖的土也只能按封国的方位取一种色。各府县衙门西北方位也都设有社稷，一般高仅3尺，方2尺5寸，只是一种信仰的表示罢了。各乡里则因祭社活动而形成居民的社会组织，就叫“社”。社的规模因时代、时间不同而有所不同，既有25家为一社的说法，也有12家、50家甚至100家为社的记载。儒教兴起后，很重视社的民间组织职能与国家政权机构的统一，为维护中央集权制度，汉代政府就发布过禁止民间自立私社的命令，将祭社纳入国教地位的儒教之礼的范围。但民间信仰的原始惯性顽强地继续着，祭社活动，特别在唐宋，成为了百姓的盛大节日。到了这一天，全社的人都要参加，在神秘而欢快的祭祀与聚餐仪式中，体验社会的凝聚与祥和，期盼生活的富裕与美满。仪式后“家家扶得醉人归”就是生动的写照。
宋以后，由于战乱频仍，加上儒教更紧密地配合专制集权的发展，对民间祭祀集会采取钳制政策，老百姓的祭社活动走向衰落，各村的社稷坛也就变成了土地庙或土谷祠。
（4）人文初祖祭祀与家族宗庙祭祀
对祖先的祭祀是儒教文化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它是儒家的孝道与民间鬼神信仰有机结合的产物，并成为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
祖先祭祀主要是祭祀有功德的远祖和血缘关系密切的近祖。在中华文化融合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民族崇拜的先祖，即我们所说的人文初祖，如盘古、黄帝、炎帝、伏羲、女娲，一直到尧帝、舜帝等等。随着民族祖先的分化、繁衍，又产生了多个分支的家族祖先，如宗祠里供奉的祖灵。家族中又分出若干个体家庭，他们又有自己的本家祖先。
祭祀祖先的活动，既有国家主持的公祭，也有民间自发的群祭和私祭。无论哪一类的祭祀，都是基于儒教的基本理论，受到鼓励和支持。故从古到今，中国的祭祖活动都十分活跃，而且形式颇多，如时祭、堂祭、节祭、岁祭、房祭、祠祭、国祭等。中华民族追念祖先的观念是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因之，由国家出面的公祭人文初祖，就不仅是一种宗教行为，也体现了民族的团结与凝聚意识，而且后者的意义在民族危急关头更加突出。即使在宗教色彩逐渐淡化的情况下，其凝聚民族的意义就更强化了。如1937年，中国面临日寇侵略而有亡国之危时，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携手合作共御外侮，这年公祭黄帝时，延安方面也派人参加，朱德、毛泽东在《祭黄帝文》中称颂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表达了民族共同的信仰。
中华泱泱大国，人文初祖的遗迹非常多，最著名的主要有：
黄帝陵。坐落在陕西黄陵县城北约1公里的桥山之巅，陵高3.6米，周边48米，有砖砌花墙维护，陵前碑石耸立，松柏环抱，庄严肃穆。往前有四角飞檐祭亭一座，亭前有两座高达10米的土台，相传是汉武帝祭祀黄陵时所筑。桥山东有沮水环绕而过，西麓则有陵庙，据说始建于汉代，历代都有修葺，宋代移建于现址。陵庙大殿内供奉有黄帝像，殿外庭院内松柏苍翠，花木芬芳，其中轩辕柏据说是黄帝所植，距今已有5000年高龄，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自汉代以来，历代帝王在清明节时，多派祭陵钦差前来祭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