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项族是宁夏历史上重要的少数民族之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民族建立了以宁夏为中心的西夏王朝，雄踞西北190多年，与宋、辽、金等朝呈鼎立之势。党项族的迁移，随着王朝的兴衰而进行，最终随着西夏王朝被成吉思汗的铁骑所征服，党项族也渐渐消失在民族融合中，或汉化、或回化、或藏化，只有那一座座高大的王陵，一个个精美的西夏文字，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岩画，无声地记录着党项族在历史上的足迹。
10～13世纪初，在中国西北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族，中国史籍称之为“党项”，或称之为“党项羌”，或记其源于“三苗之后”，或说“汉西羌之别种也”，并对其早期的历史和来源均有记述。中国史籍为党项立传的，有唐李延寿的《北史》，魏徵等的《隋书》，杜佑的《通典》，宋代欧阳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元代脱脱等的《宋史》等。总之，史籍所记党项是源于羌。
汉代西羌的主要居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析支，即指今青海黄河河曲一带，这里是西羌发源地。党项既然分布在古析支之地，当属西羌中的一支。西羌早在汉代就曾大量内徙于河陇及关中等地，而遗留在原居地的羌族，在4世纪初则为由东北迁徙到此的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所统治。因此，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557～581年）以后的泛称。北周后，党项羌兴起，分布更广。至唐代“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隋唐时期，由于中原王朝实力强大，在对突厥、吐谷浑等的战争中，不断获胜，党项羌族也不断归附。唐代在党项各部设置了一系列的羁縻州府。党项羌总体上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和平的关系。
7世纪初西藏高原的吐蕃崛起，兼并了西周的羌族等部，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唐贞观后，吐蕃势力开始向东北方向扩张，原居住在此的党项诸部有的为吐蕃所征服，有的则相继内徙。唐朝所设置的一些党项羁縻州府被废置。党项的内徙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地向北迁徙。最后散居在陇右北部诸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等州。内迁至关内道诸州的党项部众，其迁徙的路线，多经由陇右诸州而入关内道的灵、庆、夏、银等州。早在武则天圣历初年（698年），史籍就记载了关内道灵、胜二州内迁党项的活动。《新唐书·陆元方附余庆传》记：“圣历初，灵、胜二州党项诱北胡寇边，诏余庆招慰，喻以恩信，蕃酋率众内附。”北胡，当指时雄踞漠北的后突厥汗国默啜。又突厥文《毗伽可汗碑》记：“朕十七岁时（约在700年），余往征党项。”（碑译文引自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914页）。此所记党项，当为内迁至灵、胜、夏诸州的党项。以上事实说明，早在8世纪初，内徙党项的分布已扩展到包括宁夏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并且与漠北的突厥等北方民族有过冲突和交往。
灵、夏二州，内迁党项为数更多。天授二年（691年）有20万内徙党项附武周，则天以其居地置朝、吴、浮、归等10州，“仍散处灵、夏等界内”。以后朝、吴、浮、归四州并属静边州都督府。此都督府为唐安置党项拓跋部而设置。
开元九年（721年），在灵、夏两州之间，爆发了以六胡州人康待宾为首的反唐事件。六胡州，是唐在调露元年（679年）为安置突厥降户而置，地在灵、夏南境。神龙三年（707年），唐朝又改六胡州为兰池都督府，将兰池都督府列入党项羁縻州之内，说明此时的兰池都督府居民以党项为主。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徙的党项又发生了一次大的迁徙。这次迁徙是原在陇右北部诸州的内徙党项向东进入关内道的庆、夏、盐、灵等州，而原在庆、灵、夏等州的党项更向东迁至银、绥等州，有的甚至渡过黄河向河东（今山西省）地区迁徙。这次迁徙的外因是由于唐朝全力平乱，造成河陇空虚，吐蕃攻占陇右、河西等州，迫使党项人又一次踏上迁徙之路。一直到永泰元年（765年），前后约10年，第二次大迁徙才完成，内迁党项开始集中到灵、夏、庆、银、绥、延、胜等州。
唐朝为了有效地统治内迁党项人，直接任命一些有功的党项部酋为州刺史或其他官爵，以笼络其上层，便于加强对党项诸部的管理。但是这一措施也为唐末党项拓跋氏势力割据一方创造了条件。唐末黄巢起义，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率领部落兵勤王，与黄巢起义军进行了多次激战。唐朝在镇压黄巢起义军之后，于中和二年，授拓跋思恭“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居于夏州的党项拓跋氏，乘唐末农民起义的机会，借唐朝统治者之手，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
五代时的党项，正如史籍所记：“部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散处邠宁、灵武、河西，东至麟、府之间。自同光（后唐年号，923～926年）以后，大姓之强者各自来朝贡。”虽然五代时党项仍处于分散状态，但以“大姓之强者”为中心形成了几个大的割据势力或部落集团。如唐末以来盘踞在夏、绥、银、宥四州的拓跋氏，五代时兴起于府、麟二州的折氏，以及居于庆、夏二州之间的“西路党项”诸部等。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夏州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李继捧率亲属入朝汴京，献出了所管4州8县，其族弟李继迁不服，率人逃出银州，至夏州东北300里之地斤泽。在这里，李继迁网罗部族散亡的人，以过去李氏的恩德及民族复兴为号召，并联合辽，开始复兴之路。至道三年（997年），宋朝被迫恢复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的名号，并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奉还。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攻占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天禧四年（1020年），德明在怀远镇营建新都，取名兴州。党项人的统治中心移到今宁夏银川。
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将西平府定为都城，统治中心由夏州适居西平府。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李德明积极进行称帝建国的活动，将都城由西平府迁往怀远镇，改名兴州（今宁夏银川市），正式建都。1038年10月，李元昊正式即皇帝位，国号为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元年。至此，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新西夏王朝建立，成为西北地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封建王朝。
据史料记载，西夏灭亡时，蒙古军队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戮。“其民至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围中兴府时，成吉思汗下令对西夏居民“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西夏灭亡后，境内的党项族人及其他民族的居民，是否被蒙古军斩尽杀绝了呢？从现有资料来看，依然有不少人躲过了这场灭顶之灾。一部分人降附蒙古人，有些随蒙古军队出征南宋；一部分人可能迁移到藏区，一部分人迁移到四川境内；还有一部分在元代社会安定之后回到西夏故地。
元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平定浑都海之乱后，在原西夏境内置西夏中兴行省，省治设于中兴府。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徙西夏中兴行省于甘州，改称甘肃行省，下设中兴路。二十五年中兴路改为宁夏府路，这是“宁夏”之名正式使用之始。元“始开唐徕、汉延、秦家等渠，垦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之土为水田若干，于是民之归者户四五万，悉授田种，颁农具；更造舟置黄河中，受诸部落及溃叛之来降者”。“来降者”中有不少唐兀居民。有位党项人朵儿赤受忽必烈赏识，让他当中兴路新民总管。他上任后，录其子弟之壮者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凡三载，赋额增倍”。忽必烈很满意，升他为营田使。唐兀人有了这样一位深受元朝统治者赏识的官员，对当时流落他乡的西夏遗民产生极大的吸引力。再加上西夏灭亡后，元蒙统治者内部发生争夺汗位的斗争，西夏地区统治松弛，党项人逐渐返回家园。
西夏遗民还可以从“事僧敬佛”，刻印佛经，施散地区等方面考察知其梗概。《黑鞑事略》载：“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女子，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西夏灭亡后，这种习俗一直流传至元代中期，元著名学者马祖常写的《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做夫婿。”瞿昙为佛的代名词，这里指僧人。从这首诗里可以看出西夏故都中兴府一带元代依然有大量西夏遗民过着旧日的佛事生活。
再从元朝刻印西夏文大藏经的数量及施经地区，也可看出宁夏、甘肃一带西夏遗民的情况。元世祖忽必烈曾下令刻印河西字（西夏文）大藏经，未竟而卒。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于江南浙西道杭州路大万寿寺雕刻西夏字大藏经3620余卷，“施宁夏、永昌等路”。数量如此巨大的西夏文经在宁夏等地寺院流通，可见元代宁夏、甘肃及周边地区的西夏移民人数相当可观。
元代，用蒙古姓名的党项人有卜颜铁木儿、木花里、阿乞剌、桑哥八刺、哈兰多儿只、桑哥答思、朵儿赤、忙哥帖木儿、朵罗歹、勃罗铁木儿等等。这些人虽然改用蒙古族姓氏，但后裔不一定融合于蒙古族，居蒙古地区者蒙古化，居汉族地区者汉化，居藏族地区者藏化，居畏兀儿族地区者畏兀儿族化。
在鄂尔多斯台地的边缘，内蒙古鄂托克前旗的布拉格苏木、鄂托克旗的巴音陶亥乡和查布苏木聚居着一部分被称为“唐古特、斡索黑”的党项族后裔。他们已按汉族习俗将唐古特氏族改为唐姓。还有少部分由于倚势托庇和趋附名人门第而改为王姓，民国年间也有受马鸿逵之影响，为了当兵而改为马姓。025此外，在今陕西北部米脂、横山一带居住着许多拓跋复姓和拓姓汉族居民，他们有可能是党项拓跋氏的后裔。西夏灭亡后，居住在夏、绥、银、宥、静5州之地的党项拓跋部落为免遭灭顶之灾，改为拓姓，后来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
蒙元统治集团对原西夏统辖区域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后，唐兀人也被列为色目人之一，党项贵族中愿意效力于元的有识之士，也深受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和信任。元初，世祖忽必烈曾下诏求西夏贤士，“西夏子弟多俊逸”，因此，党项贵族中有一些人被元政府起用担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官职。元武宗海山还在唐兀贵族少女中选了位妃子，生了个儿子，即为后来的文宗，唐兀妃死后，追谥文献昭圣皇后。党项人开始移居内地。除了入朝为官外，随军东征南下，也是西夏遗民移居内地的主要途径。
西夏灭亡后，蒙元的统治者曾多次把西夏故地居民迁往别处。据史书记载，今内蒙古、山西、山东、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新疆、陕西、辽宁等地均有西夏遗民。例如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年）七月，遣灵州种田民还京兆，即今陕西西安。中统三年（1262年）十一月，“敕河西民徙居应州”，即今山西应县。至元十六年元世祖曾调“河西军千人戍斡端城”，即今新疆和田。至元二十四年（1283年）十二月，“发河西、甘肃等处富民千人往阁廓地”，即今新疆且末。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七月，徙甘、凉御匠500余户于襄阳。有学者统计仕宦元朝的唐兀人有60余个，还有学者据元明史料列出《元代西夏人物表》，在元朝廷和各地方做官的唐兀人370多人。这些人分布全国各地，他们的后裔逐渐被当地的汉族及其他民族所融合。明代朱元璋下诏强迫民族同化。明初规定，蒙古、色目人“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反映了明初实行的强迫民族同化政策，并没有使党项人很快消失，党项人融合于汉族中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西夏灭亡前后，有一部分党项人沿着唐时的北徙路线，遁往原始居住地；或者沿着去拉萨佛教圣地朝觐路线，遁往西藏。夏时，西夏王室中的一部分贵族，自西夏来投靠西藏萨迦政权，定居昂仁。从元初直到明末，他们成了那一带的一个地方掌权者，和萨迦昆氏家族关系密切。从13世纪晚期到14世纪屡受元朝封赐大司徒、国公、大元国师等号，世袭万户长职。西夏王室后裔，在当地被称为绛巴达布，意为北方的酋长、邦主。后藏西部，特别是拉孜县以西，藏人总称为拉堆。拉堆又分为南北两部，拉堆洛是拉堆地区的南部，即拉孜以西、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藏文资料都说是首邑在绛昂仁。这一地区的地方势族，是西夏王族的后裔。
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西夏灭亡前，即有一部分西夏人迁居中亚。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奉命去中亚见成吉思汗，抵达原花剌子模国都邪米思干城，看到城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以诸色人为之”。说明这时徙居中亚的西夏人已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成为回纥人所依附的对象。元至正年间，忽必烈将成吉思汗西征时被俘的大批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士兵和工匠安置河西，留在河西的党项人，有一部分则融合于回回民族中。西夏灭亡后，西夏遗民通过四种类型，即汉化、藏化、蒙化、回化，已融合在其他民族之中。迁徙与融合成为这一阶段西夏遗民历史的主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