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一切搞错了的人和事，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纠正。这一决定使一大批党员干部卸下了压在心头达20年之久的右倾包袱，获得了政治上、思想上的解放。
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部门的报告，决定从现在起，开始把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明确其本来的劳动者成分。按照这一文件，到1981年11月，全国共有70多万名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86万人的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的身份。接着，又明确规定，原工商业者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其成分一律改为干部或工人。这就妥善解决了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从大量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上述大刀阔斧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正确地处理和解决了人民内部的一系列矛盾，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社会各阶层人员的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恢复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我党的优良传统，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是极为重要的。
“文化大革命”肯定是个错误，因为“文化大革命”确实没有给我们带来一点好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如何对待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实践，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是实现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内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认真的清理，及时、果断地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从而为彻底清理并否定“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基础。
为了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指导思想的理论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决议》从四个方面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一、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二、这种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三、“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四、“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决议》着重讲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过程和原因。
首先，“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是错误的。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是《决议》对十年“文化大革命”作的论断。《决议》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
其次，“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有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
第一阶段：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二月逆流”，党的九大。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所谓“刘邓司令部”进行了错误斗争，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错误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它掌握了中央很大部分权力。
1967年2月前后，政治局和军委的一些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
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
第二阶段：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事件，周恩来主持工作，提出批极左思潮，党的“十大”。
1970年至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这是“文革”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失败。
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各方面工作有了转机。
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
1973年8月，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第三阶段：1973年8月至1976年10月，“批林批孔”，邓小平主持工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周恩来逝世，天安门事件，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
1974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指向周恩来。毛泽东先是批准这个运动，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又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同年4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同年10月，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文革”十年中，正是由于有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
再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有其直接原因。
毛泽东对“文革”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负有主要责任。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即被概括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错误的。由于他的威望达到高峰，他就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了实际和群众，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
不过，要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论点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把他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的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他在犯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还有其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缺乏认识，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旧经验。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习惯用过去熟悉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还有把马恩列斯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把关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当做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此外，还有在当时国际环境下中苏论战的影响，党就很难抵制毛泽东等提出的一些“左”倾观点。
国际共运史上没有解决好的领袖和党的关系而出现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外，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不易肃清，种种历史原因又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这就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与法拉奇直面交锋：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永远要保留下去。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他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绝不应该或者说绝不可以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全盘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也就全盘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
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我们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邓小平显示出了作为一个伟大政治家、战略家把握历史航向的非凡胆识、魄力和本领。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经过“文革”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还在坚持“两个凡是”的情况下，是邓小平毅然站出来，明确地说：“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也有错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时候，出现了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在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站出来，力排众议，指出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不能丢，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都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对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不苟言谈的邓小平却说过许多话，其中影响比较大的一次是1980年8月接受以采访世界政界要人、爱提尖锐问题而闻名的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的谈话。
1980年7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拆取下来。与此同时，长期悬挂的两块永久性的巨型标语牌也被拆除。现场的吊车、卡车，辅助着这个行动。很快，这个信息迅速辐射到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又通过电波，传递到了世界各地。
8月11日，中共中央下发指示，对此举作了说明。指示强调：根据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具体规定，鉴于以往毛泽东主席画像、语录、诗词在公共场所悬挂得太多，鉴于这种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尽管党中央做了这样明确的解释，但在当时，对许许多多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狂热的睡梦中醒来的人来说，仍是感到大惑不解。自然，对中国了解不很多的外国人，特别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生的伟大历史性转折没有深入了解的外国人，更不能明了中国共产党此举的真正含义。著名的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就是带着满脑子疑惑和问题前来中国，前来北京采访邓小平的。
8月21日，这位女记者来到邓小平身边，开始提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很明显，这是询问人民大会堂早些时候拆取毛主席巨幅画像行动后，还将采取怎样行动的潜台词。
邓小平从容自若，连手中的香烟升起的烟雾，也显得那样缓慢。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邓小平心中很清楚：对方提出的问题绝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尽管天安门上的画像那样令人瞩目。她提出问题的真正意图是想了解中国共产党怎样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所以，邓小平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要迂回提出的问题首先摆出来。他讲：“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琳埃娜·法拉奇手中的笔飞速地在本子上记着。这位女记者习惯录下全部的采访内容，然后一字不漏、一字不改地全文发表。如果她觉得有必要讲几句话的时候，就在前面另写，与采访内容分离开来。总之，她追求客观、完全。当然，绝对的客观是不可能的。
女记者没有想到，邓小平回答了是否保留天安门上画像的问题后，又主动地把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概括出来。于是，她把自己要提的重要问题也开诚布公：“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显然，西方人士是把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同一起。这恰恰说明了“局外人”的一叶障目，不识泰山。对此，邓小平觉得有必要给予全面的解答。他用肯定的语气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
邓小平加重语气，双目直视着对方，一字一句都如有千钧之力。
“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奥琳埃娜·法拉奇作为西方著名的记者，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对古老的中国在几十年前发生的那场翻天覆地变化是了解的。但是，对于毛泽东在这场历史巨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她就不甚清楚了。而且她觉得，西方的一些舆论焦点也不在这个问题上。
邓小平似乎猜透了对方的想法，他面带回顾的表情，向女记者解释自己刚才谈到的论断：“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女记者注意到，邓小平在讲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时，表情十分开朗、自豪，显然，他为能在毛泽东这样的伟大领导人领导下工作过而感到自豪。讲到毛泽东的错误，他又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邓小平停顿了一下，接着又点燃了一支香烟，继续按照原有的思路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