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开学之时，盱江人李觏对众人说道：“虞、夏、商、周四代的学校，其情形只要考察儒家的经书就可以知道。秦始皇凭借崤山以西之地与六国鏖战，想要万世称帝，结果刘邦振臂一呼，函谷关的大门就守不住了，秦国的武官和战将们，争先恐后地献关投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人们只看到‘利’之所在而不知道‘义，之所在。汉武帝即位于天下太平富足之时，汉光武帝出身于行伍之中，他俩都尽心竭力地推崇儒术。汉朝风俗教化的淳厚一直延续到灵帝、献帝时期。当时那些在野而敢于直言进谏者，即使杀头也不后悔；那些功勋卓著可震撼人主者，一旦接到诏命即交出兵权。各路诸侯眼盯着皇帝的宝座，但仍不敢去掉臣子的名号而称帝，这也持续了数十年。教化之道维系人心的作用竟如此之大。如今躬逢圣明天子之时，而你们袁州人又有一位贤明的太守，让你们通过学校教育追踪古代圣贤的踪迹。如果天下太平，则传授礼乐以陶冶百姓的性情；一旦遭逢变故，尤其应当坚持节操，做臣子的为皇上尽忠，做儿子的为父亲尽孝，使人精神上有支撑，行动上有法度。这就是朝廷倡导教学的目的。如果进州学只是为了舞弄笔墨以求名利，这样岂止是你们个人的羞辱？这也是治理国家者所忧虑的。”
朋党论欧阳修
【导读】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自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他是宋朝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很有成就的杰出作家，是当时公认的文坛领袖，团结和培养了许多著名作者，领导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的中心论点，然后引证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国家的治乱兴亡和朋党的真实关系。文中连用排笔，增加了说理的气势，也使事理在正反两面的对比中显得更加明白清楚。
臣闻朋党之说［1］，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2］。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3］，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4］，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5］，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6］，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7］。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8］；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9］，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10］。
尧之时［B11］，小人共工、獾兜等四人为一朋［B12］，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B13］，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B14］，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B15］，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B16］，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B17］。后汉献帝时［B18］，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B19］，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B20］，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B21］，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注释】
［1］朋党：人们因某种相同的目的而聚合在一起。［2］幸：希望。［3］好（hào耗）：喜爱。［4］党引：勾结。［5］贼害：伤害。［6］守：信奉，坚持。［7］名节：名誉气节。［8］济：救助。［9］退：废斥不用。［10］治：指社会安定兴旺。
［B11］尧：和下文中的舜、周武王都是儒家推崇的古代贤君。［B12］共工、獾兜：尧时被称为”四凶“中的两个。［B13］佐：辅助。［B14］及：等到。［B15］皋、夔、稷、契：都是舜时贤臣，分别被舜委任为管理刑法、音乐、农事和教育的长官。［B16］纣：商朝亡国之君帝辛。亿万：指人数众多。［B17］用：因此。［B18］献帝：刘协，汉朝亡国之君（189～220在位）。［B19］黄巾：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军，用黄巾为标志。［B20］昭宗：李哗，889～904在位。［B21］诮（qiào）：责备。
【译文】
据我所知，有关朋党的说法，从古就有，只是希望君主能辨别是君子还是小人就好了。大抵说来，君子与君子，因志趣一致而结为朋党；小人与小人，则因私利相同而结为朋党。这是自然的道理。
然而我却以为小人并无朋党，只有君子才有。其原因是什么呢？小人所喜爱的是利禄，所贪图的是财物，当他们私利相同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形成朋党，那是虚假的；等他们见到实利便争先恐后，或者一旦利益已尽而交情就疏远了，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会互相保全。所以我以为小人并无朋党，他们暂时结为朋党是虚假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了：他们所信奉的是道义，所履行的是忠信，所珍惜的是名誉气节。用这些来修养自身，就能志趣一致而相互补益；用这些来服务于国家，就能同心协力把事办成；自始至终一贯如此，这就是君子的朋党了。
所以做君主的，只应当摈斥小人的假朋党，信任君子的真朋党，那天下就能大治了。
唐尧时，小人共工、骧兜等四人结成一党，君子八元、八恺等十六人结成一党。舜辅助尧，摈斥四凶的小人朋党，起用八元、八恺十六人的君子朋党，唐尧的天下得到大治。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大子，皋陶、后夔、后稷、后契等二十二人，同时在朝廷列位任职，相互称赞，相互谦让，一共二十二人结为一党，而虞舜都任用他们，天下也得到大治。《尚书》说：”商纣王有亿万名臣子，是亿万条心；周武王有三千名臣子，却是一条心。“纣王时，亿万臣子各怀异心，说得上是不结朋党了，然而纣王却因此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为一个大党，周朝却因此而兴盛。东汉献帝时，将天下所有名士都逮捕监禁起来，把他们看做同党的人。等到黄巾贼寇造反，汉王朝大乱，这才后悔醒悟，把党人都免罪释放，然而已无法挽救了。唐朝末年，逐渐掀起了朋党之争。到昭宗时，竟把当朝名士全部杀害，或者被投进黄河，有人还说：”这批人自命清流，应当投进浑浊的黄河中去。“唐朝也就灭亡了。
前代的君主中，能使臣子人人各怀异心而不结党，没有比得上纣王的；能禁止贤士结为朋党，没有比得上汉献帝的；能杀戮清流结党的人，没有比得上唐昭宗时期；然而他们的国家都招致混乱灭亡。相互称赞、谦让而不自相疑忌的，没有比得上虞舜的二十二位臣子；虞舜也不加猜疑而都任用他们。然而后世并没有讥责虞舜被二十二人朋党所蒙骗，反而称赞虞舜是英明的圣君，就是由于他能分辨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时期，全国所有的臣子三千人共同结为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党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没有比得上周朝的，然而周朝却因此而兴盛，贤士再多也不嫌多啊！
唉，这些天下兴盛衰亡、太平混乱的史迹，做君主的可以作为借鉴的啊！
纵囚论欧阳修
【导读】
据史书记载，唐贞观六年，太宗亲自审讯了三百九十名死囚犯，并放他们回家，约定来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到了第二年秋天，死囚犯如数归来。太宗感其信义，遂全部予以赦免。欧阳修有感于此事，发表议论，撰成此文。
欧阳修一反流传的看法，认为这件事不可作为”常法“，甚至批评唐太宗这个举动是为了求取仁德的名声。文章反复辩驳，逐层深入，写得很明快。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1］，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