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底，日军攻抵柔佛的新山桥头，和新加坡只隔一条狭窄的柔佛海峡，新加坡市区已在敌人炮火的射程之内。在这千钧一发、战云笼罩的危难之际，郁达夫托人将儿子郁飞送回国内，自己仍旧留在南洋，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终于陷入日军之手。在10天前的2月4日，郁达夫和胡愈之、王任叔、王纪元、沈滋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在星洲从事抗日宣传工作的华侨文化界人士共28人，乘坐一只破旧的小电船悄悄地离开了危在旦夕的新加坡。
三年前，郁达夫是和妻子王映霞、儿子郁飞一起来到新加坡这个海国都市的。如今，当他向它告别，再次踏上漂泊、流亡之途时，他已是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独自一人了。他的行李极其简单，仅有两只手提箱，三年间在新加坡购置的一切家什及一两千册的书籍或抛弃或送人，全都成了身外之物。
当他们乘坐的小电船正驶出新加坡港口时，日军大编队的轰炸机恰好袭来，他们隐约听到新加坡市内响起了警报，随后便是一片爆炸声。由于他们乘坐的小电船是既小又旧的难民船，侥幸没有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一小时以后，他们终于逃出了危险区。回望新加坡，只见市内正有一股一股的浓烟直冲云天。
“别矣新加坡，什么时候才能和你再见呢？”
一船人都默默无言，但心中都同时这样默念着。
自1942年2月4日撤出新加坡以后，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郁达夫先后辗转、迁徙巴美吉里汶、石叻班让、望嘉丽、保东村、彭鹤岭、卜干峇鲁、巴爷公务等许多地方。在这三个月的辗转流亡生活中，尽管郁达夫生活极不安定，历经了千辛万苦，遭受了种种磨难，但却依然写下了这样一些深沉、豪迈、充满慷慨激昂之情的壮烈诗篇：
飘零琴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
乱世桃源非乐土，炎荒草泽尽英雄。
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梦里功。
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离乱杂诗十二首》之十）
千里驰驱自觉痴，苦无灵药慰相思。
归来海角求凰日，却似隆中抱膝时。
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
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
（《离乱杂诗十二首》之十一）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离乱杂诗十二首》之十二）
这几首诗，一反郁达夫固有的缠绵、哀婉之调，充溢着高亢、乐观、壮怀激烈之情。其中，有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有对祖国母亲的挚爱深情，也有以身报国、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和乐观主义精神。从诗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既有堂堂的正气，又有拳拳深情的爱国者的身影。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为了祖国，为了正义，郁达夫时刻准备迎接任何更为严峻、更为惊心动魄的考验。
巴爷公务(PaiaKoemBoeh)是坐落在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两个山峰之间的一个小市镇，以此为起点，有一条铁路经武吉丁宜(BoekitTemaki)通至巴东(Padong)。它距巴东188公里，距武吉丁宜仅有33公里。镇上有一万多个居民，其中华侨有一千余个，约占百分之十，且大都是操马来语或闽南语的侨生后裔，镇上有一个中华小学校。正是在这一地区，郁达夫度过了他生命旅程中的最后3年多时间。
1942年5月，郁达夫独自一人初到巴爷公务时，他化名赵廉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暂住在由华侨开设的海天旅馆。他原本打算找当地华侨帮忙，租一间房子做些小生意，以便长期隐蔽下来。谁知，刚到这里，他便因一连串的“偶发事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怀疑和恐慌，人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不敢与他交往。
原来，郁达夫在从卜干峇鲁前往巴爷公务的途中，曾发生了这样一场误会。那天，为了防止路上遭抢劫，郁达夫特地穿了一身蓝布的工人服装，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苦力模样。
上车以后，他发现车上的乘客和司机全都是印尼人，中国人只有他一个，而且打扮又是如此奇特，这自然引起了一车人的注意和轻蔑。途中，他们乘坐的这辆公共汽车突然迎面遇见了一辆日本军车。那军车上的日本军官一面做着手势命令公共汽车停下来，一面叽里呱啦地说着日本话。车上的印尼人全都不懂日本话，以为日本人要占用他们的汽车，纷纷慌张逃避。郁达夫侧耳细听，明白了日本军官不过是问去卜干峇鲁的路程，别无他意，于是就从容地用非常流利、地道的日本话给他指点了去向。
日军初到苏岛，当地懂日本话的人非常少。这位日本军官骤然听到郁达夫能讲一口标准、纯正的日本话，非常高兴，临别之前，居然向他恭恭敬敬地举手敬礼致谢。
日本军官的这一举动，使重新上车赶路的印尼人大为惊骇。他们根本未曾想到这样一个“苦力”模样的外地人，竟然会说日本话，甚至连日本军官也对他肃然起敬，他一定是个身份可疑的日本间谍！
这天下午，当司机把郁达夫送到巴爷公务一家广东人开设的海天旅馆，郁达夫以“赵廉”的化名登记住下后，司机还特地把他的“来历”及自己在路上的所见所闻偷偷地告诉了旅馆老板。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不到几个小时，无论华侨还是印尼人，都在纷纷传说、议论着这个来历不明的日本大间谍：
“有一个日本大间谍，今天到这里来了。”
“怎样一个人物呢？”
“一个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人，长瘦个子的。”
“他穿着怎样？”
“他化了装，长统的蓝裤，灰黄色上衣，一顶不新不旧的呢帽——像苦力模样，还有两撇小胡子。”
“他带有什么行李？”
“很简便，两只提箱，一只提包。”
“有没有同行的？”
“一个人，不会说马来话。”
“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呢？”
“不十分清楚，只知他在海天旅馆住宿时，登记用的是中国名‘赵廉’。但他跟日本军官很亲密，日本军官见了他像见了上司似的，对他敬礼。”
这些传说自然引起了当地华侨的警觉和惊恐。所以，当郁达夫初到巴爷公务，专程去拜访当地侨领和华侨时，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十分冷淡。
这一切，郁达夫都蒙在鼓里，他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冷遇和回避他，误以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已经获得情报，知道了自己的底细，了解了他是一位抗日分子，曾经在新加坡参加了一系列抗日的宣传、组织工作。郁达夫感到孤独和悲哀，他感到这里的华侨竟然不肯帮助一个从外地逃难而来的孤客，真正太缺少同情心了。
为了缓和自己同当地华侨之间的紧张关系，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郁达夫处心积虑，想尽了种种办法。有一天，他茫然地走进了一家药铺。这家药铺的老板曾当过教员，算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他一走进药铺，便对老板说：“我知道日文，你们要学日文吗？我可以教你们日文。”
药铺老板唯唯诺诺地支吾其词。
“来来来，你们拿纸笔来。”他继续说，“我写给你们看，日文是这样写的。”
他写出日文的字母表，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表示他的确有教日文的能力。最后他又在字母表上题写了“赵廉书”
三个宇，要求老板将它贴在店堂中间，并且说：“如果这样贴着，那么日本人来，看到这，就不会为难你们了。”
郁达夫原本是想以此证明，自己有驱逐日本人、保护当地侨民的力量，消除他们对自己的疑惧和冷淡。殊不知，他愈是如此这般地表白，反倒愈增加了当地华侨对他的警惕，他们相信，能以日文和“赵廉”之名驱逐日本人的，必定是间谍无疑。
郁达夫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似乎隐约地感到，巴爷公务的华侨，全都变成了他的敌人。他们随时会去向日本军部告发：这个化名“赵廉”的中国人，是个抗日分子，真名叫郁达夫……陷入如此境地，郁达夫的内心不能不感到焦急、惊恐，仿佛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然而真正的不幸还在后面。
当时，巴爷公务还没有日军驻扎，但在距巴爷公务30余公里的武吉丁宜，却已建立了日军的机关和宪兵队队部。一次偶然的机会，郁达夫会说日本话的事被日军宪兵队队长获悉，于是他便强行将郁达夫带到了武吉丁宜，充任宪兵队通译(翻译)。
据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的叙述，郁达夫被迫充任日本宪兵队翻译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一天，达夫去访当地的侨长(荷兰时代的甲必丹)蔡承达先生，托他代找一间屋子。进门的时候，正有一个日本宪兵在那里向他办交涉。双方语言说不通。侨长已经知道达夫懂日本话，就要他做临时翻译。这一来，武吉丁宜宪兵部就知道了有一个华侨赵廉，住在巴爷公务，精通日本语。
可是不久麻烦就来了，当时苏岛日军十分需要通日语的译员。武吉丁宜宪兵队队长知道赵廉是当地唯一通日语的华侨，就亲自到巴爷公务，要把他带去到宪兵部充任通译。达夫说他是做生意的，不能把生意事务丢弃。但是那宪兵队长说，这是军令，一定要服从。达夫知道是无可理喻的，除非他不要这条生命，不然不去是不成的。好在宪兵并不知道他是郁达夫。所以他只好被宪兵带走，到了武吉丁宜。
而据王任叔在《记郁达夫》一文中的回忆，其间经过还有这样一件事：
巴爷公务市外，有一个叫亚浮斯廊的地方，那里住着一家同侨富户，是姓曾的，达夫也曾去过那里撞过门。在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在曾家，遇见了日本宪兵队队长。曾家的一位亲戚，有一辆汽车给印尼人抢了去，要不回来。达夫这时曾为这事向那宪兵队长申诉。语言沟通了人们的情感，在没有一个人懂得日本话的当时情形下，对一个说得很好日本话的人，自然是分外亲切的吧。那宪兵队长，马上办理这件事，汽车被要回来了。达夫从这一件事中解除了华侨对他的危惧，但达夫却也从这一件事中不得不被投入虎穴了。
进入宪兵队以后，郁达夫表面上不得不与日本宪兵合作，巧于周旋，暗中却营救、保护了不少华侨和当地印尼人。由于宪兵完全不懂马来话，所以遇到审问印尼人的案件，他在翻译供词时就故意减轻罪证，为他们开脱。有时宪兵队接到暗探关于华侨的密报，郁达夫探悉以后，就立即暗暗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弭。
在郁达夫刚进宪兵队不久的一天，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带了四五个华侨，奉棉兰日本宪兵队的命令缉拿华侨抗日领袖陈嘉赓及其同伴，来武吉丁宜向当地宪兵队报告，请求协助。由于这些人都不懂日语，郁达夫在替他们翻译时，故意添加了一些使日本人不高兴的话，于是宪兵就把他们痛骂一顿，驱逐出门。遣送出门之后，郁达夫又对他们怒斥一通：
“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
这一群民族败类，不知道郁达夫的真实身份，还以为他也是日本宪兵队的宪兵。听了这顿斥责，一个个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只好连声应着“是、是”，垂头丧气地狼狈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