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宪兵队，郁达夫一面暗中保护和营救了不少抗日分子、印尼群众和华侨，一面也以种种韬晦之计巧妙地将自己伪装起来，苦心孤诣地为自己制造了种种“保护色”。
他经常到巴东观音亭去求签，那种顶礼焚香的真诚神态，与一般的善男信女毫无两样。他非常周密地伪造了一份履历，自称他父亲原是福建莆田人，后来去日本经商，于是他便被带到日本并且在日本读过中学，学会了日语，随后，他又跟着父亲一起来南洋的卜干峇鲁做生意，不幸遭印尼人的抢劫。他曾以这份伪造的履历去设在巴东的日本军政部，申办一张准许他教授日文以维持生计的证书：“遭到印尼人的抢劫后，生路发生问题。没有办法，想到自己还会教日文，现在你们皇军来了，一定要推行日本文化，就准我来教日文吧！”
日本军政部的一个总务科长，相信了他的话，真的发给他一张证书，证明他可以教授日文。
在日本宪兵部，他也以同样的履历搪塞、敷衍日本人。
在宪兵队，郁达夫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种种灭绝人性的野蛮暴行。同时，由于他伪装成一个不懂政治的商人，日本宪兵对他这个“通译”疏于防备，许多很秘密的事在他面前也都毫不隐讳。有一次，郁达夫惴惴不安、十分黯然地对在巴东教育界供职的张紫薇(了娜)说：“……他们把很秘密的事情都拿来和我商量，我怕……”
张紫薇听了也替他担心，因为知道敌人的秘密越多，危险性也就越大，这是中外一致，到处皆然的。但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只是建议他尽早离开宪兵队，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行。
当时，目睹郁达夫身陷魔窟、处境维艰这一不幸遭遇的胡愈之、王任叔等人，也都纷纷劝说他尽快脱离宪兵队这一虎穴狼窝，以免不测，但要找一个能够替代他并且懂得汉、日、英、荷等语的翻译十分困难，他要脱身又谈何容易。
为了能脱离宪兵队，郁达夫果真“不择手段”，编造了种种理由。他先是说为了帮助日本人工作，生意不能经营，亏损严重，因此他必须回去整理家政。此招不见效，他又装病，而他此时的身体偏又特别好，于是他只好虐待自己，鸡鸣即起，用冷水冲凉，让自己伤风；吃鸦片、喝酒，让自己咳嗽……总之，他想尽办法摧残自己，以证明自己患有肺病。
后来，他又去萨瓦伦多的医院，买通了一个日本医生，请他给自己开了一张患有肺病的证明书。日本人很怕肺病传染，恰好1943年二三月间，武吉丁宜的宪兵队长换了人，这样郁达夫的辞职请求才获批准，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要时还要找他来帮忙。
脱离宪兵队以后，郁达夫回到巴爷公务的寓所“养病”，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在此期间，他一面花了不少时间用于读书，读历史，读德文本但丁的《神曲》，读德文、英文、荷文的各种作品，一面经营着一家“赵豫记”酒厂。这家酒厂是1842年9月，流亡、汇集在巴爷公务的华侨文化人，利用一笔外地寄来的救济费和当地华侨的资助而筹建的。酒厂筹建之初，即决定由赵廉(郁达夫)出面做头家(老板)，酒厂名“赵豫记”，同时由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帮忙记账。
酒厂开业以后，销路骤增，生意兴隆，这不仅解决了一部分流亡华侨文化人的生活困难，同时也给身陷魔窟的郁达夫增添了一层保护色。在宪兵队，郁达夫曾利用酒厂老板的身份与日本人周旋、应酬，经常邀请日本宪兵来酒厂喝酒。
甚至当他离开宪兵队以后，仍不断有宪兵来他这里喝酒。为不使他们疑心，他也照常招待、应付，和而不流。像酒厂这类维持这些流亡文化人生活的小规模的生产事业，以后还陆续开办有造纸厂、肥皂厂和华侨农场等，并且也都由郁达夫出面任老板。
脱离宪兵队回巴爷公务“养病”期间，郁达夫还完成了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即他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结婚。
在日本人面前，郁达夫是以“富商”身份出现的，如果长期独身，未免会引起日本人的怀疑。另一方面，自从他辗转、流亡抵达巴爷公务暂居后，日常生活常常弄得凌乱不堪，需要一个家庭主妇从中料理、照管。
在此期间，郁达夫先后接触过两位女性，但都没有成功。
第一位是一个“饭店西施”。一天晚上，郁达夫与友人张紫薇一道去巴东一家华侨开的马来饭店吃饭。席间，饭店主妇忽然自告奋勇地提出要为郁达夫做媒，并当即约定了等一下看人。
不一会儿，果然从后门进来一个身着荷兰装、烫着头发，长得十分丰满、结实的姑娘。她一进来就坐在靠门边的椅子上，言语不多。谈了几句话，她竟索性站起来又从后门走了出去。
主动提出为郁达夫做媒的饭店主妇见姑娘走了，颇有一点歉疚之意，但她也无法叫姑娘回来，只好对郁达夫说明天回话。
郁达夫对这位“饭店西施”似乎印象不错，他郑重地对张紫薇说：“我明天回巴爷公务，这里消息如何，你写信告诉我。”
几天以后，那位媒人的回话还没有等来，张紫薇竟先收到郁达夫的一封短简：
紫薇兄：
……饭店西施，若无回音，亦乞置之，因此间又有一件公案，或者可成眷属，当较巴东小姐为适合也。
匆告，顺颂
财祺！
弟赵廉敬启
七月十一日
原来，郁达夫在巴爷公务又认识了一位李小姐。这位李小姐，年龄约三十出头，曾受过荷兰教育，担任过学校幼儿教师。郁达夫觉得这位李小姐比那位“饭店西施”更为中意，并兴致勃勃地邀请她与朋友们一起去酒楼吃饭。按照巴东的地方习俗，巴东小姐结婚之前，要首先经过交换戒指等多种手续才可同行，同坐车，同看戏……郁达夫与李小姐没有经过这些程序，即邀请她与朋友们一同去酒楼吃饭，这在巴东也是一大创举。但不知怎的，郁达夫与这位李小姐最终还是无缘结成“眷属”。
后来，经武吉丁宜海天旅馆吴老板的介绍，郁达夫又认识了一位家在巴东的华侨后裔，并最终与她喜结良缘，娶了这位新夫人。
这位新夫人没有受过教育，不懂中国话，只会说马来话。
她原籍广东，当时刚20岁，生父姓何，幼时却为陈姓收养，故原名陈莲有。这位陈小姐长得非常健壮，但容貌却绝对不能算美，所以结婚以后郁达夫又为她改名换姓为何丽有——“何丽之有”的意思。
他们的婚期定在1943年9月15日，地点选在巴东的荣生旅馆。这家旅馆原本是张紫薇的两位朋友合伙开设的，因为经营有方，生意兴隆，担心日本人来强行“拼股”，所以，经张紫薇的建议和引荐，由郁达夫出面加入虚股，作为三人合伙，希望凭借日本宪兵队通译赵廉的身份和地位免遭日本人的侵吞和暗算。这样，郁达夫除赵豫记酒厂老板外，又有了一个不需出一分钱的荣生旅馆股东的头衔，这无疑使他在这错综复杂的环境里，又增添了一层新的保护色。
结婚的前一天，郁达夫亲笔拟写了这样一张结婚证书的底稿：
结婚证书
男赵廉
原籍福建
年四十岁
女何丽有
原籍广东
年二十岁
右二人于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在巴东结婚因在战时一切从简
此证
证婚人：吴顺通
介绍人：戚汝昌
吴元湖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五日
在这张结婚证书上，郁达夫的姓名、籍贯、年龄都属于伪造。当时的他已虚岁四十八，但为了缩小自己与女方年龄上的距离，他将零头舍去了。除此以外，在日寇统治时期，凡涉及年月时间等等，一律都要使用日本年号“昭和”的字样，这张证书也未能免俗。
他将结婚证书的底稿交给了张紫薇，并且交代说：“请找人将此稿抄写一式二份，你在结婚宴会上当众宣布一下，然后将证书分别交给我们就行了，不必再举行什么婚礼。”
荣生旅馆的股东之一，日本宾兵队翻译赵廉与当地一位少女结婚，这自然是引人注目的大喜事。9月15日，荣生旅馆张灯结彩。作为“洞房”的新郎房门上，贴着一张书写了“结婚”两个大字的鲜红色的彩纸，室内插满了鲜花，窗外也布置了一排排的花篮。巴东的侨界领袖和社会名流都前来贺喜，参加他们在荣生旅馆举行的盛大婚宴。
从表面上看，郁达夫对于这次结婚是十分认真、很有诚意的，但实际上，其中也不无逢场作戏，在夹缝中求生存，聊作韬晦之计的成分。
结婚那天，郁达夫一早就来到张紫薇的住处，相见之下不说别的，只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他说：“我昨晚弄了很久，拿来给你看看。”
张紫薇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四首律诗，写得非常工整，一笔不苟：
无题四首
——用《毁家诗纪》中四律韵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恨，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编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卿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都因世乱飘鸾凤，岂为行迟泥鹧鸪。
故国三千来满子，瓜期二八聘罗敷。
从今好敛风云笔，试写滕王蛱蝶图。
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
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
弯弓有待山南虎，拔剑宁惭带上钩。
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
老去看花意尚勤，巴东景物似湖。
酒从雨月庄中贳，香爱观音殿里薰。
水调歌头初按拍，摩诃池上却逢君。
年年记取清秋节，双桨临风接紫云。
读完这四首诗，张紫薇告诉郁达夫，他最喜欢“拔剑宁惭带上钩”这一句，郁达夫回答说自己也爱这句，并且说：
“现在帮他们点忙不要紧。赘秦原不为身谋——并不是为自己吃饭。揽辔犹思定十州——还想安天下呢。”
听着郁达夫一面吟诵一面解释的语调，张紫薇仿佛看出了他包藏在保护色里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