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党事件”开战祸心藏不住
丰岛海域战甲午战争大揭幕
19世纪末期的朝鲜，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为了反腐败、求民生，朝鲜的东学党人领导民众举行了起义。东学党，原为“东学道”。所谓“东学”，就是“东方之学”。它奉儒、佛、道三教的教义，且加以折中，取其长而舍其短，以“诚”“敬”“信”三字为训条。东学党因其迎合民众的愿望和要求，深得民心，发展很快。
起义的导火索是1894年发生在朝鲜全罗道古阜郡的“石伏水税事件”。在朝鲜，有一种特有的堤堰，叫做“伏”，以木石或土沙筑成，用来截水灌溉农田。“伏”分国有和民有两种，“石伏”是古阜郡的国有“伏”之一，农民用水要缴一定的水税。谁知这竟成了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百姓的手段。一个名叫赵秉甲的贪官上任郡守后，变着法儿增加水税中饱私囊。郡民对此极为不满，派代表向全罗道观察使金文铉申诉。金非但不受理，反而将代表关起来。郡民忍无可忍，在东学党人全奉准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起义军以“不杀人伤物，逐灭夷倭，澄清圣道，尽灭权贵”为行动纲领，向古阜郡进发。他们袭击郡衙，驱逐郡守赵秉甲，开仓放粮济贫，一路北上，直逼全罗道首府全州。全州守城将领林泰斗闻讯弃城逃跑，民众开城迎接。6月1日，起义军进入全州城。不长时间里，全州至公州以南的地方尽归起义军所有。东学党占领全州后，扬言即日进攻公州、洪州，直捣王京。朝鲜国王闻奏大惊，令人起草乞师文书，于1894年6月3日由内务府参议成岐运携带照会赴中国，正式要求中国派兵。
清政府李鸿章阅后，觉得朝鲜国王言词恳切，而且派兵援助是清朝保护属邦之旧例，便向皇上奏请。李鸿章按上谕于6月4日即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同太原总兵聂士成、总兵夏青云带兵2465人，先后分乘招商局轮船，由“扬威”“平远”“济远”“致远”“操江”号五舰护送，开赴朝鲜。同时电致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知照日本外务省，以符前订的《中日天津条约》之约定。
再说日本自朝鲜东学党起义后，一直关注着朝鲜局势的发展。日本外务省接到照会后，遂急召回国休假的驻朝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令他乘军舰“八重山”号即刻赴朝准备战事。6月5日，大鸟公使率领海军陆战队400余人从横须贺港启程，10日到达仁川，即日进入京城。
6月12日，日军第5师团第9旅团长陆军少将大岛义昌率领混成旅团到达仁川港，13日入京城，海军中将伊东佑亨指挥的海军舰队也开进了仁川港。
清政府知道日本也已出兵，只好复照小村寿太郎：“我朝以朝鲜王请救，派兵前往，此照抚绥藩服成例，乱平之后立即班师。贵国不可派出重兵，而且朝鲜王当初还未向贵国要求请兵。故贵国之兵，不必进入朝鲜内地。”日本不仅不理睬中国的照会，还直接告知中国：“本国历来不认朝鲜为贵国藩属，此次派兵前往，一系按照《济物浦条约》，一系按照《中日天津条约》办理。至于派兵之数，本国自有权衡，我兵入朝鲜内地，亦无规定。”
此时，中日双方在朝的兵力如下：日军大岛的混成旅团兵力共计8007人，马匹粮草与此相称。伊东指挥的海军舰队辖有“松岛”“吉野”“大和”“武藏”“高雄”“千代田”“筑紫”“赤城”“鸟海”“八重山”号，旗舰是“松岛”号。中国军队2465人，于大岛到达仁川的前两天，即6月8日分三批在牙山登陆。清军驻牙山，日军驻京城，双方相峙，危机四伏！
12日，根据李鸿章的指示，叶志超派聂士成为前敌营务处，负责剿办起议军，叶本人暂驻牙山待命。当聂士成率军到达全州时，起义军首领全奉准获悉中日两国业已出兵，怕事情复杂化，同意与政府和解，遂提出了严惩贪官、改善人民待遇、废除苛捐杂税、土地平均分配、广泛录用人才等12项条件，被政府谈判代表应允，双方于6月11日签订了停战条约《全州和约》。12日，起义军退出全州，新任全罗道观察使金鹤镇到任办公。
起义军退出全州20天后的7月5日下午3时，聂士成率领数十骑抵达全州。6日，聂士成回拜金观察使，安抚民众，对此次事件900家遭难户，每家发给洋银2元，帮助重建家园。7日，聂士成接到叶志超的“速回”电报，便将安抚事宜交给金观察使之后，率骑返回牙山。
10日，聂士成回牙山后，立即会见叶志超，并建议说：“现在匪乱已平，我军在此无益，速请傅相（李鸿章）派轮船来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叶志超犹豫不决，半晌未答。11日，聂士成力请叶志超发电给李鸿章，要求班师回朝。叶志超同意了，但李鸿章未允，回电说：“目前和议未定，著暂驻牙山。”13日，有人从京城来报，日本兵至朝鲜，约有3万人，分兵驻扎各要隘，武装全是新式快枪。聂士成得悉，又去见叶志超，对他说：“师久驻牙山非计，宜速请内渡方为万全。”叶志超也有同感，便又打电报给李鸿章，要求尽快撤兵回国。
此时本是中国撤兵的大好时机，日本便无挑衅口实，难以施展阴谋诡计，中国便可处于主动地位。但是，刚愎自用的李鸿章执意不肯，仍然坚持双方同时撤兵的立场，致使时机丧失，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
起义军与政府言和，京城平静如镜。在这种情况下，朝鲜要求日本撤军，日本当局哪里肯从？既然战争机器已经启动，就不能停下来。日本非但不从朝鲜撤军，反而源源不断地向朝鲜增兵。日本的异常举动，引起列强的不安。6月11日，俄、英、美驻朝鲜公使纷纷质问日本公使大鸟圭介：日本为什么向朝鲜增兵？大鸟无法解释，只好向当局建议：“目前若向朝鲜派遣过多军队，就会引起朝鲜政府和人民尤其是第三者——外国人不必要的怀疑，在外交上实非得计……目前汉城平稳，民乱状况业已发生变化。在收到下一次电报之前，剩余的大队人员暂停派遣。”
此时，日本当局发动战争的决心已定。外务大臣陆奥宗光马上回电指示大鸟圭介：“即使在外交上稍有纷争，也要按日本政府原定计划迅速将日本军队开赴朝鲜，进驻汉城，并向朝鲜政府建议，劝其速借日本兵力弥平叛乱，是为上策！”
为掩护日本大举向朝鲜增兵，陆奥宗光又向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出强硬命令：“难以停止大岛部下的军队在朝鲜登陆，你继续与袁世凯进行日中共同撤军的谈判，争取早日达成协议，但一开始就不必准备实行之。总之，帝国对朝鲜将来之政策，不得已将采取强硬处理方式。关于此点，本大臣正与伊藤伯爵商议中。日本政府为实现出兵朝鲜之夙愿，有应付一切事态之决心。”
大鸟圭介遵照日本当局的明确指示，与清政府代表袁世凯进行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军的谈判，并于6月15日达成如下协议：日本将驻朝鲜兵力撤回3/4，只在朝鲜留250人，且不在汉城驻兵；清国撤出援朝兵力的4/5，只留400人以应不时之需。等东学党起义平息后，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出全部兵力。为表示诚意，大鸟圭介甚至提议立即交换中日两国共同从朝鲜撤军的公文。
日本当局为把中国逼向战争，又于6月15日制订了新的计划。日本内阁当日通过了关于改革朝鲜内政的决议，其内容有：与清政府合力尽快镇压朝鲜“乱民”；在“平定民乱”后，中日两国各派常设委员若干名驻在朝鲜，共同改革其内政。如果清国政府不赞成日本的意见，日本就单独迫使朝鲜实行政治改革。
6月16日，日本政府把这一方案交与清政府。当时清政府正准备请欧美诸国出面调停，促使中日共同从朝鲜撤军，遂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共同促使朝鲜政府改革内政的方案。对于清政府的拒绝，日本早在预料之中。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外交上争取主动，是有意做给西方列强看的。接到中国的拒绝答复，日本当局便于第二天即6月22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向中国发出绝交书，向朝鲜增派军队，并蛮横地声称：“日本政府所百方筹划，以求朝鲜国安之要，业经陈明在前，日本政府不能付之默视。今而迟疑，无所施为，以旷时日，则该国变乱弥久弥大，是故若非设法办理，以期能保该国将来邦安，而图政得其宜，我政府竟不能撤兵，即我政府之不肯轻易撤兵之议者，非只遵照《天津条约》条款之旨而然，亦系善后预防之计也……日本政府断不能饬撤驻朝鲜之兵也……”
为了加速战争进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6月23日向大鸟圭介下达指示：“在目前形势下，开战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在免使日本遭受非议的范围内，可采取任何手段，以造成开战的口实。”同一天，陆奥宗光又向接受他密令到汉城协助大鸟圭介制造开战口实的外务省书记官加藤高雄发出密电指示：“不必顾及清国不同意改革朝鲜内政一事，对清国要以劝告的口吻进行质问，切实做好开战准备！”
6月26日，大鸟圭介闯进朝鲜王宫，向朝鲜国王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其后又天天派人催逼。无奈之下，朝鲜和清政府向俄、英、美等国提出调停干涉的请求。
为维护列强在远东的利益，俄、英、美等国纷纷出面调解中日纠纷。日本不敢开罪于西方列强，就诡称“绝不首先进攻中国”，外相陆奥宗光还信誓旦旦地向俄国驻东京公使保证：“日本政府除希望确立朝鲜之独立及和平外，绝无他意。将来中国政府不论采取什么举动，日本政府绝不做进攻性之挑战。万一不幸此后日中两国间不得不交战时，日本亦必立于防御地位！”
在外交手段的掩盖下，大鸟圭介于7月3日又向朝鲜国王提出更具有欺骗性的朝鲜内政改革方案，共5条27项，主要是改革朝鲜中央和地方的政府制度。该方案强行规定：在10天内动工铺设汉城至朝鲜各地的铁道，架设通信电线；6个月内完成淘汰朝鲜政府冗官等10项工作；两年内完成朝鲜全国土地普查和税制改革。
接着，日本故意指使日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宣告与清朝总理衙门大臣的会谈破裂。7月14日，小村寿太郎又向清朝总理衙门提出强硬照会，指责清政府在中日之间“有意滋事”，蛮横地威胁说：“嗣后因此即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时，日本对发动侵华战争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没有取得英国的支持。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扫除发动侵华战争的国际障碍，日本决定在砂糖和帽子交易问题上对英国做出让步，并向英国保证，不把未来的日中战争引向中国的上海和长江流域，不损害大英帝国的在华利益，并于7月16日与英国签订了《通商航海条约》，以取得英国对其发动战争的支持。
果然，在英日签订条约的第二天（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就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对华开战，通过了作战计划，还决定将对华主战派的海军首脑人物桦山资纪由预备役恢复为现役，取代中牟田仓之助出任海军军令部长，作为大本营重要成员参与甲午战争的决策和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