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公平的吗？不是，正是因为世界是不公平的，所以导致大量资本从高工资的西方国家转移至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无国界，利润在哪里，资本就会流向哪里，直至全球利润的平均化。在全球一体化时代，资本已超越国界，把全球作为一体，对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和利润的最大化，从而改变以往以国家为主体的全球产业分工和贸易模型。U形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U形曲线的左上角代表观念和创新，它决定产品的形成和功能；最下端是生产组装和运输；从右边往上依次是分配，营销。欧美国家处于U形曲线的两个顶端，控制科研和营销，同时也控制利润的大部分；而发展中国家处于U形曲线的底端，属低利润的加工生产。美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研发国家和资本技术输出国，中国是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国家和资本技术输入国，所以U形曲线国际分工格局也可以归纳为：美国创造，中国制造，全球消费；或者欧洲创造，中国制造，全球消费。正是全球经济结构的这一改变，导致全球经济地理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及全球财富的倒流和重新分布，并在近30年里，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导致了美国的逐渐衰退和中国的强势崛起。
1.随着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向地球的另一半转移，全球经济中心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中有400多个都在中国投资，并且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做越大，超过其本土企业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起初，转移到中国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后来渐渐上升到中高端产业。由于大量外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3%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由此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制造业大国，并超过美国，从而结束了美国在制造业110年雄踞全球首位的历史。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到2011年底外汇储备已达到3.2万亿美元。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我们在本书的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25年超越美国。
2.全球经济中心的转移导致全球经济结构和经济循环机制的变更。历史上，美国和西方曾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廉价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而生产和研发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一全球经济循环机制中，财富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入西方发达国家，以至于穷国愈穷，富国愈富。而到了当今，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回母国，因此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社会与农产品和原料出口国。在这一循环机制中，全球经济结构发生了极富戏剧性的变化。全球财富出现了倒流，富国在变穷，穷国在变富，世界中心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因为生产基地、资本和技术移至发展中国家，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工厂，推动了出口及外汇诸备；中产阶级开始崛起，整个社会处于良性循环发展。而与此相对，因为资本、技术和产业的转移，西方发达国家成为消费型国家，发展势头减弱，工作机会减少，中产阶级每况愈下；消费依赖于进口，而进口的增加导致贸易逆差的加剧，于是它们从原来的债权国成为了债务国。
3.正是全球经济结构的这一变化导致今天全球财富分布的改写，导致美国衰退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其中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最为引人注目。根据统计，全球外汇储备为9万亿美元，中国拥有3.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对应，全球外债总值为56.9万亿美元，美、英、德、法、意、荷、西班牙等西方国家分别处于前10位，它们外债总和已占全球债务82%，而美国外债达13.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债的23.9%。
表面上看，美国的衰退与中国的崛起有着因果关系，因为中国崛起，所以美国衰退；因为制造业转移到中国，所以美国大量就业机会流失，失业率居高不下；因为跨国公司将产品从中国返销到美国，所以导致美国贸易赤字，债务上升。因此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两大巨人间的对决，它们的关系是零和竞争关系，并由此双方对抗从经济上升到政治和军事层面。但是，实质上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崛起都源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同一变化过程的两个不同结果，一个被衰退，一个被崛起，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得益者，但不是美国衰退的始作俑者，美国的衰退不是中国干的，至少不是有意干的，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零和竞争关系。那么，美国衰退是谁干的呢？回答是资本和跨国公司，因为导致世界经济结构变化的是资本，是美国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它们为了生存和追求更高的利润，推动资本和技术从美国与西方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导致美国在这一变化过程中的被衰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方资本和跨国公司为了利润而出卖了美国，美国衰退和中国崛起都源于资本对现有全球资源最优化配置整合的结果，而不是中美双方零和竞争的结果。显然，美国的对手是资本，而不是中国，美国要扭转其衰退趋势，有两种方法，一是改变资本对利润贪婪的本性；二是改变自己，使自己变得对资本有利可图，而不是把矛头指向中国。
患上“中国崛起焦虑症”
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冷战后当今的亚太，美国大规模“军演季”一场接着一场，代号为“金色眼镜蛇”“对抗北方—2012”“关键决心—鹞鹰”等等的军演令人眼花缭乱。像以往一样，演习设定了各种各样的“假想敌”，旨在应对各种各样的“威胁”。人们不禁要问，美国究竟在怕什么？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它掌握了世界一流的军队，这支军队武装到牙齿，军费超过俄、中、日、法、英几个大国之和，占了全球军费开支的半壁江山。美国在全球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拥有几十个军事盟友，追求所谓的“全球24小时即时打击”能力。这种能力只有美国拥有，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望其项背。但就是这样一个超级巨无霸却在日益害怕。
梳理一下林林总总的“美国之怕”，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有时的确是“真怕”。美国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世界潮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意识到国际安全环境正在日益多元化，意识到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正日益相互交织，即使国力再强，单枪匹马已很难从容应对。美国有时又是“假怕”，动辄以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网络安全等名目对别人指手画脚甚至动手动脚，夸大外部安全威胁以实现其战略意图，为保障自身“安全”让别人不得安生。就在这些“真怕”与“假怕”背后，其实说穿了，是美国怕失去霸权。美国奉行的是“我能打你，你不能打我”的强权丛林政策，其安全战略核心就是保障其全球霸权的绝对安全。“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然而自21世纪以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用兵显然已力不从心，世界警察形象也大打折扣。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到可能要开打的叙利亚和伊朗战争，美国在面临财力难题的背景下，似乎每场战争都有一种深陷泥淖的乏力感。尽管美国仍然引领着全球新军事变革的发展方向，其军事装备和军事理论也一直独领风骚，但这一切都似乎难以掩盖美国应对全球多重安全威胁，尤其是非对称安全威胁时的窘境。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大海啸，2011年再次袭美的金融危机，更在美国痛处大撒了一把盐。当复苏经济成为美国的首要任务，复苏道路遥远而漫长时，削减国防预算、收缩全球部署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但美国又强烈地表现出要维护其超强军事地位和天下霸主的野心。
随着美国不断称霸，它在世界上树敌也越来越多。“9·11”事件是美国与穆斯林世界长期为敌遭逢的最大一次滑铁卢式的打击，从此噩梦不断。到了如今，世界更加不安与动荡：起迄于2011年欧美发动的“阿拉伯之春”，给中东地区安全局势带来了太多太多不确定因素。和美国隔洋相望的大西洋那边，美国的难兄难弟——欧洲，出现了多米诺骨牌式的债务危机，危机在持续发酵之中。这让美国这个“世界领袖”蒙上了多重阴影，潜意识里，美国患上了“霸权焦虑综合症”，美国面临了二战后最严峻的挑战。而“霸权焦虑综合症”最大重症是“中国崛起焦虑症”。过去10多年间，当美国一直在埋首于“世界反恐”无暇顾及亚洲整体局势，中国则埋头发展，并在危机中继续保持了全球一枝独秀的发展增长态势。“中国崛起”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普遍共识。虽然这种崛起促进了亚太地区的安定、和平与繁荣，对美国安全和霸主地位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但“中国崛起”却成了美国一个挥之不去的心病和烦恼，它把过去10多年定位成“低估了中国的威胁”，于是，“重返亚太”，维持美国在世界、亚太的领导地位，就成了美国解决焦虑的最现实举措。